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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界具有崇高的地位，考古学家徐苹芳称他为考古界的“尊神”。他是中国考古学主要开创者之一，奠定了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构建了考古学高校教育体系，一生诲人不倦，桃李遍天下。本书从儿子的视角，还原了苏公生动丰满的的父亲样貌，更树立了一个伟大考古学家的形象；通过讲述与苏公同一时期其他学科代表人物的故事，体现了我国上世纪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知识分子的生存、工作状态，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历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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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前、中、后篇，将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学术和心路历程分为起步、积蓄、爆发三个阶段。对他青年家庭富足，中年经历沧桑，晚年学术成熟的人生脉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记录。他幼年时，祖上和李士曾家颇有交往，家中富饶，父亲对他这个老儿子寄予厚望；青年时北上求学，师从徐旭生，走上了考古之路；中年随北平研究院迁到昆明，开始了学术上的储备；“文革”时期，家中变故，师长和朋友们相继离去，思考却未停止；老年时，厚积而薄发，科研和教育成果丰硕，《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集学术大成之作。苏公一生的经历过往，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书中描写的重大事件、涉及的和苏公同一时期各个学科的代表人物，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学术情怀和精神风骨。

自序

--写在父亲投身考古工作八十周年之际

前 篇

早的童年记忆 3

父亲是属鸡的

我看到他开怀大笑

苏家，高阳，仝和工厂

不分家的"分家"

北上求学：他的次抉择

给冯玉祥讲课

徐旭生之一：亲其师而信其道

娃娃亲

斗鸡台：他在梦里喊的名字

令人惊讶的两件真事

立业成家：举迁北平之喜

抗战情结之一：韩振江去"那边"了，我们的热血曾一起沸腾

南下昆明：他的第二次抉择

如诗如画黑龙潭 52

黑龙潭：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清贫却快乐着

中央机器厂：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徐旭生之二："大学的校长，我的好老师"

而立之年读"天书"

至交校友俞德浚

云南自费考古梦的破灭

小家，大家，国家

与一对农民夫妇的情谊

胜利了！

"月是家乡圆"

回北平：他的第三次抉择

我们能回北平了

中 篇

再回北平 89

金秋团聚北平

西直门大街26 号：文人荟萃的家园

赞扬生命之一：花草和精神世界

北平城解放

留在大陆：他的第四次抉择

父亲给我的个差事：买报纸

莫逆之交王天木

倍加推崇裴文中

德国友人傅吾康

不学俄语和学术自由

出版著作和野外发掘都开始了

母亲自立梦的破灭

妙手灵心白万玉

抗战情结之二：韩振江回来了

真正的分家

考古界的"黄埔军校"

到北大教书

求真不易

忍辱负重

当个做学问的人 164

认真做学问的人

"香且醇"才是好：父亲对工作的指标要求

"我的腰板是直的"：接待日本考古学者

问心无愧，自有良知

自己对自己的认可

业务灵魂之一："学会读书，学会和作者对话"

业务灵魂之二："学会运用事分为四"

识别好马，志在四方

提出"大文物""大遗址"概念

《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的发表

苦涩与不安

暴风雨中 199

抄家

画在烟盒上的素描图

居住空间压缩，精神空间还在

赞扬生命之二：雷雨过后必有光明

学会忘却

父亲给我的第二个差事：探望徐老伯

爱国、爱民族、爱文化

父亲给我的第三个差事："去看看你三伯父吧"

清高，尊严

低头才好爬山，你就老实干活吧

区系类型理论

求索"石峡文化"

业务灵魂之三：学会工作方法

幸福，知足

忘却了吗？

"双达"勇士

后 篇

呼喊始于年七十 245

四处奔走，游说有余

传奇般的真实故事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

考古为"大政治"服务

唐兰先生送来的厚礼

离开北大，谢幕讲坛

"世界的中国"

三星堆："真正的巴蜀"

师生情同父子

难忘的1985 年

搬到昌运宫

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

"我更喜欢勇往直前的精神"

