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光热能(初中物理)/新媒体可视化科学教育丛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azw3 电子书 免费 下载地址

本书以《全日制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为依据，以物理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优化知识的呈现方式，深度应用可视化手段，如AR、互动微件等，将抽象内容可视化，在保证科学性的前提下，重视艺术性、交互性。本书包括声现象、光现象、物态变化、内能与热机4章内容，从生活中的实例出发，阐述了相关的科学知识，介绍了声音与光的相关现象及原理、物态变化、能量守恒等，从现象到本质，帮助学生建立科学与生活的联系。

前言

章 声现象

1.1 声音的产生与传播

1.2 声音的特性

1.3 声音的应用

章末总结

第2章 光现象

2.1 光的传播

2.2 光的反射

2.3 光的折射

2.4 透镜及其应用

2.5 生活中的透镜

章末总结

第3章 物态变化

3.1 温度

3.2 熔化和凝固

3.3 汽化和液化

3.4 升华和凝华

3.5 地球上的水资源

章末总结

第4章 内能与热机

4.1 分子热运动

4.2 内能

4.3 比热容

4.4 热机和社会发展

4.5 能量的转化与守恒

章末总结

徐奇智，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与科技政策系教

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媒体科学教育，擅长人机交互技术、新媒

体技术等领域，提出“课堂 3.0”的新媒体教育范式理论与方法。多年从事推进新媒体教学手段和内容在 K-12 科学教育领域的应用，在靠前科学教育领域有一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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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以中学教学大纲为基础，利用AR、互动微件、动画等新媒体交互式工具，提供以可视化教学为核心，兼具交流研讨、科学探究、归纳总结、习题演练等功能的可视化教学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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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石瑊：真伪与醇疵——《孔子家语》的悬疑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1-10-19 10:35:13

  【作者简介】石瑊，北京大學哲學博士，導師孫欽善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现任职于岳麓书院。研究方向爲中國古代的文獻與思想學術史，近期主要關注《白虎通》與東漢政治思想、《孔子家語》與“鄭王之爭”研究。著有《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作伪说”检讨》（福建教育出版社）。

  原文载于：《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

  

  清代“《孔子家语》王肃伪作”说再检讨

  8.4

  石瑊 / 2022 / 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为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之一，《孔子家语》的辨伪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马昭的“增加”说，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及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而这三种不同形态伪书说的产生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好在近几十年间，随着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的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之中，有两部书因为十分重要却又来历可疑，引得后人聚讼纷纭，形成了文献辨伪史上的两桩公案。这两部书，一是传世《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一是传世《孔子家语》十卷。《古文尚书》贵在五经之内，地位远较《家语》为高，但因为先秦典籍多所引用，而汉儒经说经注亦见保存，所以要对此传世之作二十五篇进行分辨甄别，尚属有迹可循。因此，此《伪古文》二十五篇现在一般认为是东晋梅颐所上，非复先秦旧籍。而与之相比，《家语》的情况则更加特殊。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语类下著录“《孔子家语》二十七卷”，这是《家语》在历史上的最早记载。但此后该书的流传线索中断，以致后人从两汉文献之中，竟再也找不出另一条与之直接相关的记录。待王肃推出由己所注《家语》，则已迟至三国魏明帝时期。王肃注《家语》十卷四十四篇即后世流传之本。此本与《汉志》二十七卷本关系如何，因为可供比较的线索实在太少，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定论。但由于二者卷帙有别，《汉志》本《家语》堙没无闻，而王注本的出世又相当突兀，传世《家语》可以说先天存有疑点，后人一般不认为它就是《汉志》著录之本。所以颜师古在其下注云“非今所有家语”，而《四库全书总目》亦称“此本自肃始传”。

