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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皓月边世 发布时间：2024-05-12 19:39:13

  基本就是放地图，没什么攻略，放在现在基本没用了。

• 作者： 星星被风撩过✨ 发布时间：2023-10-07 15:05:28

  就这还能当教材真的烂透了

• 作者： 独望星空 发布时间：2019-07-25 13:11:05

  要善终的真不容易的。

• 作者： SkeletonK 发布时间：2019-08-11 11:55:55

  足球，音乐，哥特文化~心之所向~

• 作者： 超可爱管理 发布时间：2017-03-23 20:22:28

  自己老师编的书，呵呵，呵呵呵→_→

• 作者： 南特拉维夫 发布时间：2023-08-11 23:05:05

  任何想深入学习体能训练的人，都应该认真研读迈克·斯通的著作。本书从人体的生理学、生物化学、训练学、理论与实践四个大方面来对力量训练原理进行阐述，生理学部分相比国内《运动生理学》要更加详细，或许是碍于篇幅有限，总感觉分期训练部分的内容并未概述全面，但本章是本书最重点的内容。可以说，哪位教练能调控好运动训练的周期，谁就在竞赛场上有更大夺金的可能性。

• 北京晚报｜罗振玉：活在近代的古人

  作者：江苏文艺出版社 发布时间：2020-08-28 13:31:26

  为罗振玉立传，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方面，罗振玉一生的活动轨迹极为复杂，由大清而民国，由民国而入伪满，在上海、湖北、天津、北京、东三省、日本等地都留过脚印，资料博杂，搜集、解析均不是易事；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史上的四大考古发现均和他密切相关，拥有“甲骨四堂”之首的桂冠，又是著名的敦煌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校勘学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无法绕开的一座高峰。要写好他这样精深学问家的传记，如果作传者对传主的学问知之甚少或知而不深，想写好也必定是极度困难的。也正因如此，多年来一直没有称得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罗氏传记问世。著名学者陈鸿祥的新作《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近期出版，70余万字的规模让人肃然起敬，细细拜读，无论是材料的征集使用，还是对具体人物事件的勾稽查考，都有不少令人称道之处。

  心史：一次史学实验

  陈寅恪晚年著《柳如是别传》，史学家王汎森认为这是他的“史学实验”，至于何为“史学实验”，他解释道：“这场实验的核心是他使用的证据还有推理的方法。历史学是靠证据的，在这部书中，他大量使用我个人所谓的‘象征性证据’或‘间接性证据’，这是不同于其他人的研究，也不同于他自己此前研究的地方。‘以诗证史’在《元白诗笺证》中已有体现，但《柳如是别传》更进一步。……陈寅恪在讨论文本的时候，往往有个基本的前提：文本是一层一层‘套叠’着的、‘用典’有着一层一层指代意义。他认为典故本身蕴含着用典人的想法在里面，‘典’不只是简单地为了装饰或诗的好看，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说出当事人所要说出的东西。”

  很显然，使用大量“象征性证据”或“间接性证据”是《柳如是别传》证据链上的一大特色，以诗证史，解析典故，往往能发明新意，得人之所未见。翻看陈鸿祥所写的罗振玉传，也不时会有这种感觉，作者并不满足于一般性的文本解析，而是试图以心映心，窥见罗振玉的内在世界。譬如罗振玉65岁时曾作诗云：

  二十年来国步频，握蛇骑虎阅艰屯。

  低回苦忆承平日，迟莫俄惊天地春。

  尚有故人同汉腊，且斟柏酒诵皇恩。

  但期早勒湘江石，皂帽何妨老海滨。

  诗作于1931年农历新年来临之时，所谓“二十年来国步频”指的是1911年清朝灭亡以来的种种变化。全诗既有黍离之悲，也有皇图再造的希冀。作者并未简单将其释为遣怀之作，而是敏感地意识到末句中的用典。“皂帽”原指黑帽，此处则化用汉末管宁之典，指隐居不仕。1931年，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罗振玉奔忙着“迎驾莅东”，中兴大清。这诚然是他再造故国的具体实践，但是也能看得出他内心有一丝功成身退的打算。“何妨老海滨”倾注着原典所不具备的意涵，管宁隐居辽东30余年，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原。然而罗振玉则觉得老死海滨又何尝不可。“皂帽”这顶帽子，罗振玉是戴了。早在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柯劭忞在给避乱日本的罗振玉信中就说：“元兄已伏天诛，辽东皂帽盍归来乎。”将罗振玉比喻为管宁。伪满建立之后，罗振玉虽官拜伪监察院院长，但随后多次辞官。他在《归田》诗中说：“垂老无裨天下事，归来幸饱腐儒餐。”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位归隐的文士。最终也如其所愿，他辞官后在旅顺海滨建有鲁诗堂一座，“此土此人，载酒看花”，一派文人逍遥的景象。他讲授杜诗，集陆游诗，撰写《石交录》《宋本庐山记校勘记》等了却残生。总的说来，罗振玉确乎遗老，尽管曾旅日生活，和东洋人、西洋人有深入交往，但是骨子里的旧式文人色彩并未改变。