喜见科普工作已起步

辽西的考古事业

考古先驱李济

我的时间不够用了

毕生一役，无怨无悔 308

人老念故情

支持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

"告状信"

八十忆孟真，谈学科建设

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保护

长者为尊：白寿彝

谁先到达美洲？

桑干河，东方文明的一个摇篮

槐树，涿鹿

西周燕下都遗址的小典故

难忘的1994 年

《圆梦之路》发表前后

天地君亲师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出版前后

张光直与许倬云

对"中国特色""中国学派"的学术情结

对生命的总结

遗嘱

余音绕梁 380

魂归大海

母亲离去

余音绕梁

后记 387

苏恺之，苏秉琦长子。1937年生于北京，195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留校任教。1972年调入国家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1985年起任研究员。从事地壳形变观测仪器的实用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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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当时聚积了很多的优秀知识分子。有位从事植物生理研究的汤佩松先生、他的夫人和我母亲熟识并常有走动。那时在西南联大每月有一次在大普集村（位于黑龙潭西北方向约五公里）的聚会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有人曾将它与早期的英国皇家学会相比。每次参加活动的不过15人左右，都是而立之年的人，后来有不少成为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的院士。现在我们听到这个，难免为之神往或难以置信。父亲则说，他们和王厂长是两个不同的典型，他们像是在没有外人理会也没有干扰的安静的地窖里慢慢孕育发酵成为了精品。

哀思之际，与先生共处之往事历历又现。抗战期间，余同苏先生共赴国难，坚守滇南八年之久，艰难之际，余与先生同居一方彼此相互抚慰，幸能苦中有甘。有待抗战胜利，又是先生与我一同领命，先期返赴北平，安排研究院归返。遥想当年世事，转瞬已成云烟伤怀之思，苍然神黯。

“怎么我们有人思想境界如此狭窄到了极点，以为光是那些玉器和其他器物是文物、而墓室布局、那些砖瓦和四周环境就是废物了呢”、“考古不是挖宝，挖宝至多是考古工作的极小部分、次要部分啊、这是大问题呀，你我必须要在适当场合反映这个意见”。这样的有共鸣的言语一直延续到70年代。记得父亲对他说，五棵松，现只剩下地名了，那五棵松树多挺拔高大呀，难有的美，也被枪毙了。这点我们远远比不上苏联专家啊。当年苏联专家视察苏联展览馆（现名北京展览馆）工地的施工现场时，我们的工程师说，大厅门外西侧的这棵碍事的树马上就会铲除掉，请放心。可苏联专家说，那太可惜啦该留下它啊。

大概是1963年初，表伯伯来家做客后，我送他出了宿舍大门回到家里，无意中说，裴伯伯可真的很幸运，一下子发现了个大宝贝（意思是挖到了北京猿人头盖骨，碰上了好运气）。却没料到，父亲的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明显地生了气，片刻之后才很严肃地说了如下一连串的话

那时，如果他到了现场不去主动学习专业知识，只满足于完成指派给他的行政任务，会有后来的成果？对那个挖掘现场，多少人都觉得没戏了、撤退了，才把这不看好’的“鸡肋”交给了他。如果他也认为这场挖掘没希望，草草了事，也许此后再也不会被发现。直到那关键的一天，多少人觉得天色已经又黑又冷，该下工了，只有他心里觉得还有可能，这才坚持再亲自试挖了那里一次。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或许那个头盖骨永远不为人所看到。

“要注意，许多重要现场的发现都是被那些认为可能会有的人获得的。如果你心里不认为那里有，那发现它的人就不会是你。

“在自然科学的实验室里，你应该发现而没有发现，也许只是时间滞后，不久后会被别人发现的。但是在我们的野外发掘工作中，本该现的你却没发现，作了否定，这损失就大了，即文物的不可复制性与唯一性。

