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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恶鸟 发布时间：2017-10-29 18:24:07

  他的想象力之城“光辉之城”，为此曾自己设计街道，家具甚至汽车来匹配他的光辉城，为建筑他赌上一切。到晚年，他醉心此语：创造，就是平心静气，上下求索。

• 作者： 煮了那枚反骨 发布时间：2013-02-24 16:57:15

  被人要求看的，可作政治八卦来娱乐消遣。

• 作者： 楮 发布时间：2022-12-12 12:48:18

  在behance上找资料时恰好也看到了食物链拼图书，这本书里也有

• 作者： hkstehtstark 发布时间：2009-09-10 12:46:11

  在xj停留一个月，最后把书遗忘在那儿，颇具意味，叹

• 作者： 格物的格 发布时间：2022-09-14 01:11:30

  3篇专论，511件紫砂作品图。作为自己的熏陶入门书，很受用。

  似乎方中寓圆，圆中见方，是为上品。

• 作者： 罗曼努斯四世 发布时间：2021-06-24 15:08:21

  极难，大二做不下去

• 女人不是天生的顺从者

  作者：顾予美 发布时间：2022-04-29 03:10:07

  波伏娃认为，顺从(submission)不是女性的天性，而是命运：成为一个女人，就是处于一种臣服表现为自己命运的情况。女性的顺从是父权制造成的压迫的表现，是女性通过被物化（特别是性物化）而异化的结果。女性的奴化并不遵守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因为女性所做的家务劳动并不被认为是工作，也没有奴隶手工劳动的成果。因此，家务劳动并不能使妇女获得自我意识，而是将她们禁锢在一种从属关系中。

  妇女的从属地位与黑人、犹太人和无产者的从属地位有本质上的区别。其一，妇女的顺从并不是某个事件的结果。它无法被追溯，而是一直存在着的情况。对妇女的压迫是绝对的、静态的。其二，妇女不是与她们的同伴一起生活，而是与她们的压迫者（丈夫）一起生活。正是以爱的名义，妇女被转化为一个神秘的他者，但这种他者身份却总被错误地认为是本质的。

  女性的身体在她们能够体验之前就已经有了社会意义。换句话说，女性的身体在成为一个生活的身体(lived body)之前就是一个社会性的身体，作为一种命运发挥作用。成为一个女人就是发现，我们自己的身体甚至在完全属于我们之前就属于男人的目光。要理解女人，就要理解以第一人称（作为主体）生活在一个已经被（男性凝视）构建为客体的身体。

  通常，顺从是被强力压迫的一种结果。但波伏娃认为，女人在她的顺从中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顺从是她们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这是因为，在父权制结构下，女性的自由比男性的自由成本要高得多，顺从对女性而言有利可图。女性从日常中的顺从，例如健身、化妆等，可以感到快乐。同时，在使自己成为奴隶的过程中，女性也获得了一种对男性的权力：她的牺牲给了男人一些职责，如承担起家庭责任。出于爱，她使自己成为他的奴隶，从而使他受到束缚。

  因为顺从是女性一直存在的命运，因此，顺从就是不做任何事情来反对这一命运，也就是让社会规范和定义这些社会规范的男人为她做决定。而自由是一个主体要努力攻取的东西，它是有风险的，它的成功是没有保证的，它需要将女性的自我投射到一个不确定世界上，因此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自信才能获得。

• 向死而生——读《伊万·伊利奇》

  作者：Gracela 发布时间：2019-06-14 20:36:24

  《伊万·伊利奇之死》是托尔斯泰晚年重要的“死亡文学”作品。作品取材于真实世界中一位法官的濒死之语，讲述了高等审判厅委员遵循着体面愉快的处事原则，在上流社会价值评价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在死亡之际，直面生命意义构建的故事。

  小说一半以上的篇幅用以详细描述主人公伊万·伊利奇接近死亡的过程，在现实细节的生动性、琐碎性描写中，充分展示了托尔斯泰高超的白描技巧，以及敏锐、全面的思考。对死亡的思考，是这篇小说最大价值的所在，这奠定了其在“死亡文学”这一领域首屈一指的地位。从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如何思考死亡，以及抽丝剥茧，将自己的心灵完全与主人公贴合，完成了对生之意义的构建。

