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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全5册，ISBN：9787546129334，作者：公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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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全5册，ISBN：9787546129334，作者：公羊高

• 作者： 风油精 发布时间：2024-04-23 17:10:57

  绕着地球跑一圈第四缉：可以对欧洲主要国家的风土热情、历史、标志建筑有个大致了解，期待能行万里路亲身游览。

• 作者： 赫恩曼尼 发布时间：2022-11-27 17:01:36

  烟火气。

• 作者： 陆路 发布时间：2018-10-16 19:08:05

  作为Sigourney奖的获得者，Ogden将克莱因和温尼科特的理论融入他的临床中，再用他自己的语言把他的理解解读出来，这是一种重新发现，也正是Ogden所说的分析师必须与他的每个病人一起重新发明精神分析。在读这本著作的过程中始终有一种拨开云雾柳暗花明的畅快感。

• 作者： Nebula 发布时间：2014-07-27 21:05:22

  。。。。。。

• 作者： 笛舞 发布时间：2024-01-19 12:32:04

  这本被老爸直接抢走了，刚到的时候翻看了一下，很不错。

• 作者： 黑夜行灵之卡 发布时间：2018-05-22 22:42:44

  唉

• 【转】马清源：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礼制调整说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1-05 15:01:06

  【摘要】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既是对汉代《公羊》旧说的整理与承袭，同时又对部分《公羊》学旧说尤其是礼制相关学说有所调整与"改造"。通过对何注中"王鲁"、"丧期"、"天子亲迎否"、"臣子一例"等问题进行考察，辨析其内在矛盾及其与经传原文矛盾，可知何注的调整，一方面使部分"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流于"随文为解"，另一方面，受《公羊》旧有解经方式"条例"的束缚，何注有部分"背经反传"的现象。此外，何注也受到汉代业已变化的实际礼制的影响。

  【作者简介】马清源，男，1986年生，山东昌邑人。2005-201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桥本秀美教授。现任职于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在站。研究方向为古籍版本学、经学史、礼制史。发表《构造禘祫：论郑玄之推论依据及特点》《汉书宋人校语之原貌与转变》《鲁国郊祀起源及施行时间的认知变迁》等论文，参与修订点校本《汉书》。参与搭建山东省图书馆易学古籍数据库、佛经古籍数据库等。

  

  

  

  

  

  

  

  【延伸阅读】

  黄铭：何休《公羊解诂》质疑略说（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4069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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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清源：“跻僖公”三传阐释考 （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24861479/?_i=2901753--I7b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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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清源：构造禘祫——论郑玄之推论依据及特点（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124859728/?_i=2902024--I7bjN

  ）

• “王魯”的邏輯（轉）

  作者：今天那个没有 发布时间：2023-12-03 20:27:07

  

  本文原載於《春秋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67—82页

  

  吳迎龍

  作者簡介：

  吳迎龍，安徽安慶人，本科、碩士就讀於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現為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春秋》學、三禮學及漢代經學史。

  【摘 要】 “王魯”說作為構建公羊學理論的重要一環，在後世招致了諸多批評，而在構建“王魯”理論中貢獻最大的何休，也隨之成為眾矢之的。但將“王魯”理論自身的問題歸責於何休，非但是不明公羊之深義，更是不明學史之流變。後世批評“王魯”說的學者大都缺少“王心”“史記”雙系統的視角，也意識不到“王魯”“以《春秋》當新王”和“素王”作為“王心”系統之一體三面的未來傾向，更不能以經學自我建構的動態觀念來認識“王魯”說的產生及完善，以至在誤解“王魯”說的基礎上，更有“何休，《公羊》之罪人”的謬論。

  【關鍵詞】 《春秋》；公羊學；王魯说；何休

  

  明孝宗弘治元年，大學士程敏政上疏《奏考正祀典》，要求重新商定孔廟中的從祀名單。[這份奏疏雖然最終沒有獲得批准，但卻深深影響了後來嘉靖朝張璁主導的孔廟祀典改革，是自唐確立孔廟祀典以來最大的制度變革，影響深遠。相關討論可參考何威萱：《從“傳經”到“明道”——程敏政與明代前期孔廟從祀標準的轉變》，《臺大歷史學報》2015年第56期，第35—86頁；《明中葉孔廟祀典嬗變的理論基礎：程敏政的〈奏考正祀典〉及與張璁孔廟改制觀的異同》，《清華學報》2017年第1期，第45—84頁。]在這份奏疏中他請求撤除馬融、劉向、賈逵、王弼、何休、戴聖、王肅、杜預、鄭眾、盧植、鄭玄、服虔、范寧等十餘人的從祀資格，其中關於何休他認為：“若……何休解《春秋》，黜周王魯，……類當黜祀”，巧的是，這不是何休第一次因為“黜周王魯”而被要求撤祀，早在洪武四年，在明初大儒宋濂主導的那次祀典討論上，翰林院待制王袆上《孔子廟庭從祀議》，“以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新莽，猶獲從祀，而仲舒顧在所不取，何也？且何休注《公羊》而黜周王魯，王弼注《易》而專尚虛清，害道已甚……”[（明）王袆：《孔子廟庭從祀議》，《王忠文公集》卷十五，《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8册），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263頁。]，到了清代，這樣的議論甚至超出廟堂之外，號稱“江南三布衣”的清初史學家姜宸英在自己的《湛園札記》中就議論道：“何休因班氏之說，遂誣《春秋》黜周王魯，又曰《春秋》黜杞舊宋而新周，……何休之說，皆《公羊傳》所未有也。其所云黜周王魯、為漢製作，豈獨誣《春秋》哉，其為《公羊》之累，亦已甚矣。……愚故謂何氏之從祀不可不廢，而十三經注家唯《公羊傳》不可存也。”[（清）姜宸英：《湛園札記》卷四，《姜宸英全集》（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52頁。]