  如果说传世本的卷帙与来历原本就足够惹人怀疑，那么王肃对此书的推崇，则引起了更大的争议。汉代经学，郑玄是集大成者。他以古文经学为底，调入今文经学，对诸经融会贯通，最终形成了一代通学，在当时和后世尊奉者甚众。而经学史上，王肃是郑玄最主要的反对者。史书记载“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馀篇”（《三国志·王肃传》）。王肃与郑玄学术的差异主要集中在礼学仪制上，但礼学仪制本是实学，讲求的是证据。汉儒议礼，聚讼纷纭，原因就在于去圣久远，无所据依，倘若经书、孔子留有明文明言，那么自然也不会有这些问题产生。王肃称其“撰经礼申明其义，及朝论制度，皆据所见而言”（《孔子家语序》），想要挑战郑玄，说服时人，改易风气，实非易事。正当苦恼之时，《家语》一书的获得似乎让他的学术命运迎来了转机。

  《孔子家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事迹的纂集。题目标一“家”字，颇有孔氏家族内传的意思。而王肃谓此书得自其弟子，孔子第二十二世孙孔猛，似乎也对此有所印证。王肃获此宝书在手，称其圣人实事之论，与之所论，有若重规叠矩，足以证明其观点与孔氏无违。由此，王肃收罗各种证据，条理其观点，撰集《圣证论》一书，集中对郑玄的学术进行质难。很明显，书名“圣证”，王肃就是要以《家语》中的圣人言论作为核心证据来为自己张本。此书一出，当时的为郑学者多不以为然，孙炎、王基等都有辩驳。而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当属在朝廷主持下，王肃一派与马昭等为郑学者的直接辩论。从今天留下的文献来看，马昭面对王肃引“圣证”来质难郑学时，其基本策略是通过比较，强调郑学证据在可靠性上更胜一筹。如《礼记·檀弓》里为同母异父兄弟服丧的问题，郑玄同意经文中子游服大功的观点，而王肃引《家语》所载孔子语“继父同居者，则异父昆弟从为之服；不同居者，继父犹且不服，况其子乎”，认为情况当分两种。马昭反驳云：“《家语》之言，固所未信。子游古之习礼，从之不亦可乎。”（《通典》）这实际是说，《家语》非经，未可轻信，而子游从孔子以学礼，是以其说郑玄据之。

  但这里有一条例外，《礼记·乐记》载“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郑注“其辞未闻”，而王肃则据《家语》和《尸子》的记载补出了这一段歌辞。对此，马昭云：“《家语》王肃所增加，非郑所见。又《尸子》，杂说，不可取证正经，故言‘未闻’也。”（《礼记正义》）在此，马昭没有按照他一贯的策略反驳王肃。原因是这不是涉及经文理解的是非问题，而是《南风》歌辞的有无问题。当王肃据文献补出郑注说无的歌辞时，马昭是无法通过列举己方证据，进行比较加以反驳的。此时，马昭若坚持要维护郑学，那么其唯一出路就是直接否定王肃证据的有效性。不过具体视之，王肃所举两条证据的效力并不相同。《尸子》，《汉书·艺文志》归杂家，不属于儒家典籍，不具备补充解说经文的资格。这一点马昭很容易就能反驳，故曰“杂说，不可取证正经”。《家语》则不然，其中歌辞因出自孔子亲口，便自有权威，岂容凭空否定。此前马昭称《家语》固所未信，乃在于经文有明证可据，然而其属意子游，尚且要设之以疑问语气，婉转申说，此足见《家语》“圣证”之功效。作为一个尊信郑学的儒者，一方面不能承认郑注有失，另一方面亦不能否定孔子的言论，马昭的处境尤其尴尬。这时强调《家语》中《南风》歌辞来自王肃增添，并非真正的圣人之言，正是消解这一证据的有效性，从而间接反驳王肃质难的唯一办法。

  通常，人们把《礼记正义》里马昭的话视为《家语》辨伪的滥觞。马昭的“增加”说，即认为《家语》有部分内容源自王肃掺入，可算《家语》伪书说的第一种形态。但可惜的是，马昭对其“王肃增加”的观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而根据上文的分析，他在此处的反驳近乎辞穷，只是希望借此否定《家语》的“圣证”性质，来达

