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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height of WWI, history’s most lethal influenza virus erupted in an army camp in Kansas, moved east with American troops, then exploded, killing as many as 10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It killed more people in twenty-four months than AIDS killed in twenty-four years, more in a year than the Black Death killed in a century. But this was not the Middle Ages, and 1918 marked the first collision of science and epidemic disease. Magisterial in its breadth of perspective and depth of research and now revised to reflect the growing danger of the avian flu, The Great Influenza is ultimately a tale of triumph amid tragedy, which provides us with a precise and sobering model as we confront the epidemics looming on our own horizon. John M. Barry has written a new afterword for this edition that brings us up to speed on the terrible threat of the avian flu and suggest ways in which we might head off another flu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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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M. Barry is the author of four previous books: Rising Tide: The Great Mississippi Flood of 1927 and How It Changed America; Power Plays: Politics, Football, and Other Blood Sports; The Transformed Cell: Unlocking the Mysteries of Cancer (cowritten with Steven Rosenberg); and The Ambition and the Power: A True Story of Washington. He lives in New Orleans and Washington,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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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可谓知易行难。如果社会将“人人为己”作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个文明社会了。

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林肯是第一个这么说，也做的最好的人。

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确定是力量之源。确定能给人籍以依赖的东西，而不确定则使人软弱。不确定若不令人畏惧也会使人犹豫，即使行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战战兢兢的步伐也是无法跨越重大障碍的。

成为一名科学家不仅需要智慧和好奇心，而且需要激情、耐心、创造力、自足和大无畏精神。不是无畏地闯入未知领域，而是敢于接受事实上是拥抱不确定。正如19世纪法国伟大的生理学家伯纳尔所言:“科学教我们怀疑。”一名科学家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或她）所有的工作，甚至是信念，可能会因一个独立的实验室发现而崩解。就像爱因斯坦在自己的预言被检验之前一直拒绝接受自己的理论一样，一个人必须寻求这样的发现。说到底，一名科学家能相信的就只有探求知识的过程。为了积极有力地前行——即使面对的是不确定——需要比不怕牺牲更甚的信心和力量。

所有真正的科学家都是冲在前沿的。他们中哪怕最没野心的也在涉足未知领域，只要能超越已知；最出色的则深入对他们来说知之甚少的空白领域，而能用来扫除这片空白领域里的迷雾并理清其脉络的技术工具偏偏并不存在。他们在那里进行训练有素的探究；单单前行一步就能使他们透过窥镜观察到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只要他们有几分正确，他们的探测就如同结晶一样，促使混沌趋于有序，进而出现形状、结构和趋势。当然，单单一步也可能使人走入死胡同。

所以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慌，可谓知易行难。如果社会将“人人为己”作为箴言，它就不再是一个文明社会了。

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不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林肯是第一个这么说，也做的最好的人。

无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之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

这个过程也意味着，通过胁迫和自愿达成的协调，除了明显的漠视事实，政府控制了信息的流通。国家的全然投人就这样为巨大的“绞肉机”提供能量，让生命轻而易举地被碾落成尘。而技术和自然共有的那种冷冰冰的无动于衷，以及这个国家不甘只成为武器供应者的野心，令这些生命消逝得更快了。

埃弗里说，研究才是头等大事，而生活不是。研究的生命如同任何艺术的生命一样，存在于人的内心。正如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将人们引领向艺术或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就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与这个消极的动机并存的还有一个积极的目的。人们总想以最为适当的方式勾画出一幅简明易懂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世界，并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以此取代它。这正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按自己的方式去做……各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中心，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无法找到的安宁和平静。”

在第二轮流感爆发期间，许多地方政府都无力支撑大局，于是那些真正执掌社会的人们——从费城的贵族到凤凰城的市民议会——取而代之。但总的说来，他们行使权力是为了保护整个社会而不是将其瓜分，是为了广泛分配资源而不是牟取私利。

尽管人们努力着，但无论是市政府还是一些当地的私人组织掌控了权力，他们通常都无法将整个社会团结起来，因为他们隐瞒真相而失却了民心。（旧金山是少之又少的例外，它的领导人对民众开诚布公，而这个城市也毫无畏惧地应对疫病。）他们为了战绩、为了威尔逊创建的宣传机器而撒谎。