  

  《春秋或問》

  後世學者，稱讚何休的理由有千百條，但批評何休的理由，首先一定是“王魯”，諸如：蘇軾：“三家之《傳》，迂誕奇怪之說，《公羊》為多，而何休又從而附成之。後之言《春秋》者，

  黜周王魯

  之學，與夫讖緯之書者，皆祖《公羊》。《公羊》無明文，何休因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宋）蘇軾：《論〈春秋〉變周之文》，《蘇軾全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477頁。]

  呂大圭：“三《傳》要皆失實，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為說，而說之謬者莫如何休。……

  黜周王魯

  ，《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宋）呂大圭：《春秋五論》論五，《春秋或問》，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第223—224頁。]

  晁說之：“《公羊》家既失之舛雜矣，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羊》之學，徒勤而功亦不除過矣。……其最為害者有三：曰

  王魯

  ，曰

  黜周

  ，曰新周故宋。”[（宋）晁說之：《三傳說》，《嵩山文集》卷一二，四部從刊本。]

  毛奇齡：“何休說《公羊傳》，謂天子改元，諸侯無改元之例。其所稱元，當是

  黜周王魯

  ，尊魯為王者之義，則不特悖禮叛教，《春秋》必誅殺，且亦不識周制矣。”[（清）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毛奇齡全集》（第9册），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年，第298頁。]

  無可否認，“王魯”說是何休注解《公羊》的核心理論，而他也因此飽受後代詬病，甚至多次被要求革除於正統學術之外。“王魯”說是否合于經義這可以商榷，但說何休是“《公羊》之罪人”，卻是絕對的誣辭。首先需要確定的是，“王魯”說並非何休之首創，早在董仲舒《三代改制質文》一文中，就已經提出了“王魯”說，“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樂宜親《招》《武》，故以虞錄親，樂制宜商，合伯、子、男為一等。”[（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10月，第184—188頁。]而相關論述，也在司馬遷的《史記》中有所繼承[司馬遷在《史記·儒林列傳》中極稱董仲舒“故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漢）司馬遷：《史記·儒林列傳》，“點校本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128頁。）]，《史記·孔子世家》有“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漢）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點校本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43頁。]之說。另外，徐彦在《疏》中所引賈逵的議論，就已涉及對“王魯”說的批評，“案《長義》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第3頁。]。又見許慎《五經異議》：“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也。”[（清）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中國思想史資料叢刊”，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8月，第232頁。]可見“王魯”之說，早在西漢的公羊學發展中，就已經在發揮效用，且受到相當的認可，以至到了東漢，依然是當時公羊學的重要內容，而何休至多只算是對先師家法的繼承與補充，將這個責任全部加在何休身上，顯然於理不公。

  

  《春秋繁露義證》

  但問題的重點並不在於將責任推到誰的身上，而是要深入地理解，“王魯”說在公羊學中是否具有一個合法的地位？畢竟就算在公羊學內部，也有如孔廣森這樣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對於孔廣森是否真的反對“王魯”說，學界尚存爭議，劉逢祿就認為他“辟王魯之名，而用王魯之實”（《春秋論下》，見《劉禮部集》卷三，光緒壬辰重刊本），但皮錫瑞就批評他“不信黜周王魯科旨，以新周比新鄭，雖有篳路藍縷之功，不無買櫝還珠之憾。”近年張勇、施婧嫻等學者亦主此說，相關討論可參考：張勇：《孔廣森與〈公羊〉“家法”》，《中國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57—172頁；施婧嫻：《孔廣森〈公羊通義〉“王魯”說辨析》，《史學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123—126頁。]。孔廣森在《公羊通義敘》中論道：“方東漢時，帝者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為漢製作，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云云之說，皆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二家之糾摘矣。”[（清）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清代經學著作叢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79頁。]

  還有不少對公羊學有所深究的學者，對這個問題的態度也很堅決，在四庫館臣看來“大旨陰主《公》《穀》”的陸淳，於《春秋集傳纂例》中也批評“王魯”之說，“何氏所云，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難得其言，用非其所。不用之於性情，而用之於名位，失指淺末，不得其門者也。……唯王為大，邈矣崇高，反云黜周王魯，以為春秋宗指。兩漢專門，傳之於今，悖禮誣聖，反經毀傳，訓人以逆，罪莫大焉。”[（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儒藏（精華編）》（第90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頁。]宋代葉夢得作《春秋公羊傳讞》辨析《公羊》之義，在“王魯”上尤難認同：“《公羊》之學，其妖妄迂恠，莫大於黜周王魯，以隱公託新王受命之論。……《春秋》本以周室微弱，諸侯僭亂，正天下之名分，以立一王之法。若周未滅而黜之，魯諸侯而推以為王，則啟天下亂臣賊子，乃自《春秋》始。孰謂其誣經敢至是乎！將正《公羊》之失，莫大於此，學者不可以不察。”[（宋）葉夢得：《春秋公羊傳讞》，引自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538—539頁。]