在1950年至1978年间，两个人偶有信件来往，都是关于中国历史问题和古书籍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观念问题。他像是要等建一个私人的中国书籍小图书馆。一次，我见到父亲正在认真地看他的来信还把里面几段重要的话作了记号。我注意到如下的字句：我的友人很想得到你的这个著作（指《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书），但我们无法把书的款汇给你，是否让他给你购买价值相当的德文书籍邮寄给你。”我归纳了他的一些言行后，觉得他账目算得十分精细，像是位斤斤计较的、很抠门的人。父亲回答说，你要懂得这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他斤斤计较，反而是来自互相尊重。等你和外国友交住多了，自然就会慢慢体会到了。p127

父告诉我，傅吾康先生一直强调，纵观中国的历史，无论是古代的、近代的、现代的，尽管有反复曲折，但毕竟有很敦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且资料极为丰富，这在其他国家和民族中是没有的。中国的古文字和现代的文字也是一脉相承的，而的文明古国的古文字早已逝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对于父亲有关中国考古学的思考可能会很有启发，而且很有可能融合到了他的学术思想里。

父亲多次说，德国学者的一个值得学习之处就在于严谨：无论研究什么，首先是努力掌握与这个题目有关的文献资料，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社会科学则要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并且同世界各国的同行尽可能取得联系，对全世界研究动态，基本上都要掌握。对研究范围内的各种学说学派，都要了解。为此而大量搜集资料，只要能搜集到的都搜集。之后，オ努力分析它们，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因而论述严密、结论可靠性高。我想，父亲也会从这里吸取一些经验吧，例如他在各个地方都是多看、多问、多想还有多用手触摸，还多记录（包括绘图）。p129

书籍介绍

苏秉琦先生在中国考古学界具有崇高的地位，考古学家徐苹芳称他为考古界的“尊神”。他是中国考古学主要开创者之一，奠定了考古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构建了考古学高校教育体系，一生诲人不倦，桃李遍天下。本书从儿子的视角，还原了苏公生动丰满的的父亲样貌，更树立了一个伟大考古学家的形象；通过讲述与苏公同一时期其他学科代表人物的故事，体现了我国上世纪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知识分子的生存、工作状态，以及他们所经历的历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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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分前、中、后篇，将考古学家苏秉琦的学术和心路历程分为起步、积蓄、爆发三个阶段。对他青年家庭富足，中年经历沧桑，晚年学术成熟的人生脉络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记录。他幼年时，祖上和李士曾家颇有交往，家中富饶，父亲对他这个老儿子寄予厚望；青年时北上求学，师从徐旭生，走上了考古之路；中年随北平研究院迁到昆明，开始了学术上的储备；“文革”时期，家中变故，师长和朋友们相继离去，思考却未停止；老年时，厚积而薄发，科研和教育成果丰硕，《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是集学术大成之作。苏公一生的经历过往，见证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书中描写的重大事件、涉及的和苏公同一时期各个学科的代表人物，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学术情怀和精神风骨。

• 作者： 雯 发布时间：2022-08-23 16:54:29

  梳理的还是比较清楚，但感觉苏一直没在考古学界的中心位置

• 作者： evefrost图 发布时间：2023-04-10 19:45:02

  受不了了，重复的内容太多了，作者是在练习自己paraphrase的能力吗

• 作者： 胖达叔 发布时间：2019-02-23 16:07:06

  非要加个啥普林斯顿，基本上就是个快速阅读训练教程，老生常谈了。

• 作者： 毛球 发布时间：2023-05-31 22:12:05

  因为《敦煌的女儿》提到的苏老师让我非常敬佩又好奇，所以找来看。就像作者自己说的，作为理科门外汉，这本书更多是在零散的记录父亲生前的琐事，但也让更多的门外汉读者感觉到这是一位真心做学问的人。读完更加敬佩这位毕生致力于发展中国考古学理论的学者，做人方面他无可挑剔，做学问方面更是不问世俗兢兢业业，真的非常敬佩。