我们无法估算有多少死亡是由谎言造成的，也无从知晓有多少年轻人是因为军方拒绝听从他们的军医署长的建议而白白送命的。但是，当那些权威人士向人们保证这是流感，只是流感而已，同通常的“感冒”没有什么不同之时，至少有一部分人对此深信不疑，至少有一部分人因此将自己暴露在病毒之下——倘若知晓事实，他们一定不会如此轻率。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一些已经死去——倘若知晓事实，他们兴许还能活着。恐惧的确会夺人性命，那是因为人们因为恐惧而不敢照料那些需要看护但求助无门的人们，因为恐惧而不敢照料那些只需要水、食物和休息就可求得生存的人们。

书籍介绍

At the height of WWI, history’s most lethal influenza virus erupted in an army camp in Kansas, moved east with American troops, then exploded, killing as many as 10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It killed more people in twenty-four months than AIDS killed in twenty-four years, more in a year than the Black Death killed in a century. But this was not the Middle Ages, and 1918 marked the first collision of science and epidemic disease. Magisterial in its breadth of perspective and depth of research and now revised to reflect the growing danger of the avian flu, The Great Influenza is ultimately a tale of triumph amid tragedy, which provides us with a precise and sobering model as we confront the epidemics looming on our own horizon. John M. Barry has written a new afterword for this edition that brings us up to speed on the terrible threat of the avian flu and suggest ways in which we might head off another flu pandemic.

• 作者： 约翰列檬 发布时间：2021-07-12 13:10:48

  是谶语，是预言，是血书。一桩桩一件件都发生过的，都可以预料的，都可以未雨绸缪的，但做不到，因为人性如此。政治大于疫情、隐瞒掩盖、新闻封锁、医疗系统过载、一线医护前赴后继地牺牲、科学家们与病毒赛跑、民科神棍群魔乱舞……100年过去，人类并没有丝毫长进。

• 作者： 马年马拉松 发布时间：2016-10-26 10:49:59

  资本运作的感性认识书籍

• 作者： lu 发布时间：2020-09-02 13:56:35

  被大流感这一主题吸引，结果硬是把美国医疗史给啃了一遍，，，The Rules of Contagion更胜一筹

• 作者： ereborn 发布时间：2021-01-20 20:23:07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 作者： 韩姨 发布时间：2021-02-02 00:31:29

  这本书真的是太难看了。写得毫无章法，其实不应该叫《大流感》，应该叫《美国现代医学的起源与发展》。通篇充斥着众多美国医学史上能留下一笔的人物，他们的科研成果、生平事迹、人物性格。好不容易写到大流感了吧，要不就是谈政治，要不就又是开始写某位人物都做了些什么事儿，跑偏到很远。看起来又枯燥又乱，虽然是科普类读物，但也得有个主线思想的吧。还有不到两百页我实在是翻不下去了，准备放弃，这好像是我唯一没读完的一本书，太浪费时间了

• 作者： 武侠 发布时间：2019-05-06 17:13:03

  沙花

• 美国现代医学的起点

  作者：п，已限流 发布时间：2019-06-15 09:38:49

  虽说书名是《大流感》，但是前面20%的内容基本没有提及1918大流感。在这些篇幅里，作者仔细地介绍了流感爆发前美国医疗系统的巨大进步。

  那么进步之前美国的医疗系统有多烂呢？“当时北美大陆没有医师协会，医师也不是由专业人士担任，而是由理发匠、木匠等各种职业兼职。”【引】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拿一个医师执照容易得一塌糊涂——医学学生没有入学水平要求，只要去听一些课，不需要接触任何病人，不需要任何临床经验，就能拿到医学学位。在1870年，即便是在哈佛，医学生只要9门课过5门，就能拿到医学学位(M. D.)。

  甚至这寥寥几门课，他们也学不到有用的东西，甚至连如何使用体温计和显微镜，都不在学习范畴。虽然那时候欧洲医学界开始接受细菌致病理论 ( Germ Theory of Disease )，北美医学院还在教学生传统医学——诸如“气质体液说认为人体含有四种不同的液体，即血液、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分别对应了四大元素以及四季、四种主要器官等等。”“任何症状是由于四种体液在人体内平衡被打破造成的。”（ps:这一套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

  医学院之所以这么烂，主要有几个方面造成的。一是它们一般和大学和医院没有联系；二是它们教师的薪水是靠学生的学费。前者导致学术水平低下，后者导致文凭乱发。

  1873年Johns Hopkins去世，捐赠三百五十万美元大学成立新的大学和医院。新校董事会决定一改北美学校照本宣科的故辙，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他们崇尚全盘欧化，以德国牛校的模式来治校。同时，他们只招杰出教授，并从欧洲召回大批海龟，以大幅度提高教师水平和科研能力。相比之下，那时候即便是哈佛，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也不到全体教师的10%。英雄逢乱世而生，Welch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招到Johns Hopkins U，成为医学院的首任院长，并从此改变了美国医学教育体系。