  学者龚鹏程曾说：“论罗（振玉），则基本上是仅述其‘迹’而不能探其‘心’的。因此谈来谈去，辄觉不真切，亦不深刻。”陈鸿祥的研究恰好补足了这一缺憾，还原了一个有鲜活骨肉的国学大师。

  

  罗振玉画作

  画作里的遗民气息

  《史记·伯夷列传》云：“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这是商末伯夷、叔齐两兄弟耻食周粟，在首阳山饥饿时所歌。伯夷、叔齐的事迹在古代文人的描绘中往往代表着一种高尚的节操。但凡改朝换代常有人效仿他们为前朝殉节，或者选择隐而不仕。当这一价值观念形诸人名和图像时，则往往表现为使用、创作有明显象征意义的自号以及书画作品。罗振玉大传中收录了一幅罕见的罗振玉亲笔画，上绘两棵傲然挺立的松树，树下有石，石旁有丛竹，画幅右上端有罗振玉甲骨文题字“贞松”。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说：“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刘希夷也有诗云：“愿作贞松千岁古，谁论芳槿一朝新。”“贞松”就是“忠臣”的代名词。罗振玉自号“贞松老人”“松翁”，也曾获溥仪钦赐“贞心古松”“岁寒松柏”匾额。翻看《罗振玉印谱》，含有“松”字的罗氏自用印不止一枚，如“贞松老人”“松心老人”等。“松”之于罗振玉无疑有特殊意涵。因此，这幅画可以视为罗振玉的自画像。

  根据落款，此图作于1921年。这一年罗振玉办了一件大事，他开办了天津博爱工厂，先租房，后自建房，以四子罗福葆为经理，于天津、河北开设新厂房。该厂规模不小，有织布、织带、织巾、织帘、布沙纸等科，请熟练师傅传授技艺，“后生徒再毕业，乃罢诸科，专设印刷科”。开厂的目的在于“以工代赈”，救济当时已经没落的八旗子弟。“庄王的一个后代，最终是饿死在南横街会馆的空房子里，死了也无人收尸。睿王的后代钟氏兄弟，因生活无着而去掘祖坟。怡王的后代毓子玉、毓子良兄弟，为争祖产，闹上公堂，打了几年官司。”凄惨至极。当时清室皇族三万余人，而“啼饥号寒之家，不可数计耳，耳闻目睹，情实堪怜”。为了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罗振玉可谓是披肝沥胆，在此前后他还同遗老金梁一道办起了东华银行，以金融手段融资生息。由此可见，罗振玉的才识确实远超凡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受到外来冲击，1911年清朝覆灭，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和既往的朝代更替有多大不同。如果从同情之理解角度出发，罗振玉同汪精卫有很大区别，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申不害式的人物，甚至算得上是一位“爱国者”，但是他所爱之国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有相当的距离。他画画的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南方的福建华侨陈嘉庚在家乡办起了厦门大学，孙中山则在广州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到了年底爱尔兰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整个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向前发展，然而我们无论从罗振玉的诗文，还是字画来看，他仿佛是和时代潮流脱节的，他更像是一位古人。

  

  罗振玉印

  学者写学者

  2019年为甲骨文发现120周年，政府及学界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罗振玉作为通读甲骨文的第一人，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他是一位大学问家，学界也公认没有罗振玉就没有王国维。如何展现罗振玉的学术成就，是为其立传的一大难点。幸运的是，在《国学与王朝：罗振玉大传》中，作者用力最勤最精的恰好是这个部分。30章70余万字的规模，尽数按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在阐述研究所得的同时，也回应了众多学界关注的议题。这种写法在传记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本文试举陈鸿祥考辨罗振玉学业和事业起点以佐证之。