• 作者： 良家子 发布时间：2022-09-09 01:18:40

  大部分都是在叙述一些祥和的事情，树立一个光辉的形象，害，儿子为父亲立传嘛，再说了，张忠培、郭大顺这些学生们还都看着呢。

  对于很多矛盾，像“疑古”与“信古”、史语所和北平研究院的两班人马、建国以后的考古所，都只是点到为止，没有揭开盖子嘛

• 作者： 豆豆大宝要奋斗 发布时间：2023-01-08 22:40:04

  较为平实，但不客观，也没啥时代性拓展，主要谈的人情世故的过往，其中提及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是汉堡大学汉学系的开创者、汉堡学派的开创者，1950年才离开中国，活了95岁。

• 为“中国文明起源”上下求索

  作者：辄馨 发布时间：2016-05-08 10:31:58

  <图片1>

  一个儿子的回忆

  　　“我最早的记忆片段是1941年的初秋，母亲带着四周岁的我从北平辗转一个多月来到云南，终于见到了前来迎接我们的父亲。父亲离开北平时，我才一岁。”

  　　这段话采自《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的卷首，作者是苏秉琦先生的长子苏恺之。去世二十多年，苏先生留给公众的记忆已日渐模糊，可对考古人来说，苏秉琦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他曾是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学术委员……担任过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北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

  　　在考古学界内部，苏先生的学术贡献被明确概括为四点：一、“从器物类型学上升到社会关系”的开拓性研究，二、提出了对“仰韶文化的阶段性认识”，三、建立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类型理论体系”，四、“重建中国上古历史”。

  　　从1909年到1997年，苏先生以平凡的处事态度经历着一个世纪的纷乱与重建，用“赤子之心”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他的智慧至今影响着当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很少有人知道，他如何从一个既没有更高学位也没有留学经历的北平师大历史系毕业生，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座里程碑。

  　　回看后人对苏先生的学术评价，走在先生奠基的“重建中国上古历史”的路上，令我在翻阅这本特殊的“回忆录”时，想要弄清是怎样的契机和启迪、怎样的毅力和激情，激励他在那个时代留下探索与思考。

  　　每当想到这里，我便不断提醒自己，放弃像完成论述题一样介绍苏先生学术贡献的“四大方面”，而是尽力回到那个“1941年的初秋”——这不仅是一位考古学家的传记，更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回忆。

   

  一切始于“斗鸡台”

  　　1941年秋天，苏恺之和母亲从北平来到昆明。在那里，等候他的就是三年多前因“七七事变”而与北平历史研究所同事一同迁往大西南的父亲。在抗战后方昆明北郊的生活，是他与父亲最亲近的一段岁月。除了让他感到“清贫而快乐”的黑龙潭生活、凝聚抗战精神的“中央机器厂”之外，他最多忆起的，是与父亲亦师亦友的徐旭生老伯和父亲写作第一本著作《陕西宝鸡县斗鸡台所得瓦鬲的研究》的点点滴滴。

  　　《瓦鬲的研究》源自苏秉琦1934年参与的史学研究所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的考古发掘。八年前，刚刚毕业的苏先生进入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考古组工作。他入职后的第一份挑战，就是前往陕西参与发掘“斗鸡台废堡”。苏恺之简略总结了父亲选择历史考古作为志业的原因：来自河北高阳县以纺织发家的大家庭，苏先生是家中幼子（四子），殷实的家业让他有机会不用像兄长一样走实业道路，而是“决心改学中华民族的历史以历史唤醒民众——教育救国，兴史救国”。

  　　苏先生曾经这样引述此次发掘的意义，“陕西为周秦汉唐故都所在。史迹遗留，极为丰富。……至周秦二民族初期之文化，则古书所载与之有关之史料，数量极少，无参证比较之余地。……故搜集此二民族遗留的史料，不得不置重于地下之发掘。”