  伊万·伊利奇在主流价值观中无疑是一位成功人士，出身名门，以优异从法律学校毕业，在父亲的帮助下谋到第一份工作，并且聪明伶俐的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为自己制定了明智的发展原则：唯上流社会身居最高为的人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学习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对生活的见解，并跟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随后的人生也按照了升职、娶妻生子的常规步骤，偶尔遇到一些挫折，也能通过茶余饭后的一局文特解决，虽然在1880年走入人生低谷，但很快又依靠熟人的权力谋得了心仪的职位，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切看起来都如此健康，理所当然。但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在一件件地事情发展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文本中微不足道地细节，却构成了他临死前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死亡地牵绊。

  人总是在构建意义，伊万·伊利奇也是人，普通人，虽然他不接受自己的如“卡伊”一样是将死之人。他时时刻刻在对自我的存在进行解释，当这种解释因为突如其来的病痛所颠覆，他的人生开始支离破碎。于是他在临死之前不得不完成生的意义的重建，否则死不瞑目。那么，生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可以通过作者平铺直叙的描写中去寻找主人公痛苦的线索，从而回答出，“托尔斯泰认为人应当怎么活”这一问题。

  人，认识你自己。精神分析学派学者弗洛伊德为自己拟了墓志铭——他揭开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他是本领高强的人。现实生活中，有几个本领高强的人？伊万·伊利奇的悲剧，不妨从他自身入手，去看看哪些他认为合理的选择背后的陷阱。

  

  伊万·伊利奇的童年就不必追溯，其青年时期为自己定下的处事准则，似乎无可厚非，用作品中的原话：年轻人难免要胡闹。我们阅读文本，看见他的痛苦是从婚姻开始的，但，没有人强迫过伊万·伊利奇必须娶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不妨来听听我们主人公的原话：他拥有这样一位妻子，乃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快事，与此同时，他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那些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可见，他做出此种选择，有两层考虑：早晚要结婚，这门亲事算好的了；上流社会的人必定认为我行为正当，足够体面。

  既然婚事了结，就应该相互扶持，但伊万·伊利奇不这么想，“他向家庭生活要求的，仅仅是它能够给予他在家吃饭、有主妇照料和有地方安睡的种种方便，而最主要的则是为舆论所确认的外表的体面。”妻子为其生子，在他眼中只是麻烦接二连三地来；妻子产后心情阴郁不定，寻求关爱，在他看来简直无法忍受，毫不体面。所有的这些冷漠，好像最后如轮回一样降临到了他身上。

  那伊万·伊利奇做出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托尔斯泰在文中频繁地刻画一个寻欢作乐但尺度合理的主人公形象，讽刺意义已很明显。主人公错误的产生，都绕不开一种生活追求——体面。更通俗地说，便是从青年时代就无法割舍的自尊心、虚荣心。这是环境塑造了这样一个可怜的人，虽然他表面上威风凛凛，万事顺意。

  

  左右逢源、万事皆顺，这不是伊万·伊利奇的全貌，我们从文本中找到了他为此作的“牺牲”：1在法律学校的时候，他做过一些十分卑鄙下流的行为，但相比于身居高位的人的手段，他便忘却了正误，“即使想起它们，也毫无痛心之感”。他受不了良心的谴责，使得他漠然的行事变得合理正当；2在别人赞同的眼光下，娶了一位自己并不喜欢的高贵女人，并承受随之而来夫妻关系的拉锯，家庭环境的恶化，我们可以说，他从未拥有过爱情；3因为对家庭的忽视，从未感受过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并且接连失去了三个孩子。除了小儿子，他很难在家庭中寻找到真实的爱；4在法庭上装模做样，完全排除个人观点，遵从一切规定的形式，在与上下属、同僚的交往中，维持着虚伪又可敬的面目……这合理的背后，又有诸多的不合理，当我们揭开伊万·伊利奇自身的错误，会惊异：人怎么可以这样活？归结起来，伊万·伊利奇算得上爱情、家庭、事业满盘皆输。