  到维护郑学的目的。换句话说，“王肃增加”与“固所未信”在他的反驳中具有某种等价性，马昭在意的不是《家语》一书的真伪，而是书中内容是否真的合于义理。

  在郑王经学论争之后很长的时间里，《家语》一书的性质并未再引起较大的争议。相反，晋代以降至于隋唐，学者写书注书，对《家语》多有利用。直到南宋，因朱熹注《中庸》引及《家语》，有关争议方才波澜再起。朱熹本人对《家语》的见解相当通达。他说：“《家语》虽记得不纯，却是当时书”，又说：“《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然非肃所作。”（《朱子语类》）朱熹认为传世《家语》乃由王肃所编，但其内容却是渊源有自，没有经过改易。但他也提到其书“不纯”“多疵”，这是承认《家语》在义理上有不足，从而把该书的性质真伪与义理醇疵区分开来，对于认识与利用《家语》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因为这样的认识，朱熹在《中庸章句》里，仍然有选择地采用了《家语》的一些内容进行注释。

  然而朱熹的三传弟子王柏却不认可这一做法，他专门写有一篇《〈家语〉考》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在文章里，他说：“《家语》之书，洙泗之的传也，不幸经五变矣。一变于秦，再变于汉，三变于大戴，四变于小戴，五变于王肃。洙泗之流风余韵，寂然不复存”，“今之《家语》十卷，凡四十有四篇，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在王柏看来，历史上原有孔门的传之《家语》，此书在义理上精醇无比，但其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一再发生变动，传世《家语》只是王肃所编。朱熹也说王肃编《家语》，但却没有讨论此前是否另有别本《家语》及其性质的问题；而王柏则对王肃编《家语》的观点进行了细化，指出了取材来源、编纂方式以及托名孔安国的行为。只是这些说法是否立得住脚，则大有疑问。传世《家语》的确与《左传》等书有大量互见内容，只是这些究竟是相互并行的同源材料，还是《家语》袭自后者，王柏完全没作考虑。而一旦《家语》在内容上的承袭有所疑问，则其“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的编纂方式更无从谈起。王柏之所以提到“托名孔安国”，主要是传世《家语》存有一篇疑似孔安国语气的序文，他认为这是王肃托名所作。有趣的是，虽然王柏认为传世《家语》系托名编纂而成，按理便不应轻信其间文字，但他所谓的《家语》“五变”之说，恰是借助了那篇“孔安国”序言及其后的“孔衍”上书的内容，又加以想象敷衍而成。回头来看，王柏在说起王肃编《家语》时，用一“意”字恰反映了他对此问题的轻率态度。整篇《〈家语〉考》乃为纠正朱熹以《家语》注《中庸》而发，因此他在文末点明：“以古《家语》正《中庸》，其词甚悫，其义甚明，奈不可得而见也。以今《家语》正《中庸》，终恐有所未安。”由此可以说，王柏的着意点乃在于由论述传世《家语》非孔门的传来消解此书在义理层面任何应用的可能。

  与马昭“增加”说强调部分内容的掺入不同，王柏一则强调《家语》在历史流传中的一再变动，二则强调传世《家语》乃王肃编纂并托名孔安国。这可看作《家语》伪书说的第二种形态。由此以降，明人何孟春、郎瑛等论述多不脱此范围。影响所及，一直延续到清初姚际恒处。

  乾隆时期，随着学坛复古风气的发展，汉学研究得以复兴。作为汉学的代表，郑玄及其学术在当时受到了特别的推崇。由此，王肃对于郑学的攻击以及《孔子家语》在这中间发挥的作用，重新成为了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昔日王肃著《圣证论》以质难郑学，马昭未能悉数化解其挑战。清人尊郑学，不能容忍王肃的挑战，势必需要有所回应。但他们却不得不面临一个难题：《圣证论》已散佚，王肃难郑的具体意见已难于知晓，是以他们无法直面王学的质难而给予回击。这时，转而在王肃立论的主要依据——《家语》上动脑筋，成为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况且传世《家语》素有疑问，又曾遭马昭、王柏等人质疑，只是未得彻底揭发。因此，若能在前人基础上对此书作进一步研究，以证明此乃王肃完全伪作，其中内容必不足以征用，而王肃对郑玄的相关质难亦随即消解。