  　　被后人称为“陕西考古发掘第一铲”的此次发掘，不经意间揭开了今人对秦周文明的探索。“斗鸡台”的收获颇丰，但考古材料却因日本侵华而无暇整理。在徐旭生的安排下，苏先生与研究材料一同先期撤往西南后方。这便有了1941年他与妻儿的重聚。

  　　在苏恺之的记忆中，父亲正是在与李济、梁思永、董作宾等前辈的交流中，完成了与徐旭生合作的《瓦鬲的研究》。他将父亲亲手挲摩陶片的研究称作破解“天书”。因为这本天书竟打破了过去的“文献研究者”未能涉足的边界——周人和秦人并非一脉相承的整体，而是各有起源的不同文化。后人这样总结《瓦鬲的研究》的贡献：从宝鸡地区的瓦鬲上还可以看出，先周文化还有两个来源，一是西北方向来的姬姓成分，一是关中土著的姜姓成分；到了周王朝时期，秦人已在陇西兴起，当秦人东进到宝鸡地区时，带来了诸如素面袋足鬲、曲肢葬、铁器等文化因素。这就从考古学上初步证明了商、周、秦不同源，各有各的文化发展脉络……从而打破了夏、商、周、秦一以贯之的正统王朝的史学体系。

  　　秦、周文化分别代表了中原文明一东一西两个源头的相遇之旅，这个“文化交汇”的观念在苏先生毕生的研究中竟贯彻始终。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1934年夏日“斗鸡台”下的“第一铲”，或是1941年昆明东郊的后方岁月。

   

  把“仰韶文化”一分为二

  　　1946年，苏恺之回到了北平，这次又是父亲先一步回家等他。苏恺之记得，1948年深秋，父亲接到一封南京电报后对母亲说：“我的事情（工作）离不开这块土地……况且资料、徐老都在这里……”虽然研究院几年后迁出了中南海，成为中国科学院的一部分，但苏先生并没有选择离开故土。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苏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一个繁荣期。他在考古所和北大历史系同时兼职，“把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图书三部分力量集中起来，办一个考古培训班”。五十年代初，培训班连办三期，“父亲说这是考古界的黄埔军校”，而这个“黄埔系”建立起来的时候，他却遵重孩子们的意愿，让他们都去学习自然科学。许多年后，苏恺之回想起父亲曾经的话：“顾颉刚先生……建国后在历史所的处境一直不好，……可人家照样写他的东西，坚信他的国学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有意义，手上的毛笔一天也没有搁置，仿佛总是在向将来的人诉说什么。”

  　　“但我没听进去，而且内心里很烦躁，也很反感。” 苏恺之怀着一丝对父亲的歉意写道，“一个个运动浪潮中，我‘懂得了’：要和徐老伯的孩子一样，绝不子承父业，一定要学理工科，跟文科拉开距离。”

  　　儿子眼中，“似乎他已经在中国考古舞台上消失了”。可这对淡然面对“政治批判”的苏先生来说，或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1964年，他提出了“大文化”和“大遗址”的概念。长期从事田野考古，苏先生对文物研究有了全新的看法，文物工作“绝不是把几年物品保存好了那么简单”。遗址反映的不仅是文物的出土地点，而是古人活动的整个空间脉络，应该保护的不是单个遗址，而是包含“空白地带”的“大遗址群”。这个超前的文保理念在当时“破四旧”口号即将登场的背景下提出，尤为难能可贵。

  　　1965年，他又写成《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该文的发表意义非同一般，“我能感觉到父亲对它特别重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前文化东龙山、西仰韶已成定论的格局下，苏先生结合早期斗鸡台考古经验和五十年代以来的新成果，将仰韶文化进一步分成位于以陕西关中为主的“半坡类型”和晋陕豫交界以东的“庙底沟类型”，并认定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源头，从而一举打破早期延续的二元格局。

  　　在这篇1965年发表的重要论文中，已可窥见未来“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类型理论”的萌芽。在它尚未吐新之际，中国考古学和这个国家一道，“开始经历了十年寒冬”，但如苏恺之当年坚信的那样，“这棵冬小麦的思考没有完全停顿，……终于有了1975年的‘冲刺’和1979年的‘呼喊’”。