  這就不得不讓人感到疑惑，何以在兩漢作為公羊學重要理論的“王魯”說，到了後世卻飽受詬病？學者批評何休的理由是什麼，而這些批評又是否能站得住腳？或者說，對於這些批評，何休是否具有足夠的自覺？如果有的話，那他為何不對“王魯”說加以改造以避免後世及左、穀兩家的批評呢？

  

  後世批評“王魯”的學者雖多，詳梳其說，所資論證之理由，不出如下四類：1.《傳》無明文，如蘇軾、呂大圭之類；2.不合禮法，這裡特指周制，進而也可以衍生為不合春秋之實情，如毛奇齡之批評。3.自相矛盾，多出自對《公羊》較為精熟之學者，如廖平所言：“且春秋改制，作備四代，褒貶當時諸侯，皆孔子自主，魯猶在褒貶中，其一切改制進退之事，初不主魯，則何為王魯乎？若以為王魯，則春秋有二王，不惟傷義，而且即《傳》推尋，都無其義。”[（清）廖平：《何氏公羊解詁三十論》，清光緒十二年成都刻四益館經學叢書本，第8頁。]4.不尊天子，如陸淳的“唯王為大，邈矣崇高”，又如葉夢得的“啟天下亂臣賊子”。本文綜合這四個角度的批評，分兩個層次加以論證，試圖首先從經義的層面，理解“王魯”這一公羊學的核心家法。

  (一）“史記”與“王心”

  雖然從賈逵開始，左氏學者就開始對“王魯”說進行有針對性的批評，但和賈逵“名不正則言不順”的思路相比，杜預的批評更有力度，也更有影響，“《春秋》……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曆，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3頁。]杜預的批評囊括了1、2兩種類型，在這種思路之下，《春秋》被理解為一部信史，孔子所記的內容只是對當時史實的描述，故而我們所讀所見的，就是《春秋》想要傳達給我們的。至於孔子通過筆法和書例所要傳達的隱微內容，也只是想要達到類似於道德評判的目的，那麼《春秋》就被理解為孔子的一本理想主義著作，孔子成為了“周朝”的“衛道士”，將“撥亂反正”的希望寄託於天下諸侯的道德自覺。這個思路非常樸素，同時也非常具有說服力，隨著《左傳》在唐以後地位的提高，漸漸成為了人們理解《春秋》的主流思路。

  

  《春秋左傳正義》

  在這樣的思路之下，孔子作《春秋》的價值首先被瓦解，它不再是一本能夠致天下於太平的“經”，而成了一部保存材料的“史”，從今人的視角來看這並無問題，但這卻完全不符合古人對《春秋》性質的理解，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明確表明了孔子以製作範世的意圖，史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借壺遂之口這樣總結孔子作《春秋》之義，“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點校本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9頁。]可見，孔子在“空文”之外，尚有“王法”的製作，而這“王法”顯然不是善善惡惡這樣簡單。同樣還是《太史公自序》，“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第3297頁。]既有“貶天子”“達王事”之義，則以孔子為周天子“衛道夫”則不能成立。這一點在董仲舒那裡說的更為明白，“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萬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賢才，以待後聖，故引史記，理往事，正是非，序王公。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之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為見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10月，第155—156頁。]借諸行事而加乎“王心”，這才是孔子作《春秋》的本義，這也和《史記》的“王法”“貶天子”有所對應。故而王充《論衡·超奇篇》也說：“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胸中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張宗祥：《論衡校注》，“中華要籍集釋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3月，第278頁。]

  劉逢祿進一步點明了孔子的“王心”“王法”“王意”與“王魯”之間的關聯：“王魯者，即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孔子受命製作，以為託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清）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清代春秋學匯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2頁。]很明顯，要想理解《春秋》，就要同時理解“史記”和“王心”這兩個系統，“史記”的層面固然重要，卻也不能無視“王心”系統的存在。“史記”和“王心”的區別並不只是“事”與“義”的區別那麼簡單，儘管“《春秋》重義不重事”，但並非所有的“義”，都可以被理解為“王心”，“王心”系統是普遍“義”的層面上，孔子特為製作的部分。