  其一，学业。罗振玉天资聪颖，著述极多。学界一般认为他一生学业始显于《存拙斋札疏》，其文本依据来源于罗振玉晚年回忆录《集蓼编》中的一段话：“德清俞曲园太史采予《札疏》中语，入所著《茶香室笔记》中。于是，海内多疑予为老宿，不知其时甫弱冠耳。”这里的“德清俞曲园太史”是清朝著名的经学大家俞樾，他长罗振玉45岁。俞樾在《茶香室笔记》中确实提到罗振玉，使用的称呼还是“国朝罗振玉”。这非同小可，因为俞樾在名字前冠以“国朝”二字的皆不是常人，书中同罗振玉一样加“国朝”的有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钱大昕、赵翼等，均为学术巨擘。作者替罗振玉作传时并没有照搬罗振玉的回忆，他统计俞樾笔记中摘抄的罗振玉条目，发现11则来自《存拙斋札疏》，另有7则来自于《读碑小笺》，4则来源于《面城精舍杂文》甲编。《读碑小笺》是罗振玉18岁时的作品，也是罗振玉平生所写第一本书。《存拙斋札疏》刊于1887年，罗振玉时年21岁。《面城精舍杂文》甲编刊于1891年，罗振玉25岁。换而言之，俞樾摘抄罗振玉的研究成果最早也要在罗振玉25岁时，绝非“其时甫弱冠耳”。罗振玉的回忆并不准确。罗振玉的后人以及一些学人未加考订，甚至错解罗振玉回忆，上升至俞樾将罗振玉“误认为本朝名宿”，一来这于史无征，二是俞樾摘抄的《存拙斋札疏》有汪士铎跋文，跋文中明言21岁的罗振玉“年裁弱冠，斐然有成，后来之彦，非君莫属”，看到跋文的俞樾没有误认的可能。

  其二，事业。罗振玉早年间在上海从事实业，办务农会和《农学报》，此为罗振玉事业的起点。20世纪50年代问世的出版史料中论述罗振玉所办的这份报纸，说：“后让与日人香月梅外，出至三百十五期止。”此条论述误导了很多人，有人进一步说《农学报》于“1898年挂上日商招牌”。然而从版权角度考虑，以《农学报》所刊的公告为据，即使是报纸重刻也要经务农会开会讨论决定，罗振玉无权随意转让。1898年中国发生戊戌政变，朝廷禁学会、封报馆，但是《农学报》不仅没有被封，罗振玉反而乘机请求清廷改为官办，两江总督刘坤一批示，“令上海道拨款维持”，1900年的出版的《农学报》封面上也因此加上了“遵旨刊行”四字。如此一来，所谓的“挂上日商招牌”也就无从谈起了。

  罗振玉一心辅佐溥仪，试图恢复大清，事不成时则立身伪满。虽然说他是中国近代农学的奠基人，但是其所治之学却接续着乾嘉以来的朴学传统，研究理路大不同于陈寅恪等人。如果说“国学”这一概念能够成立，罗振玉则比陈寅恪更有资格当“国学大师”。罗振玉的实业才能，非同时代其他学者能比。他的作为绝大多数都是围绕着大清中兴、故国再造，财力不济时甚至不惜售卖私人收藏。他不同于郑孝胥，少见私心私利。或许正因如此才显得更加迂腐不堪，最终连在他所忠心的皇帝溥仪那里也得不到好映像。

  如果中国沿着过去的传统继续下去，他有很大的可能性进入正史中的遗民列传，位同顾炎武、朱舜水等人。只可惜时代剧变，生不逢时，他成了活在近代的古人。这也是他最大的不幸处。

  

  图书内页

• 肖复兴评论：花园像吊床一样接住星星

  作者：加可木南 发布时间：2008-12-03 12:06:08

  ■肖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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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于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喜爱和信任，我买过他这一套六卷本的《一生的故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非琴译），这是一本我常常翻看的书。

  　　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自传。在这本他的自传里，虽然也是从小开始写起，写了众多的人物和情景，而且大多只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但读完之后，并没有一般自传的那种流水

  账的感觉，风干的带鱼一样干巴巴的回顾，更没有那种自恋的色彩，渲染或装扮着夸张某些事情和表情。也许，这就是巴乌斯托夫斯基区别他人之处。无论处理什么样的体裁，他注重沧桑生活中浓郁的诗意，几乎无处不在，扑面而来。而我们已经非常无奈地将生活中本来具有的诗意零落成泥碾作尘，当成搓脚泥一样抛掉了。

  　　看他在这套书第一部“遥远的岁月”中的“菩提树开”一节，写到1904年契诃夫去世，他在乡间，送家人到莫斯科参加契诃夫的葬礼，一直送到火车站，路上，他们特意跑到田野和森林里采了好多黄精、石竹、矢车菊和母菊，用一层层青苔包好，好保持花的水分。他说“我们深信，契诃夫准会喜欢它们”。火车黄昏时忧郁地开走了，他从火车站走了整整一夜，回到家里天已经亮了。那一年，巴乌斯托夫斯基才8岁。8岁，他就知道契诃夫，并懂得珍爱契诃夫。这种如花一样美好而善感的文学因子早就植入心里，不可能不弥散在日后他的日子里和他的书页中。这和8岁知道比尔盖茨和《厚黑学》的孩子，成长的轨迹肯定是不一样的。