   

  从“区域类型”到“满天星斗”

  　　“1975年，他又开始‘不安分’地先是在北大做了小规模的讲座，后又在研究所的一个小房间里，由他的学生张忠培召集，给吉林大学十几个师生讲述了他头脑里初步形成的‘区域类型理论’”。“按父亲后来的总结，1975年是他工作的一个转折点”，又一个仿佛久旱遇甘霖的繁荣期。

  　　“区域类型理论”首次将中国境内的古文化划分成六个较大的区块。分别是（一）以燕山南北为中心的“北方”；（二）晋陕豫为核心的“中原”；（三）山东半岛为中心的“东方”；（四）洞庭湖为中心的“西南方”；（五）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方”；（六）九江到广州的“南方”。这个六大区域的格局，是他以《若干问题》打破“仰韶、龙山”两个区块后，进一步对以往体系的超越。多年来对良渚、屈家岭、石峡等史前文化的研究，最终使他自信地跃出传统上的“中原”区域，将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心推向整个东亚范围。

  　　1979年，苏先生出席了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会上他正式公开介绍了这六个考古文化区的概念构想，“我们才慢慢知道，他是吐露了自己长期积淀下来的一些思考结晶，而且自认为是最重要的发言，也标志着他从此步入学术生涯的新阶段”。

  　　三年后，苏先生告别了新建成的北大考古系，但他没有离开考古事业的第一线。苏恺之眼中的父亲，以满腔的热情和精力比以往更多地出现在牛梁河考古工地、三星堆遗址，以及天南地北的学术会议上。

  　　这些新的收获，全部收集在他晚年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当中。他在书中首先以亲身经历坦率指出长期制约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两个怪圈：“一个是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思想；一个是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只有脚踏实地根据考古材料说话，破除“中原中心主义”的观念，才能真正实现上古中国的重建。

  　　正是始终秉持这种“去中心化”的超前理念，使苏秉琦先生提出了“区域类型理论”。他明确指出，中国考古学文化犹如“满天星斗”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华大地上。其中最具启发性的是，他在早期归纳秦、周文化不同来源的朴素认识基础上，进一步将燕山向西、陕北向东的两个文化流动方向，整合为中原文化的源头。这一卓越的认识（两股不同来源的文化人群相遇，必然产生一个区域文化中心），无疑为将来的中国考古学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

   

  回归更大的世界

  　　1997年，苏先生去世。他曾经立下遗嘱：“中国的海域很大，但许多地方却跟中国以外的境界发生关系，难以有界线。渤海湾在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间，正是中国的国门，所以我的骨灰要撒在那里。”遵从这一遗愿，苏恺之护送为“中国文明起源”一生上下求索的父亲归向大海。

  　　没有更高学历，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苏先生满怀探索民族历史的满腔热情，以“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发展”为己任，单凭双脚走遍中国每一处史前遗址，倾全力探索“满天星斗”的位置和联系。正是通过这些源自实证的真知灼见，使他打破前人的痼见，坚定地探索这些汇聚成华夏文明的不同源头。在生命的最后，冥冥之中，他甚至感到，要探知这些源头更久远的起点，需要跨出中国的疆界之外，接入更大的世界之网。

  　　“中国考古学家有三项主要任务：一、书写本国历史；二、将此扩展到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三、建立自己的考古学派。”苏恺之记得，2013年8月召开的首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会议上，世界知名考古学家伦福儒教授在发言中，引用了父亲的话作为开题。他知道，他那用一生为这三项任务作出完美诠释的父亲并没有被人忘记，那些继续肩负使命的新一代中国考古学家，将在苏秉琦先生奠基的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道路上，不懈前行。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6/5/8/1349957.shtml

• 学人传记的范本

  作者：水桶妖 发布时间：2017-09-09 02:1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