  譬如桓公十一年，經書“鄭忽出奔衛”[本文所引《春秋經》《公羊傳》、何休《解詁》，皆出自《春秋公羊傳注疏》（（唐）徐彥：“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後文僅標注某公某年，不復注明頁碼。]，《公羊傳》解“《春秋》，伯子男一也”，若依名例當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尊卑，孔子合“伯子男”為一，此則謂“王心”。又如莊公十年，經書“荊敗蔡師於莘”，《解詁》：“《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為文辭孫順，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民、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周制五等之科，本已是“義”，孔子定為七等進退，此則謂“王心”。再如成公十七年，經書“用郊”，《解詁》：“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還有定公六年，經書“仲孫忌帥師圍運”，《解詁》解“譏二名”直稱“此《春秋》之制也”，亦是點明“王心”之所在。陳立在隱公二年“無駭帥師入極”條解“《春秋》之始也”亦是對“王心”系統最好之解釋，“蓋隱、桓以下，為《春秋》之隱、桓，非魯國之隱、桓，聖人以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故假魯以張治本，非隱真為受命王也。杜預、范寧不識七十子微言大義，以孔子之《春秋》牽泥於魯之《春秋》，以故動輒荊棘，則不但不知讀《春秋》，並不知讀《孟子》矣。”[（清）陳立：《公羊義疏》，“清人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11月，第146頁。]此與包慎言之說頗得相彰，“此十二君者，魯之君乎哉？《春秋》之君也。方之於周，則此二百四十二年者，隱公之統緒也。繼世相沿而業隆太平，則十二公皆筌蹄也。”[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第480頁。]所謂“魯之《春秋》”“魯之君”即“史記”系統，而“孔子之《春秋》”“《春秋》之君”則是“王心”系統。

  

  《公羊義疏》

  區分“王心”與“史記”這兩個系統最大的意義在於，“王心”與“史記”並不能總是相匹配，亦或者說，如果這兩個系統過於匹配，“王心”系統則會失去呈現的可能。如皮錫瑞所言：“借事明義，是一部《春秋》大旨，……魯隱非真能讓國也，而《春秋》借魯隱之事，以明讓國之義。祭仲非真能知權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權之義。……所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蓋視如此。故其所託之義，與其本事不必盡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意，使後之讀《春秋》者，曉然知其大義所存。……孔子是為萬世作經，而立法以垂教；非為一代作史，而紀實以徵信也。”[（清）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1頁。]這其中最顯著的例證就是“三世說”，《春秋》有“所傳聞”“所聞”“所見”三世之分，在“史記”的系統中，這是自平王東遷以後天下由“政出乎諸侯”到“政出乎大夫”再到“政出乎陪臣”愈加崩壞的發展。但在“王心”的系統中，卻是由“衰亂”到“升平”再到“太平”的“文致太平”。孔子“三世說”的王心雖然是通過魯史的具體文本呈現出來，但這個原則和方法的意義卻並不僅是對這套“史記”系統的解釋與論證，而是要為後世彰明，如何在“政出乎陪臣”之後的亂世中，慢慢發展出一個“太平”的世代。“三世說”的意義在於為後世的天子立法，故而為“天子之事”。孔子“據亂世而作《春秋》”，康有為以“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為三世，正點明瞭“三世說”的未來維度，契中了“三世說”的本旨——於衰周之後以《春秋》為法的後世而言，他們所要經歷的正是自“衰亂”而至於“太平”的道路。蘇輿以“據亂世”文辭不通而譏之，實則未能深明其義。

  康有為既知“三世”之深義，於“王心”層面的“王魯”自然也明白通透，“緣魯以言王義。孔子之義，專明王者之義，不過言託於魯，以立文字。即如隱、桓，不過託為王者之遠祖；定、哀，為王者之考妣；齊、宋，但為大國之譬；邾婁、滕侯，亦不過為小國先朝之影。所謂其義則丘取之也。自偽《左》出，後人乃以事說經，於是周、魯、隱、桓、定、哀、邾、滕，皆用考據求之，癡人說夢，轉增疑惑，知有事而不知有義，於是孔子之微言沒，而《春秋》不可通矣。”[（清）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康有為學術著作選”，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7月，第13頁。]董仲舒的說法與之遙相呼應，“今《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以為遠祖，宗定哀以為考妣。”[（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10月，第273—274頁。]

  回到我們面對的詰難，無論是“《傳》無明文”亦或是“不合禮法”，他們的問題都在於對“史記”系統的過於拘泥，而不能看到“王心”系統之獨到發明。至於《左傳》，以事解事，轉來轉去，仍在“史記”系統中繞，而不能明白“史記”系統只是為了呈現“王心”的譬喻，它是通往“王心”系統的途徑而不是目的，劉逢祿的一個比喻非常的恰當，“《春秋》者，火也。魯與天王、諸侯，皆薪蒸之屬，可以宣火之名，而無與於火之德也。”[（清）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清代春秋學匯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52頁。]“筌蹄”“譬喻”“薪蒸”，不能在這個意義上理解“史記”系統，自然也就無法理解在“王心”系統中具有特殊意義的“王魯”說，更甚至於不能區分“史記”系統與真實史記的不同。

  （二）“尊周”與“王魯”

  明白了《春秋》有兩個系統，是最基礎的鋪墊，我們仍需進一步說明，何以在“王心”系統中，“王魯”說是必要的？這需要我們繼續面對後世其他類型的詰難，在3、4類型中，最常被用來論證，也往往是最有力的一點，就是“尊周”與“王魯”的矛盾。

  譬如隱公五年，經書“初獻六羽”，《公羊傳》解曰：“譏始僭諸公”，又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則《春秋》仍以“侯禮”備魯；又如襄公十一年，經書“作三軍”，《解詁》曰：“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襄公委任彊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是仍以“侯禮”責魯。成公十三年，經書“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公羊傳》解曰：“不敢過天子也。”《解詁》曰：“時本欲直伐秦，途過京師，不敢過天子而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魯君仍以臣禮事天子，而無黜周王魯之義。桓公四年經不書“秋”“冬”，《解詁》曰：“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見其罪，明不宜。”可見，在《春秋》“史記”系統中，魯君始終是臣，天子則始終是君，既然言“王魯”，又不見端緒，“王魯”之說何以可能呢？