  因此，这一时期的《家语》辨伪在问题意识和论证方法上都表现出了新的特点。梁玉绳序《家语疏证》云：“忆乙未冬仲，翟晴江丈馆衡下，雠刊杭先生《道古堂集》。夜永酒阑，论及王肃撰《家语》难郑氏，思欲搜考以证其讹，因握笔互疏所岀，十得五六，旋各罢去。荏苒十有九年，不遑卒业，而晴江亦殁久矣。”此处叙述颇为典型，足以反映当时学坛对待《家语》的态度。所谓“王肃撰《家语》”，即以《家语》为王肃之著述。王肃对于此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增添者或编纂者，而是创作了其中的内容。学者间论及此事，心有戚戚。而在此共识之下，搜考线索证其讹谬倒成为了一种炫耀博学、相互角力的游戏。至于最终的证据是十得五六，还是更多，反而不重要了，毕竟结论先已有之。

  当然，认真者总是有的。在乾隆三十至六十年这30年间，学者范家相、孙志祖先后独立完成了《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两部全面讨论王肃伪作《家语》的专著。这两部专著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文本间比较分析的方法来进行论证，即将《家语》与《左传》《荀子》等书进行比较，找出其中所有大同小异的文本，将他们的相同之处归结为王肃抄袭，而不同之处则归结为王肃篡改。同时，他们这种穷举式的文本分析，对应的正是王肃伪造全书的立场。范家相云：“王氏所注《家语》，先儒或信或疑信者亦讥其‘杂而不纯’。疑者但知其增加旧说，未有全指其伪者。”范氏称先儒但知增加，“未有全指其伪者”，即暗地里夸耀了他们对《家语》认识的“发展”。而这一“发展”与清人检验论据的动机，紧密相连。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若将《家语》与他书视作平行文本，是无法推断出诸书之间的承袭和改易关系的。而范、孙二人之所以有此结论，实源自他们预设了《家语》晚出伪作的立场。而此立场又恰是他们所需证成的观点，所以从逻辑上说他们的研究是一种循环论证。所以当有人，如陈士珂，预设了与辨伪者相反的立场，以同样的方法著《孔子家语疏证》，证明《家语》非后人伪作时，辨伪派人士无法正面反驳，只得称其书“反谓《家语》为诸书所本，强词夺理，殆亦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之流”（《郋园读书志》）。另外，即使可以确定时代先后，清人的文本分析最多只能证明文本的差异源自改易，却无法指明改易者是谁。马昭的“增加”说既缺乏证据，也只是就局部内容而发。范、孙二人将所有的“改易”都与王肃关联上，无疑又存在过度推衍的问题。同一时期的官修学术巨著《四库全书总目》在《家语》提要下，以同样的方法，举一例证明《家语·公冠》袭自《大戴礼记》，并称“其割裂他书，亦往往类此。反复考证，其出于肃手无疑”。《家语证讹》与《家语疏证》，尤其是后者，自问世起，便受到了广泛的认同与好评。有此二书，再加上官方结论，则当时学术圈的整体认知不难晓矣。因此，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孔子家语》辨伪公案至“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只是经过分析，范家相们的研究方法存在着逻辑误区，并没有证成他们的结论。

  细绎清代辨伪者的文本分析过程，则不难发现他们暗藏在辨伪活动背后的经学思维的实质。翻开清人的疏证，不难发现他们在发掘传世《家语》“伪造之迹”的同时，总是在不厌其烦地暗示其内容的不可信。但是书籍之真伪与内容记载之真伪是两组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并不能无差别等同。从文献学上来说，伪书一般是指创作年代失察、作者认定失实或者书本内容不同于原书的一类书籍。而所谓内容记载之真伪则是指书籍内容所