  　　“童年结束了。非常可惜，只有当我们成为大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懂得童年的全部魅力。”这是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这本书中说的话，童年是造就他文学的另一财富，正是敏感的童年赋予了他文学最初的营养和陶冶，他在写自传而重新回头审视自己童年的时候，才会感到童年的全部魅力，并用他美妙之笔把它们一一书写了出来，传递给我们。

  　　甘娜，那个因病早逝的小姑娘，他16岁的堂表姐，被他写得那样美。他用童年才会有的纯真感情对甘娜说：等我长大了当了船员，一定要把你带到我的船上去。甘娜开玩笑问他带我到你的船上干嘛，当厨娘？还是做洗衣女工？他用孩子特有的天真，认真地对她说:我要娶你做我的妻子，并向她发了誓。甘娜死后，他采一束母菊用黑丝带扎起，放在她的坟前。他说：“甘娜时常把这样的花编在辫子上。”他还说：“妈妈打着红色的小阳伞站在我身旁，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把一个9岁的孩子的感情写得那样诗意盎然，却干净利落，不动声色。

  　　还有丽莎，那个流浪乐师的贫穷女儿，他和她之间的友情，写得是那样的动人。他常常到流浪乐师的住处，当警察驱赶走流浪乐师和他的女儿的前一天夜晚，他们请他吃了一顿晚饭，只有寒酸的黑面包、烤蕃茄和几块用粉红纸包着的不干净的硬糖。他很晚才告辞，丽莎一直送他到家门口，分手时塞给他一个粉红纸包，里面包着的就是那黏糊糊不干净的硬糖，然后很快跑下了楼梯。“我好久下不了决心去拉门铃，害怕因为回来得太晚而挨骂。”孩子之间纯真的友情，被他写得多么温馨而曼妙，纯净而透明。

  　　巴乌斯托夫斯基极其注重景色的描写，他以为那是俄罗斯这块土地给予他的财富。他善于运用它来抒发感情。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惯常的写景来衬托心情，而是融化在他全部的情感和文字当中，成为他这部自传无法剔除的重要内容和角色之一。

  　　我喜欢巴乌斯托夫斯基这样的文笔。

  　　他写他在树林里看星星：“夜里树梢仿佛消失在空中，如果起了风，星星宛如萤火虫在树枝间飞来飞去。”

  　　他写他在外祖母家看花：“那时候我好像觉得花就是活生生的人。木犀草是一位穿着打了补丁的灰衣服的穷姑娘，只有奇妙的香味暴露了他童话般的出身。”三色堇好像在开假面舞会，“是一些穿着色彩缤纷的舞衣的舞女——一会儿穿蓝的，一会儿穿淡紫色的，一会儿又穿黄色的衣服。”

  　　在写上述的那个流浪乐师的女儿丽莎和他分手的时候，他写了这样一大段夜晚景色：“高空中第一颗星星亮起来了。秋天的华丽的花园默默地等待着夜晚，他们知道，星星是一定会落到地上，花园将用自己像吊床一样的浓密的叶丛接住这些星星，然后再那样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地上，城里谁也不会因此惊醒，甚至都不会知道这样的事情。”

  　　他不是渲染男女的离情别绪，而用这样美丽得如诗如画的景色，将一对孩子的分别写得如诗如画。在他的这部浩浩六卷的长篇自传中，他都没有渲染那些东西，或致力描写离奇怪异的东西，而是写那些美的东西。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笔弄脏，因为他知道笔弄脏了，所写的东西就都脏了。

  　　原来自传或传记也可以这样来写。而不仅仅是市面上流行的名人或明星的隐私的露点、隐情的咀嚼、亲情的煽情，或小题大做的浓妆艳抹，或些许小事水发海带一样的膨胀，或过五关斩六将的表扬和自我表扬，然后，配以挑选和剪裁过后容光焕发矫揉造作的个人照片……

  　　当然，那样的写法，也许广有读者，但书的写法和读法是需要一点品位的，这种品位，需要培养，而这样的培养，需要如巴乌斯托夫斯基一样从童年开始才行。童年的底色，需要多方面的营养，文学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我们现在忽略了文学对于童年底色的作用，把读文学的时间用在看电视剧上了，或者以为文学就是花花绿绿的报刊或网上的笑话和段子，或者把文学仅仅和考试的作文联系起来。童年的底色，关乎人整个一生的成长和成熟。否则，我们只会认识周迅，而不认识鲁迅，我们只会吃点心买铂金，而不会结识冰心和巴金。我们便也只会从家具城买回席梦思软床，以肉体在上面抒情，而怎么也不会想出把花园做成一张吊床，去接住那些从夜空中掉下来的星星。过于现实的我们也不会相信从夜空中能够掉下来星星。

   

  http://www.gmw.cn/01ds/2008-11/26/content_86291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