  

  《史記》

  要說明這一點，我們仍需要回到孔子作《春秋》的情景中去理解。《公羊傳》有：“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太史公自序》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後儒對撥亂反正之義多有誤解，以為其目的是“使亂臣賊子懼”，進而成為維護周天子統治的工具。如歐陽修就認為：“仲尼以為，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第453頁。]但這個認識恐不合於秦漢之舊解，孔子作《春秋》，絕非是要“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相反，“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在“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漢）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點校本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310頁。]的前提下產生的，正如劉向所引：“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周道不亡，《春秋》不作。’”[（漢）劉向 撰，向宗魯 校正：《說苑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31頁。]（《說苑·君道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孔子對“史記”系統中周天子的態度確實是曖昧的，基於禮的維度，不得不保證其作為天子的尊嚴，但在道的層面，孔子已經不再認可衰周天子的合法性。故而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宋）邢昺：《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52頁。]既然周天子在“道”的層面上已經失去了合法性，那麼在“道”也就是“王心”這個系統中所缺失的“王者”，就必須要有新的接替。但這個新的接替者本該是尚未存在的“後聖”（《傳》文明言“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是在“史記”系統，也就是現實維度上，無法匹配的對象。故而“魯國”，這個具有特殊地位的國家就在“史記”系統中被寄託以“王心”系統中“王者”的內涵，“王魯”說在這個意義上才得以產生，也只有在“王心”系統中，“王魯”說才能體現意義。故而段熙仲先生總結說：“何君言為王法者不少概見，多假魯以見王法，所謂《春秋》託王於魯也。”[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第472頁。]這個邏輯，包慎言所言最明：“《春秋》魯史也，因魯以明王法，是之謂王魯云爾。王法非周之法，唐、虞、夏、殷相傳之法也。周室東遷，三代之綱紀文章蕩然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聖人不得已而作《春秋》，以明一王之制，始於粗觕，極於精詳，蓋以繼周之絕業，反衰世之陵夷。故曰：撥亂世而反之正，莫近乎《春秋》。”[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11月，第479頁。]

  不難發現的是，此處在邏輯上仍有一個割裂，也就是“周禮”，或者說“史記”系統中的“義”，與“道”，也就是“王心”系統中的“義”，被區分開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儘管“王心”系統中確實有很多超脫於普遍“義”之上的內涵，但如果“史記”系統的“義”與“王心”系統中的“義”完全脫節了，這個兩個系統也就失去了貫通的可能，那孔子“借事明義”的目的也就失去了依託，變成了自說自話，“載之空言”。但好在於，“周禮”與“道”的割裂並不是互斥的，如包慎言所說，“王法非周之法，唐、虞、夏、殷相傳之法也。”此處的“王法”“三代之綱紀”即是指“道”，而“周之法”則是具象的周禮，換句話說，他們是常禮與變禮的區別。《禮記》《公羊》《繁露》中多有三代之禮不同的記載，但《禮器》卻又明文“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請，夏造殷因。”[（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836頁。]此則“常禮”與“變禮”之別。《大傳》中也有“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162頁。]此亦“常禮”與“變禮”之別。董仲舒說“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此之謂也。故而，在“史記”系統中，有禮的維度，這個禮就是如《漢書·儒林列傳》所稱“因魯《春秋》，舉十二公行事，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至獲麟而止”[（漢）班固：《漢書·儒林列傳》，“點校本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第3589頁。]中的“文武之道”，也就是在“史記”系統中的“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在這個維度上，“王魯”說並不能，也不需要發生意義。故而，在“史記”系統中的魯君，仍是行之以臣子之禮。之所以要貫徹“史記”系統中的禮，是因作為“文武之道”的周禮，就算在“道”、在後世之法中，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周兼二代，鬱鬱乎文哉！”此之謂也。“周禮”是“王心”之“道”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王心”和“史記”兩個系統能夠貫通的關鍵。

  

  《禮記正義》

  要想理解這一點，我們不妨再追問一下，為什麼偏是“魯國”成為那個被託王的國家？又為何要據魯史以作春秋？換句話說，魯國，它相較於其他諸侯的特殊性體現於何處？如孟子所說：“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宋）邢昺：《孟子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52頁。]那為何不據齊史、晉史而作《春秋》呢？誠然，因為孔子是魯國人，魯史對於孔子而言，是比較容易獲得的完整材料。《禮運》中就有：“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806頁。]蔣慶《公羊學引論》也認為魯國資料完整和孔子對魯國資料的熟稔是“託王於魯”的兩個主要原因。但如徐彥《疏》引閔因《序》所言：“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唐）徐彥：《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第3頁。]可見孔子不據其他國史作《春秋》，並非文獻不足徵的原因。楊朝明認為“魯乃周文薈萃之地，尚可一變而至於道，正是‘《春秋》王魯’的根本原因所在。就是說，‘《春秋》王魯’是因為王義在魯，而既非因為魯國資料完整，亦非因為孔子運用魯國資料名正言順。”[楊朝明：《公羊學派春秋王魯說平議》，《中國哲學史》1996年第1期，第120—121頁。]此說近乎是。如《禮記·明堂位》所載：“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088頁。]，又有“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010頁。]可見魯國的獨特意義不在於魯史資料的詳實，而在於其對周禮的保全和傳承，最為完整，堪為天下所資。故而韓宣子有“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之歎。在“史記”系統中，也正是因為對周禮的秉持，故而魯君於周天子為臣。而在“王心”系統中，本應為周禮之大宗的周天子，因為失了綱紀，而在罷黜之列。作為小小宗國的魯，卻因為對周禮的傳承而被作為立“一王之法”的標杆。從這裡就約略能看出孔子對於“周禮”獨特意義的重視，無論是“尊周”還是“尊天子”，都首先是在“周禮”的前提下獲得合法性，再繼而為“王心”系統所繼承和吸收的。