  这种种选择背后，支持伊万·伊利奇的是浅薄但是成就感巨大的利己思想。他不能瞑目，因为他的死来的意外——竟是为了那该死了窗帘；他的死毫无意义——没有人对他的即将离去表示可怜同情，甚至没有真诚地坦白；他不能死，他想活，但怎么活？

  我相信，伊万·伊利奇后期也发生了微小的改变。当他在1880幸运地谋取了高职，成功的喜悦带来夫妻关系的缓和、家庭生活的愉快，“他们不仅生活在一起，而且情投意合，即使在婚后的最初几年也从来没有这样情投意合过。”伊万·伊利奇开始了另一段愉快的生活时，实际上他也在数年的成长中开始将重心转向了家庭：开始自己动手设计并装修新房。是他兴趣盎然的不是官场中的逢场作戏，而是他想到自己的“帕莎和小丽莎”会对这一切装横感到惊喜和愉快。但当这兴奋期过去，他们又过上了宴请宾客的平凡生活，直到伊万·伊利奇的死亡旅程开始。

  

  “妨碍他钻进去的是，他认定他的一生是光明正大的。对自己一生的这种自我开脱拽住了他，不让他前进，这就更使他痛苦不堪。”临死之际，周围人的虚伪与格拉西姆的忠诚善良，让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这一切都不对头！死亡的审判是最公平的，在残酷、恐怖的审判前，伊万·伊利奇开始一点点追溯反思。当他看见生命的恍然、死亡的真实时，他在痛苦中承担了重塑自我的使命。最终，小儿子瓦夏的爱让他霎时明白了生命意义所在，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错在哪里了呢？错在了那该死的利己，永恒的享乐，不要命的体面和愉快！儿子对于他的痛苦没有拒绝，而是接纳，理解，同情，可怜。这才终于给他提供了最后补救的机会：他既然可怜他们，就应当做到使他们不痛苦，也使自己摆脱痛苦。“多么好又多么简单啊”。托尔斯泰最后给出了死亡的通行证，那就是宗教的道德与仁爱。

  反观托尔斯泰的一生，他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种观念在《伊万·伊利奇》中得到了全面的阐释。他挖掘了人在死亡之际显现出的意识活动，找到了人精神痛苦的根源，即俗世信仰的根深蒂固掩埋了人对高尚灵魂的追求。（个人之见）别尔嘉耶夫说: “托尔斯泰在普通劳动人民身上、在庄稼汉身上看到了真理和意义。”托尔斯泰将正面的光辉赋予了文中的农民格拉西姆，他是力量和真诚的化身。为什么偏偏是农民？

  贵族和布尔乔亚，作为在社会状态下离自然状态最远的群体，集中体现了脱离自然的“自由”所隐含的悲剧的必然性。自然和自由只有在尚未被异化的大地中才能够生长。因此，托尔斯泰笔下的普通人，尤其是农民担负起了他关于浪漫主义的自然和自由的全部期望。

  

  一个健全的人应当怎么活？他应当遵照社会成功的标准去努力还是相反，按照自己的内心意愿去奋斗？这个问题贯穿我们每个人的一生，我们也在不断地解答中去探寻自己的人生道路。托尔斯泰在《家庭的幸福》中写道：“在乡下恬静地隐居，尽可能对人们做些简单而有用的好事，尽管那些人们并不习惯我为他们做了这些，做一份真正有用的工作，最后休息，享受大自然，读书，听音乐，爱戴周围的人，这就是我对幸福的诠释。" 这与他本人自然、仁爱的秉性相符合。无论我们怎么活，都要面临各种判断和选择，伊万·伊利奇之死提醒我们：不仅要了解现实的利弊，更要时刻观照自己的内心世界，反思自己是否违背天性，将死亡的审判放到生的顶端，向死而生，观照自我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