  记是否符合历史真实的问题。伪书中，固然有内容出自后人虚造，所以常常不合史实的情况。但是如果后人在作伪过程中，选择了可信的史料，本着如实的态度创作内容，那么则伪书里也可能存在着与历史真实相合的内容。相反，一本作者明确、年代归属清晰，内容未经后人改动的书籍也有可能会因为作者虚构、失察、讳言等诸多原因记载了不符合历史的内容。

  《孔子家语·相鲁》“而西方之诸侯则焉”一句，《家语疏证》辨析云：“案‘西方’，《史记》作‘四方’，是也。肃但求异于一字，改为‘西方’，而注云：‘鲁国在东，故西方诸侯皆法则’，亦太近纤。司马贞《史记索隐》反据以为说，何也？”《史记》称“四方”是泛指；《家语》因鲁国在东，故曰“西方诸侯”，亦通。两者小异，应属于记载异辞，完全不影响读者对于文意的把握。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家语》作‘西方’”，同时引王肃注，不过取相近记载发明《史记》之文。而孙志祖认为此处经过改动，不足以补正《史记》，从而将书籍之伪与内容记载之伪等同了起来。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清人的疏证，便可发现他们判定《家语》不可信，往往缺乏深入的考辨，只是简单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得出结论。如《家语》“孔子之楚”至“无祭者乎”一节，《家语证讹》云：“本《说苑·贵德篇》。圣人之祭，何等郑重。乃欲以弃粪壤之物受之，以进祖考，何以为圣人？不经尤甚。”范家相以《家语》记孔子受腐鱼以祭祖的行为与经书所见孔子态度不合，便认为不可相信。其实，经书中孔子形象及其思想是否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一个需要慎重探讨、仔细研究的问题。而《家语》中孔子的行为与其对待祭祀的郑重态度是否完全冲突，也是个值得分析的问题。范家相对这两个问题避而不提，简单地认定《家语》所记“不经尤甚”，实际上是以经籍的权威性作为“信”与“不信”判断标准。又以前举“而西方之诸侯则焉”而论，即使有些极度简单的疏证从表面上看仅止于辩驳异文而无甚深意，但是细思之下，似乎仍不难发现其中所表现出的经学思维方式。此处《史记》虽不是经籍，但早已经典化。清人多称史迁著书上继《春秋》，深于义法，考信必于六艺，叙事多本经传。又谓作《孔子世家》，乃据素王之说，推尊孔子，下笔曾反复斟酌以尽善。是故，《世家》之语相较于《家语》，仍有着类似经籍的权威性，不可轻改。

  因此，清人的疏证工作，实际是由论证《家语》是伪书，进而否定其内容记载的真实性，而他们的判断标准和思维方式却是利用经籍的权威性来勘验《家语》。在这过程中，由古书辨伪到史料甄别再到与权威经籍相勘验，问题被置换了两次。所以说范家相们疏证工作的实质是一种经学活动，其最终目的是想要说明传世《孔子家语》不合于深具大义的经籍文献，不具备充当经学证据的资格。

  乾隆时期形成的“《家语》王肃伪作”的观点是《家语》伪书说的第三种形态。其核心乃在于强调王肃改易材料，伪造《家语》全书，因此其书内容不值采信。晚清近代以来，疑古风潮逐渐兴起并大盛，疑古派接受继承了清人的观点，这使得《家语》在文史研究领域长久地被弃掷不道。但现在看来，清人的疏证并不是客观的文献辨伪活动，而其最终目的乃在于消解《家语》作为王肃经学立论依据的合理性。