  需要注意的是，《春秋》“王心”之道，並非是對周禮“文武之道”的簡單繼承，或者更直接一點說，“王心”之道是對“文武之道”的革命，董仲舒《舉賢良對策》有：“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漢）班固：《漢書·董仲舒傳》，“點校本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6月，第2519頁。]正點明了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立一王之法”的深義。如前文所述，“王心”系統中的“王者”“天子”是為後聖準備的，因而從“王心”這個層面來說，孔子確實是不尊天子的，在孔子的“一王之法”中，衰周的天子將不再擁有崇高的地位，而被“魯國”暫時取代，並最終等待後聖的補位。（但這些都僅是在“王心”系統中才能得以呈現的。）故而孔子有“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乎！”的慨歎，如果孔子僅是想以道德規範人心，作周天子的“衛道夫”，又何來“罪我”之說呢？

  但說到革命，我們就無法繞過“素王說”的問題，在前文討論“加王心”時，這就已經構成了一個潛在的疑問，孔子以臣民之身，何以能“立一王之法”，更何以自命“素王”？這又是一條飽受詬病的公羊理論，但其實它遠沒有“王魯”說那樣複雜。關於“素王”之說，《漢書·董仲舒傳》引其對策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上文皆引自（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4—35頁。]言“素王之文”“素王之法”“素王之道”，都是對“王心”的注解，並未偏離“素王”的本義。但再往後，對“素王”的理解就出現了偏差，杜預《集解序》引“或人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34頁。]此處的“或人”，應是當時讖緯學者的觀點，以孔子為“素王”的說法，於讖緯中最為流行[如《春秋緯》有：“麟出周亡，故制《春秋》素王，授當興也。”《論語讖》：“子夏曰‘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孝經緯》：“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清）趙在翰輯：《七緯》，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鄭玄亦隨此類理解，其《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這種說法，在杜預、孔穎達那裡已辯之甚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余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為素王。”[（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35。]“素王”和“素王之法”的區別在於，孔子只是引“史記”而加“王心”，以《春秋》當新王，其合法性依據則是孔子賦予之“王心”，但孔子只是這一合法性的提供者，他所期待真正的王是“後聖”。而正因為孔子借《春秋》為後世張法，所以才被反過來追述為“素王”，絕非孔子“自號素王”，否則無法說明孔子自號之“素王”的合法性來源，故而後世論者只能推之於受命云云，流於讖緯之說。陸德明作《經典釋文》釋《春秋經傳集解序》中“素王”最為精當，“王，於況反。下‘王魯’、‘素王’同。”由此可知，古人讀“素王”乃是動詞，而非名詞，如此，“立一王之法”的意義尤為突出，在此視角下，所謂“素臣”之說，則更是無理之甚。

  

  《公羊學引論》

  綜上所述，“王魯”“以《春秋》當新王”“素王”實是“王心”系統之一體三面[蔣慶先生認為“春秋王魯說與春秋新王說有聯繫又有區別。所謂聯繫，二說都涉及到‘當王’問題，都深寓孔子所制之新王法。所謂區別，二說所當王法的主體不同：一是以《春秋》這部經當王，一是以魯國這個諸侯國當王。並且二說索要說明的對象也不同：一是要說明孔子作經的目的是以《春秋》當新王，一是要說明孔子作經的方法是以魯國當王。”（蔣慶：《公羊學引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4月，第101頁。）實是誤讀。]，它們共同呈現出了極強的未來傾向，也就是“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這是從經學內部理解“王魯”說的關鍵。

  

  依前文所述，如果“王魯”說僅在“王心”系統中才呈現意義，那就不得不面對的另一個棘手問題，“王魯”的“王心”是如何被體現出來的？如果沒有“史記”系統作為端緒，又如何能保證孔子及其親傳弟子以外的讀者能夠察覺呢？這個問題依託“經學”內部的文本較難回答，因為它往往會被表述為孔子口傳、先師家法這些雖極為重要但卻難以證成的因素。這個時候我們就不得不借助於經學史的視角，對這個問題再作審視。[事實上，在前文公羊學內部的討論中，歷史維度是被擱置的，（這主要是因為古人針對“王魯”的批評也大多是超越時間維度的理論批評，而鮮少注意到“王魯”理論在時間上的建構歷程。）公羊學的義理被視作一個內在自洽的系統，而我們的任務只在於說明和闡發這種自洽性。但這樣顯然有一些不足，那就是無法看到具體的經師，在這個整全系統中的貢獻，譬如當我們在說“王魯”時，我們是在討論董仲舒意義上的“王魯”，還是何休意義上的“王魯”？他們之間的聯繫是顯見的，但他們之間的區別又體現在何處？]