  Welch以个人的魅力为JHU招来若干学术牛人；将教师收入来源和学生学费脱钩，改为学校全付；把临床和科学实验引入教学。更激进的是，他要求医学院新生必须拥有本科学位，拥有自然科学背景，并且能熟练运用法语和德语。（那时候德法两国是医学强国，大量新文献以法语德语写就。）这种要求在当时来说高得变态，以至于Welch本人都担心会招不到学生。然后这种新制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926年的美国科研千人名录中，JHU培养了243人，比老牌名校哈佛整整多出25%。也正因为JHU的巨大成功，触发了1910年开始的以JHU为范本的医学教育改革。这次改革非常彻底深入，在推行二十年间，原有的150多所医学院中，近一百所被撤并。至此，美国才摆脱传统医学的阴影，进入到医学新时代。

  至于Welch本人的学术成就，本书作者认为远不及他在教育中的成就。在作者看来，一个人要成为学术巨人，需要在某一点挖的深，以此立足，然后将这一点融入整个知识大背景中。Welch的知识大背景够强，但是他似乎缺乏钻劲，挖得不够深。往往挖一挖，挖不动了，就换地方了……这样的经验教训，不止一个教授曾跟我说过。有一个老先生，临退休的时候跟我感慨，说某某院士当年曾经是他的同班同学。当时候那院士表现很平常，既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是成绩最好的。但是之后几十年，那院士从未换过学术方向，终有大成。而老先生呢，因为组织需要加上追逐热门，换过数次方向，虽有小成，到底意难平。

  说到这里也不过是书的20%篇幅，前五章，第一部分。第六章开始，作者开始描述H1N1的第一次爆发，以及流感的致病机理。我以为作者从此转入专业角度来叙述，结果他只用了5%的篇幅，又跳出来，开始讲政治，讲一战时期美国如何掌控意识形态的。比如那时候有一个组织，叫Four Minute Men（美国五毛党），有近十万人。他们潜伏在人群中，每逢电影院和剧场的幕间休息就跳出来做一个4分钟左右的短演讲，做统战宣传。还有一个组织，叫Liberty Sings（美国红歌会），专门在儿童合唱团或者教会里组织唱爱国歌曲，并大力抨击诸如I Wonder Who’s Kissing Her Now之类的“低俗”流行歌曲……

  总的说来这本书信息量颇大，围绕着1918大流感把科学史、学术环境、公共卫生、社会环境、意识形态都讲了一个遍，非常值得一读。说信息量大不是夸张，书里甚至还有八卦，比如下面这一则：

  Welch在入职JHU之前，在纽约工作过一段时间。他预备学校时期的室友，Frederick Dennis，一个铁路大亨的儿子，抓住各种机会，给Welch以事业上的支持，按作者的说法，“Indeed, Dennis behaved more like a lover trying to win affection than a friend, even a close friend.”为了留Welch在纽约，他筹到近十万元，给Welch开实验室——这笔钱即便JHU也给不起。但是Welch眼光独到，认准了JHU将来必有一番作为，所以毅然决然地离开纽约，去了巴尔的摩。

  Dennis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他写了一封绝交信给Welch。信的内容不得而知，因为信中Dennis要求Welch阅后即焚。这次绝交对Welch的打击也很大，从此以后他和所有人都保持距离，按他同事的说法“Never again would he allow any person, woman or colleague, close”。在巴尔的摩生活的那半个世纪里，他从未拥有过自己的房子，始终寄宿在房东家里。

  他再也没有交过密友，终身未娶。

• 【搬运】《大流感》中译本背后的故事

  作者：挟书谤王蘑菇酱 发布时间：2020-05-08 01:07:43

  

  同济大学教授张晓艳站在自家的大书架前，左右翻找，取出一本已经翻烂的《大流感》。

  就在之前，她收到一位相熟领导询问这本书的短信，称“到处都买不到”。这才意识到，丈夫钟扬这本2008年出版的译作再度成了畅销书。

  读过《大流感》的人们感慨，书中所描绘的百年前情景竟与新冠疫情如此相似，仿佛历史的轮回。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反复引用书中一位流感专家所言“只闻钟声滴答，而我们却不知道时间”，意指人类始终与病毒共存，无法预知病毒会在何时卷土重来。