  回顾《家语》辨伪在历史上的三个重要阶段，可以发现有关此书真伪的争议总是同与之有关义理的争议相伴相生。不论是马昭的“增加”说，还是王柏的“王肃编《家语》，托名孔安国”，抑或是清人的“王肃伪作《家语》”，这些不同形态的伪书说产生的背后都指向了相似的目的，即辨伪者以辨书籍之真伪为名行辨义理之醇疵之实。换言之，他们预设了真《家语》必然是孔门的传而极富精醇义理的前提。而这又非为质疑《家语》者所独享，除开王肃取之以为“圣证”外，称颂此书价值者历代不绝。在儒教立国的时代里，一般士人要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将这本名字带有“孔子”二字的书籍本身的真伪与义理的醇疵两分看待，实在是一个艰难的考验。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在清代也有清醒者，如陈士珂发出“周末汉初诸子，其称述孔子之言，类多彼此互见，损益成文，甚至有问答之词，主名各别，如《南华》重言之比，而溢美溢恶，时时有之。然其书并行，至于今不废，何独于是编而疑之也”（陈诗《孔子家语疏证序》）的诘问，却和者寥寥；甚至其有意彰显诸书互见文字，以示《家语》内容有源有本的《孔子家语疏证》也长期被视为辨伪专著，而备受误解。

  近代以来，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体系的解体和以文献史料为基础的现代文史学术体系的建立，使得客观探究书籍的真伪性质及其形成过程成为可能。而近几十年间，随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等一批与传世《家语》相似材料的出土，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传世《家语》之真伪以及“王肃伪作《家语》”的问题。研究者们一方面意识到出土材料的发现可以证明传世《家语》与诸书的互见内容可能并非简单的承袭关系，而是一批共有的文本，他们可能存在某个共同的源头，却经历了更为复杂的演化过程。因此，传世《家语》应当可以脱去“伪书”的帽子，而进一步考虑孔安国编纂此书的可能，及其在儒学上的意义与价值。而同时，研究者发现，与出土文献、乃至《说苑》等书相比较，传世《家语》文本上存在着大量后代生成的痕迹，因此证明传世《家语》文本生成和定型的时代更晚，传统上以王肃为作伪者的意见似不宜轻易放弃。

  以上两方面的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也依然存在着局限性。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Geoffrey R. Elton）说：“历史研究并非对过去的研究，而是对过去的当前痕迹的研究；如果人们所说、所想、所做以及所经历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前的证据，而不是过去的存在这一事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些没有材料来回答的问题并不是问题”，“历史学家的方法有时促使他依据消失之物周围仍然存在的事物来重建它。不过限制依然是重要的，在实践中尤其如此。”（《历史学的实践》）分辨传世《家语》真伪的疑难在于，一方面除了《汉志》中二十七卷的著录外，我们无法找寻到更多的《家语》在汉代流传的线索，因此无以传世《家语》即汉代流传之本；而另一方面，比较分析的方法能找出文本演化的痕迹，却无法说明这些痕迹源自王肃。以当前的证据与方法，既然无法解决这一争议，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暂时将其搁置，而选择一条更为超脱的路径。

  在过去，像《家语》这类早期古籍的真伪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引得人们纷纷讨论，实源于人们对于书籍著作权的一种粗略认识，即一本书应该有明确的作者，可考的创作年代以及稳定的文本内容。但是，这样的观念往往只能反映后世个人的著述体例，用以匡范先秦至汉代形成的一批早期古籍则力有不逮。由于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以及研究的渐次深入，学者已经意识到早期古籍的形成往往需历经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在这期间，它的内容的创作者可能不止一人，文本、篇章、编次都不是很固定；从最早的面貌到最终定本的产生之间，古书可能经过了多次整理。所以，以往那种“真”“伪”二分的判断标准并不适合用来说明早期古籍的性质，因而对这些古书著作权的追问，应当转换成对其形成、编纂、流传过程的一种历史的动态的把握。事实上，利用相似的互见材料对《家语》进行严谨细致的文本分析，探索其形成与演化，已成为了当前《家语》研究的重要方向。