  引入歷史維度，首先要意識到的就是，“王魯”說在公羊學中並非一開始就不言自明，它有一個被建構的過程。[需要注意的是，並不能因為“王魯”說是被建構的，就認為他不是公羊內在的義理。任何經學理論的建構，都是基於經文本身的闡發。換句話來說，建構不是創造，而是彰明，是使原本隱微不見的義理，在現實條件的刺激下被激發。正是因為這個特點，經學才有無限的生機和可能性，《春秋》也才有為萬世開太平的理論可能。]而最早的起點，撇開大多文獻不足徵的討論，我們認為應當是董仲舒。

  董仲舒為什麼要闡發“王魯”說？這一點前人學者多有論及，蘇輿在注解《三代改制質文》“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這段時也已說的很清楚：“作新王事，既《春秋》為漢製作之說所由昉。魯為侯國，漢承帝統，以侯擬帝，嫌於不恭，故有託王之說。云黑統則託秦猶顯。蓋漢承秦統，學者恥言，故奪黑統歸《春秋》。”[（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新編諸子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10月，第178—189頁。]簡單來說，“王魯”說的產生和漢王朝對於自身合法性的焦慮是分不開的。司馬遷在《秦楚之際月表》中就提到：“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漢）司馬遷：《史記·秦楚之際月表》，“點校本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759頁。]到了武帝朝，儘管漢已經立朝六十餘年，但這個問題卻依然沒有解決，經過一番議論，武帝改漢初“水德”說為“土德”說，重新肯定了秦朝的政統。但如果要同時論證秦朝在“王道”上的合法性以及漢朝終結暴秦的合法性，就會成為兩難全的問題。但“黜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則恰好能彌合這一對立，同時“王魯”的未來向度，又正好為“《春秋》為漢制法”的意圖鋪開了道路，“漢儒當秦糜爛生民，創巨痛深之後，喜天下之有王，急欲以孔子之道，活夷滅創殘之餘民。……董子治《公羊春秋》，以為《春秋》孔子為萬世而作，漢為繼周而王，萬世之始，則《春秋》為漢作。……所謂黜周王魯者，黜周王漢也。以漢繼周，不以漢繼秦也。所謂以《春秋》當新王者，以《春秋》當漢也。”[（清）曹元弼：《周易會通大義論略》，《復禮堂文集》卷二，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第51—52頁。]

  

  《後漢書》

  明白這一點是為了說明，在董仲舒那裡，“王魯”說的現實意義要遠大於他的理論意義，故而我們可以將對“王魯”說的建構，視作董仲舒對“王心”系統的利用和發揮，這種立足於經學大義的發揮，是早期經學的主流形式，它並不執著於對經學圓融邏輯的解釋與證明，而是著意發揮經學理論的活力與對現實困境的解釋力，並致力於提出經學文本未曾道明的大義，我們將這種經學形式，稱之為“經說”之學。早期七十子後學的經學成果，往往是以這樣的形式表達並得以留存，而它們中很大一部分被沉澱下來，以傳、記的形式被吸收到“經文”系統之中，成為了與經文並重的義理，完善並補足了經學的整體結構，並使得各經的解釋方向得到初步的確立。但隨著漢初諸經文本的逐漸穩定並最終被“著於竹帛”，西漢新的“經說”所闡明的義理難以再沉澱為經學文本，故而只能通過師法、家法的系統代代流傳，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在兩漢經學內部的重要性並不比經文明言的義理低，甚至以“口傳”為依託，它們往往會成為較之明文更為重要的底層義理。到了東漢末年，伴隨著博士學官的內部廢弛[依《後漢書·儒林列傳序》所載“本初元年（146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但是黨錮（168年）之後“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情況急劇惡化，以至於到了初平四年（193年），應課試者僅有四十人，朝廷被迫下詔“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獻帝紀》）]，加之來自“古學”的義理挑戰以及黨錮鬥爭的衝擊，經由師法、家法所傳承的“經說”之學面臨瓦解，這一時期，以何休為代表的注經家們開始試圖再次將兩漢所積累的“經說”成果積澱到經學文本內部，但是經、傳、記的“經文”系統已經固定，這時的詮釋策略就只能變為，通過對經學圓融邏輯的解釋與證明，構建出一個包含“經說”成果在內的完善的“經義”系統，並且將諸多“經說”成果盡可能通過業已固定的“經文”系統呈現出來，我們將這樣的形式，稱之為“經義”之學[“經義”之學吸收了經由兩漢經師不斷打磨的“經說”成果，使得各經的解釋方向進一步確定，也使得其詮釋系統漸趨完善，公羊學無法繞開何休，禮學無法繞開鄭玄，漸趨完善的另一面是義理結構的漸趨封閉，這意味著，經學失去了應對現實衝擊的理論活力，而漸漸表現為一種純粹由經文呈現出的穩定義理結構，接受著後代經學家的檢驗與補正，故而在多年義疏學的發展下，《五經正義》使得這一詮釋系統徹底完善，同時也徹底封閉。]。