  陆续地，有细心读者在译者那行留意到了“钟扬”的名字，并追问：

  “是那位已故的复旦大学教授钟扬？”“他不是植物学家吗？不是在西藏研究生物多样性的吗？”

  也只有张晓艳能明白，这些耗费心力、看似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对钟扬来说是怎样的意义。

  2020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当天，由张晓艳作序，卢洪洲、张文宏特别推荐的《大流感》特别纪念版在网络上“云首发”。

  这本特别纪念版，从构想到落地，实际只有短短一个月。与钟扬长期合作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总编辑王世平觉得，不同于前几个版本，这是一本真正“献给钟老师的书”。

  “如果钟扬还活着，他会怎么做？”

  所谓的特别，凝聚在比前一版本多出的4页。

  其中第1页仅一行字，“纪念本书主译钟扬教授”。随后1页，是钟扬的照片和简介。照片是张晓艳选的，背景是看不出地点的崇山，钟扬穿着短袖polo衫浅浅微笑着，“就是他最真实的样子”。

  钟扬曾经的学生、同为译者的复旦大学生物科学院实验师赵佳媛在各个环节看到了参与者的用心，“大家都想把书做好，给钟老师看一看”。

  

  张晓艳为《大流感》特别纪念版挑选的照片。

  2005年，赵佳媛第一次看到了《大流感》英文版。时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金力，2004年从美国回上海，候机时买了这本书，然后在回国的十几个小时里读完了它。他越读越感受到价值巨大，觉得最好能翻译出来让国人都看看，便介绍给了时任该院副院长的钟扬。

  书翻译了几年，比出版社预想的时间要久。但书出版前，2007年禽流感在全球多地发生，出版后一年2009年墨西哥又爆发甲型流感，“所以虽然拖了一下，但正好拖到了一个容易火的时间点上，所以当时就有出版社老师说钟老师未卜先知，知道什么时候书能好卖，就挑在这时候翻完。”

  谁能想到，12年后，书又一次火了。

  早在去年12月，赵佳媛就感受到了《大流感》的走俏。她在朋友圈贴出了前3个版本在购书平台的价格，最高涨了5倍。此后不断有同学、朋友、媒体记者询问她，书哪里还能在哪里买到。

  一位好友将《大流感》和几部相关的电影看了一遍后，对她感慨，电影里、书里的灾难好像正在现实重演。

  彼时，当当网等购书平台上《大流感》已经销售一空。3月初，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向大众荐书时也介绍了《大流感》。“我们并没有主动去推荐。”王世平说，而这正体现了《大流感》在当前的价值。

  王世平一直与张晓艳有联系。在那段时间，出版社将《大流感》部分章节做了书摘，在公众号定期发布，王世平经常把评论分享给张晓艳。

  有一天，在王世平询问张晓艳想法时，张晓艳发来了一条微信，“王老师，以你对钟扬的了解，要是钟扬还活着，他会怎么做？”

  “也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大流感》对现实社会是有一些警示的，如果钟扬还在的话，他会不会再写一些文章去作进一步的阐释呢？”张晓艳解释了自己的想法。

  这个念头在张晓艳是一闪而过，却对王世平产生了影响。

  一个共识逐渐达成——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本来考虑加印，但与其加印，倒不如出一个“献给钟老师”的特别纪念版。王世平希望张晓艳能为纪念版写一篇序言。

  “他一定会是最积极战‘疫’的那一个”

  只有一周时间，张晓艳心中忐忑，却决心接下写序的任务。

  她对王世平说：“我试着写一下，但千万不要觉得我写了你不用不好，你们觉得能给书增光就用，我反正也就是有感而发。”

  自2017年钟扬去世，张晓艳很少在媒体露面。让大众最印象深刻的，还是她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告别会上深情而克制的发言。“我和钟扬一起走过了33年，共同经历过很多风雨，唯独没有考虑过生离死别……你的生命，属于科学、属于国家、属于人类。 ”3年过去了，她觉得对钟扬好像理解得更深了。

  “有时候在做一些事情时，我会想，如果他还在，他会怎么做？这样就会觉得有一种力量，觉得好像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张晓艳说。