  有出土新材料以供利用，现代人得以比古人更加幸运；能够剥离义理的判断而客观分析文本，现代人可以比古人更加明晰。由此以拾级，《家语》的悬疑或将逐步揭开。

• 深圳奇迹，源于有政策，也源于没有太多政策

  作者：旸谷 发布时间：2020-04-22 13:59:43

  2019年4月的新书，进豆瓣一看竟然没有书评，评分只有6.9，实属不该，因此斗胆先抛此砖。

  这些年看书私下得出了一个分辨书好坏的标准——看得很快的书，都不可谓不好。

  因为看得快要么是因为文字流畅，读起来顺爽，如琼浆入喉，飞流直下；要么是因为内容有趣，引人入胜，手难释卷，点灯熬油，一两天就来到了终章。平日里我看书是极慢的，一来悟性不足，需细嚼慢咽；二来，定力有限，未久便会分神。此书每天中午吃完饭后午休之前看半个小时，有趣时读到来不及午休便要开始上班，一本非小说类作品如此，在我看来已经可以算得上很流畅、很有趣了。

  深圳是如何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今日的中国科创之中心、世界智造之工厂的，这个课题一直吸引着我。这次因为工作原因要开书单看书充电，机缘巧合发现了这本书。

  第一章非常有意思，揭开了深圳特区不为人知的一面。读罢才知原来深圳并不是扶摇直上、直冲云霄的，现在看来这么好的政策、这么伟大的决策，当初也饱受诟病、有人义正辞严、苦口婆心地来打退堂鼓，另一部分更具发展眼光的先辈顶住了压力，把这事儿做成了，这才有了今日光华万丈的深圳。

  第二章官样文章，介绍了深圳文化、人才相关的数据，主要强调为什么现在要大办教育，在书的最后被几位大家寥寥数语以毕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有铺垫就谈不上精彩。

  第三章说到为什么特区要选这个小渔村，从历史到地理区位优势，从香港到深圳，再横向对比另外几个特区，让人茅塞顿开，龙生九子，各有不同，珠海、汕头、厦门三个经济特区，未成有其自身的“可恨之处”。通读下来真是非常涨姿势。

  第四章深究土地利用“深圳模式”的作用，没有土地使用权拍卖就没有今日繁荣气盛的深圳，顺带说明了为什么深圳有这么多城中村，又回照前文：为什么深圳能成别的地方不能？深圳几乎没有第一产业，也就少了许多相应的负担，在这一点上其他地方几乎无法模仿。

  第五章揭秘深圳与广州这对广东双子星为何命途迥异，原来深圳在财政政策上得到的好处是最多的，也正是凭借财政上的收入优势，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六章讲深创投在全中国独树一帜，通过深圳的发展以资本的力量辐射带动全国；第七章介绍几种先进的供应链模式、第八章讲深圳手机产业，当前国人颇为关注的外企出逃，这里给出了为什么不会出逃的有力解答——因为产业集群在这里，资本他舍不得逃走。第九章落到几家著名企业上来，从企业看深圳的文化——务实、自由，这种自由指的是政府不会过多干涉企业经营，给企业家自由发挥的空间，并提供高水平的服务。也正是因为这种文化，如此多的企业家选择来到深圳，扎根深圳。就这方面来说，全国又有几个地方能学得到呢？

  本书的附录若在其他书一般都会作为噱头写在序的位置，出现在这里，通读之后再去回味书的内容，会有醍醐灌顶、融会贯通之感。几位教授各有出发点，语言各具一格，内容深入浅出，实在是有趣的很。

  合上全书，会发现其实深圳兴得益于邓总工程师大笔一挥以及南方谈话的撑腰力挺，也得益于各级干部的实事求是，孜孜以求；更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还得益于政府领导班子的开明、智慧，理念先进，不囿于政治俗套，让这片热土风气常新。

  其他小渔村真的能学到吗？

  希望吧。

  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小渔村成为下一个深圳，让《深圳奇迹》成为这一系列的开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