  回到“王魯”這一具體的問題上來，董仲舒有沒有試圖去解決“王心”系統和“史記”系統相貫通的問題，沒有足夠的材料能夠說明。“王魯”說的產生固然是公羊學義理的自我完善，但同時也給公羊學帶來了巨大的負面壓力，攻訐四起，尤其是與“尊周”的衝突，為其在任何大一統王朝下的流行都埋下了隱患。這些問題和壓力，顯然全部都擺在了何休面前。何休需要將王魯內化為融洽於經學文本自身，且使它不再與其它義理產生嚴重的衝突。

  何休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他的做法是，將史記層面的“魯”一割為二，分裂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向上，應對周天子，對應于經文諸如“公朝於王所”（僖二十八年）之類，既可見上下君臣之義的內涵，又能契合傳文“王者無外”（隱元年）、“王者無敵”（成元年）、“不與致天子”（僖二十八年）的闡發，在這個層面上，維持了“尊周”的重要性，也合於“史記”系統的記述，避免了“尊周”與“王魯”的正面衝突，也消弭了後世批評的可能。而另一個層面則是向下，對應魯之外的諸侯國，在魯國與其他諸侯國的交往中，則著重強調魯國的特殊地位。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眛”[限於文章體量，此處僅列經文便於檢索，具體傳、註之論述不煩引用。]；隱公二年，“春，公會戎於潛”；隱公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隱公八年，“辛亥，宿男卒”；隱公十年，“壬戌，公敗宋師於菅”；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桓公十年，“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郎”；莊公二十三年，“夏，荊人來聘”；莊公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僖公三年，“冬，公子友如齊蒞盟”等等，稍加體察，就會發現“王魯”的內涵都是在魯國與其他諸侯國的交往之中被何休申發出來的，這一點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解的最貼切，“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為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王魯”的意涵不能通過黜上來求，只能憑藉貶下來體現。古人亦對此有所體察，但泥於“史記”系統的歷史敘述，將此解之為尊宗周亦尊宗國，則稍顯迂滯，“人皆知《春秋》尊宗周，莫知春秋尊宗國。《春秋》以魯為列國之宗而尊之。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董仲舒亦謂《春秋》有王魯之文。諸儒聞之，群起而譁，譊譊讙咋，以為王魯則誠不可，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可乎哉？且宗國之尊，非自《春秋》始也。古者，太史采風，獻之天子，而魯不陳詩，故魯詩列於《頌》，次《周頌》而在《商頌》之上。宋為上公，又王者之裔，故稱商，猶在宗國之後，則宗國之尊久矣。是以孔子獨尊之，以為至尊。”[（清）惠士奇：《春秋說》，引自焦循：《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53頁。]

  徐《疏》貫徹和補充了何休的邏輯，為我們展現了另一種彌縫“王魯”與“尊周”矛盾的可能，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傳》文有“王者無外”一句，何注“明王者以天下為家，無絕義”。《疏》文在這裡並沒有如常例貼著傳、注作解釋，而是自設問答：“問曰：若王者以天下為家，無絕義，故不言奔，何故襄三十年夏，‘王子瑕奔晉’；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皆言奔乎？答曰：《春秋》進退無義，若來奔魯者，見王者以天下為家，無絕義，故不言奔矣。若奔別國，即見《春秋》黜周與外諸侯同例，故言奔矣。既以魯為王而不專黜周者，若專黜周，則非遜順之義故也。”[（唐）徐彥：《春秋公羊傳註疏》，“十三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2月，第29頁。]與何休以魯為出發點不同，徐彥從从天子的角度出發，将与鲁交接和与其它諸侯国交接做了一个区分，與魯交接則見王者以天下為家，與他國交接，則見黜周與外諸侯同，這樣處理，徐彥同樣能得出黜周王魯的逻辑，而在这前提下又维持了尊周的逊顺之义，這不失為另一個極好的處理。

  

  《春秋公羊傳註疏》

  事實上，這些條目如果不依“王魯”解，未必不合公羊義，但是“王魯”的“王心”如果失去了“史記”系統中的端緒，則會變成純粹之空言，故而何休（包括後面的徐彥）必須使之有所依託，落諸實際，同時又能一定程度上化解後世的批評，可以說，何休對於“王魯”說可能面對的詬病，早已有所體察，並且在他的注解中，為這些隱患都做了相應的處理，誠可見其精思之所運。雖然何休圓融“王魯”說，分魯為二的做法稍顯割裂，但仔細體會就能發現，申發“王魯”之條目，又多集中於隱公，這也是何休處理的巧妙之處，《春秋》託隱公為始受命王，正適合藉以闡發託王於魯的深義，以託見託，說明何休對於“王魯”說只適用於“王心”系統有清晰的認知。但可惜的是，後世批評“王魯”說的學者大都不能以建構的過程來認識“王魯”說，也意識不到“王魯”“以《春秋》當新王”“素王”作為“王心”系統之一體三面的未來傾向，更缺少“王心”“史記”雙系統的視角，以至在誤解“王魯”說的基礎上，更有“何休，《公羊》之罪人”的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