  正值孩子高三备考。用玻璃门隔开的客厅里，儿子在里面上网课，她在外间把电脑摊开，开始梳理思绪。

  武汉算得上钟扬的第二故乡。他在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了16年，2000年去复旦大学任职。2003年SARS期间，他和张晓艳正带孩子在武汉爷爷奶奶家过春节，两个小家伙还不到半岁。“当时局势也是比较严峻，到底是留在武汉还是回上海，很纠结。”

  今年过年，张晓艳的纠结有些许相似。每年她都会带孩子们去武汉陪爷爷奶奶过春节。今年因孩子们高三，课上到很晚，又可能早开学，爷爷奶奶心疼他们来回折腾，便劝别回武汉，但张晓艳希望能有人陪伴老两口过节，便联系了湖南一位亲戚前往。一切准备就绪，疫情突然临近，到底是让亲戚们去还是不去，一番纠结后，张晓艳让亲戚把票退了。

  人未前往，心系武汉。1月底，张晓艳在钟扬母亲的朋友圈看到了一则来自武汉某医院的物资求助。后来张晓艳才得知，

  求助人正是被称为“疫情上报第一人”的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她是钟扬母亲教过的学生。

  得知对方医疗物资缺口很大。张晓艳立马在朋友圈发布消息，通过一位媒体朋友牵线，联系上一家位于中关村的医疗物资厂家。她将企业可生产的物资转给张继先看时，张医生连说：“这是好东西！”

  要把物资从北京运送到武汉市区的医院里，着实花了些功夫，但张晓艳觉得，这是她觉得对的事，因此做就好了，不要考虑其他太多因素。“我以前体会也不深，因为他以前做这些外面的事我都不管的，他走了以后，很多事情必须我去面对，这时候才觉得要做成一件事真的很难。”她感慨。

  花了一个晚上，张晓艳写就一篇《致钟扬以及这场疫情中逝去的人们》。

  她写道：“钟扬已经走了两年多了，我仍然能从这本书里，感受到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

  “今年中国的疫情能够如此快速地得到控制，离不开许许多多医护工作者与科学家的辛勤工作。钟扬曾经做着与他们一样的工作。

  如果他还活着，他一定会是最积极战‘疫’的那一个。

  ”

  ……

  她将文章发给了几位学生修改，然后把自己的和其他两个版本都发给了王世平。“你选吧，我不太懂，不知道哪种表现形式好，你们搞文字的人毕竟还是有直觉的。”

  王世平最终选了张晓艳最初的版本——“没有过于雕琢，也没有过于使劲。”

  翻译，绝对是一个再创作过程

  对于赵佳媛来说，她还有另一桩紧迫的任务。

  《大流感》出版以来，她曾一直关注各平台的评论，记下读者觉得有问题的地方，想着如果以后再版，要把这些错误给纠正过来。现在正好有了机会。

  赵佳媛是钟扬的研究生，也是钟扬翻译科普书团队的核心成员。圆脸，讲话实诚、做事细致——这似乎都是从钟扬身上传承到的特点。她至今保留着当年翻译的底稿，以及钟扬手写的一张便签。没事时，她会去钟扬的墓碑前看看，“和钟老师说会儿话”。

  在翻译《大流感》之前，钟扬已带领实验室翻译出两本科普书——《基因·女郎·伽莫夫》和《林肯的DNA:以及遗传学上的其他冒险》。赵佳媛参与了后者，到了翻译《大流感》时，她成了团队的主力。

  团队一共5人。先各自翻译一些章节，最后由钟扬和赵佳媛再梳理一遍。钟扬总是三令五申，“绝不能靠机器翻译”。他给学生们举例一位曾经的学生，先拿机器翻译再人工梳理，结果后来出了不少逻辑上的问题，闹了笑话。

  团队常会一起干活，然后统一到钟扬家里吃饭。钟扬喜欢做菜给学生们吃。

  有时吃着吃着就能冒出灵感来。赵佳媛记得，

  书中提到1918年那场大流感最初被称为“spanish lady”，按字面，应该翻译成“西班牙女士”，但总觉得哪里味道不对，最后大家一讨论，翻成“西班牙女郎”，就觉得妥帖得多。

  “钟老师英语水平是我们中间最好的。我们一直很佩服他，你说他是学理科的，但其实他文科也非常棒，说任何方面的知识或是写东西都是信手拈来。”赵佳媛说。

  钟扬的英语为什么好？张晓艳说，钟扬去国外是当访问学者，跟在国外读学位还是两回事。但他是真的下功夫。他不能忍受对问题一知半解，会深究一些用词细微的差别。最后他还能创造一些好玩的说法，比如人家问他过得怎样，他就说“better than ok！（比ok好一点） ”在《大流感》里，张晓艳也会在某些字句中读出属于钟扬特有的冷幽默。

  与前两本书不同，《大流感》有更多医学的专业内容，这加剧了翻译的难度。

  “翻译时语言是一方面问题，但你还可以通过查字典来弥补。但对大背景的了解也是能否翻译的关键。”赵佳媛当年买来好几本医学书参考，钟扬就让他们把学习到的背景写成“译者注”，说：“你们不了解的，读者说不定也不了解，写下来也能帮助读者阅读。”

  “翻译，绝对是一个再创作，”张晓艳说，“他经常一改就是二三十稿，有些地方，我们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他就特较真，比如说图片的说明，原文人家是那样写的，但翻译后，中国读者是不是能理解？你还要用最少的字去最准确的表达，某个地方有疑问的话，他会在家可能会叨叨好几次。”

  不过，厉害的钟老师也有弱项。他打字太慢了，都是“一指禅”，所以他的修改稿基本上都是手写的。这当然对他也最方便。赵佳媛曾目睹他随时在开会的间隙、在各种交通工具上，掏出稿纸修改。

  “当然得承认，前几版都还存在一些错误。比方说这一段，”赵佳媛翻到某一章，“这里写的是这位科学家已经60岁了，但实际原文的意思是，他和另一位科学家关系足够好，好到他会带那位科学家去他从6岁就一直去的度假地。”

  这些错误，在特别纪念版中都得到了修正。

  今天重读《大流感》的价值

  重读《大流感》，张晓艳依然在思考，钟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有时候我在想，其实人生就是一个选择题，你最后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可能真的不仅仅在于我们的能力，而是取决于选择。

  钟扬的选择跟很多人不一样，他其实完完全全可以选择一条特别轻松的路

  。”

  在张晓艳看来，钟扬完全可以顺着最早的本行计算生物学做下去，国外的教授也觉得他做得很出色，但当他觉得学科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他转而就去做更艰苦的、没有人做的领域；去日本交流，他想的不是去发几篇文章，而是去当地探讨日本人为什么能获诺贝尔奖，关注别人是怎么办学。

  两人的一些国外朋友，也不太理解钟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他和张晓艳先后到美国做访问学者和留学。当时选择回国的人很少，但钟扬从没纠结过这个问题。回国时，别人都会带一些彩电、冰箱，而钟扬把两人攒的生活费都买了计算机设备，回来捐给了单位。两人一起去提货时，海关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

  他总是超前10年、20年思考一些事情。他在翻译《大流感》时，他曾提出

  “科学家要和流感竞赛，民众要与流感共舞”

  ，放在今天依然对抗击疫情有帮助。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金力在当初向国内介绍《大流感》时，曾与钟扬一起探讨过这本书的价值。

  金力认为，《大流感》的首要价值是，对于了解传染病如何会影响人类，其次是在对我国在科学技术、医疗领域的世界竞争中实现超越具有参考作用。“当年，美国GDP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但在医学领域与欧洲传统强国，尤其是德国，还是有差距。美国一些有志之士对此做了很多思考和尝试，当时创建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这次疫情中成为美国最权威数据发布的来源。这些思考对今天的中国很有参考性。”

  第三个价值在于，通过大流感事件，美国迅速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医学体系。“我们这次面对的病毒也许是百年一遇，将来也许还会碰到千年一遇的、传染力更强、毒性更强的病毒。究竟如何做好准备？书里提供了一些参考。”

  “做成一件事，要有多大的推动力，就有多少阻力，因为他做的事情很多都是别人从没做过的。我说他可以有1万个理由放弃一件事，但他就能坚持十几年，而且默默无闻的。在他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知道他做的事，但他并不在乎。”张晓艳说。

  他只在乎他认为对的事。

  “只闻钟声滴答，而我们却不知道时间。”这句话在这次疫情中经由张文宏的引用，突然红了。然而这句话并未出现在最早的翻译版本中，是作者在后来发行版本中更新的一句。且书中只提到这句是出自一位流感专家。到底是哪位流感专家说的？引用时是否有偏差呢？

  在特别纪念版出版的前夕，赵佳媛反复核实，最终找到了出处，并获知了那位医生的名字。

  她严谨的作风像极了老师钟扬。

  （转载自“上观新闻”平台：

  https://www.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2447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