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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cket Vintage Wine Companion is an updated, edited version of

Michael Broadbents classic and award-winning Vintage Win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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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BROADBENT became a Master of Wine in 1960 and head of

Christies wine department in 1966. He has been 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Masters of Wine and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ood and Wine Society, and is one of only a handful of wine

connoisseurs to be named a 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rite by

the French government. He lives in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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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Pocket Vintage Wine Companion is an updated, edited version of Michael Broadbent’s classic and award-winning Vintage Wine. It presents his most recent tasting notes—including hundreds of new notes on the best wines he has tasted since Vintage Wine was published—in a portable format that puts his unrivaled expertise at your fingertips.

• 作者： L.A.M.B 发布时间：2023-08-03 09:34:09

  3.5吧，论技巧教学，日本台版那一本书更好《攀岩技術教本》这本告诉你什么是攀岩，什么是室内攀岩。

• 作者： Alex-徵 发布时间：2019-06-24 20:35:25

  卖

• 作者： 谷谷哒。 发布时间：2018-09-10 21:26:05

  我们所了解的太阳，以及跟恒星有关的科学知识，与其说是观测到的，不如说是构造出来的。

• 作者： 董小点 发布时间：2021-10-16 23:51:41

  卡梅拉系列 必读

• 作者： 坡上蔷薇 发布时间：2020-02-20 14:56:37

  与本书结缘应该是大三那年，教我们精读英语的老师又提到过这本书。后来了解到此时拍成了电影，由我喜欢的女演员朱莉亚·罗伯茨主演。先看了电影，但是感触却没有这么深，或许是电影很难把所有内心的挣扎，纠结，痛苦，羞愧表达的那么深刻的原因吧！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这样那样的心路历程，各式各样的苦不堪言。我们甚至如作者一样想要逃离痛苦的婚姻，而这婚姻在外人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就不能再忍忍继续闷着头过日子呢？作者选择结束，然后走上自我救赎的道路，寻找快乐，寻找内心的平衡。到时候，拯救自己，让自己重拾快乐和爱情的只能是自己！我们不可能改变这复杂的社会，我们犹如这时间一尘埃，内心平衡，自由自在无关乎外物。

• 作者： 御宅暴君 发布时间：2020-01-18 17:16:40

  机核上推荐的，意大利人能以如此复杂黑白的线条勾勒出日本禅意确实厉害，但剧本简单，并不能给我留下多少印象。

• 合作的前提：读《合作的进化》

  作者：giraffe 发布时间：2008-06-27 14:16:31

  [美]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这本书最早的译名是“对策之中的制胜之道”，不仅有点“媚俗”，而且还有点引人误解，因为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与力求“制胜”的竞争关系有显著的不同，而书中所谓的“一报还一报”行为策略，并不是一个一心争胜的策略，事实上，它在单次博弈中的得分从不会“超过”对方，其竞争优势在于能促使合作秩序扩展从而能够和合作伙伴一起胜过“总是背叛”或“一有机会就背叛”的“小人”。这次再版，书名更为“合作的进化”，要确切多了，但更恰当的译名似乎应该是“合作的演化”。

  按照自利理性人的假设，在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囚徒困境（双方合作比不合作好；但一方背叛一方合作时，背叛方得分高于合作时得分；结果双方出于“理性”都选择背叛）是不足为奇的，陷入困境的“囚徒们”不互相背叛反而彼此合作，才是一件很奇怪而需要解释的事。

  而本书中，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有关“重复囚徒困境”的计算机程序比赛得出了极有意思的结果：合作，更确切地说，不是那种“打左脸，把右脸也转过去给他”的善良，而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合作，在不同行为策略竞赛中胜出了。被淘汰的策略不仅仅包括了总是背叛的“小人”策略，还包括了总是合作从不背叛从而被“小人”占尽便宜的“善人”策略、一旦被背叛就永远不再合作的“记仇”策略、完全随机背叛或合作的任性策略、因“老谋深算”而过分复杂的种种策略……

  返观现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合作的确是再寻常不过的现象——至少，比迷信理性自利假定的经济学家们推断的要多得多。

  所以，不愿意修正自利人假定——他们很乐意将理性修正为有限理性——的科学家们不能不追问：人与人之间合作在一个广泛不合作的环境里是怎么发生的？合作产生后又怎么能在动态的多样化的“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持续下去？已经在持续中的合作又怎么能避免被（背叛）破坏？

  书中，这三个问题被分别称为“初始成活性”、“鲁棒性”和“稳定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初始成活。

  看来，一个合作取向的行为策略可以通过有意的分析、试错或仅仅是幸运而出现。而合作的出现，只需要一个采取合作策略的个体与另一个采取合作策略的个体相遇即可。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长期的相互关系是合作策略胜出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说，继续打交道的机会对于合作的发展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说，它是充分的）。一次性的博弈，就是当知道以后“再也不见”的时候，自利者一有机会就会“宰你没商量”，合作看起来是“傻瓜”的选择。用书中的专业语词表达，就是“只要个体再也不相遇，背叛策略就是唯一稳定的策略”[1]。或者“未来相对于现在不是足够重要时，没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是稳定的。”[2]

  具体说来，在竞赛中胜出的“一报还一报”策略，因为从不先背叛，所以在每一局博弈中，其得分或者与合作对方一样多，或者低于首先背叛的对方。只有博弈者之间的接触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持续或反复发生的，背叛者因背叛而得到的好处，才有可能在未来的接触（被报复）中被抵消，而合作者才有足够的时间在后续合作中使其合作收益超过其因被背叛（以及实施后续报复）而产生的损失。

  已知次数的多次博弈，按书中的说法，结果和一次性博弈是一样的：只要参与者知道博弈次数，他们在最后一次肯定采取互相背叛的策略。既然如此，前面的每一次也就没有合作的必要，因此，在次数已知的多次博弈中，参与者没有一次会合作。[3]对此，我持怀疑态度。因为这种倒推，逻辑上看来无懈可击，但不仅和生活经验不符，与其主要论点“长期关系有利于促成合作”也是不一致的。

  首先，这个推理过程，立基于博弈双方能够预知对方在最后一局“必然”背叛，但是，这忽略了“未来”本身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真的能够确知“未来”，已知的未来博弈次数越多，双方就越是不能确定对方在最后一局是否会背叛——谁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呢？事实上，即使是一次性的博弈，也只是合作“很难”达成，而并非“一定不能达成”。我们都知道在旅游点买东西很容易上当，但并不是每次都会上当。要是没有这种不确定性，就根本无法想象在一个普遍不合作的世界怎么会有合作得以首次出现的机会了。

  更容易理解的是，多次博弈给参与者提供了报复的机会。已知次数的博弈参与者不得不考虑，如果自己第一次不合作，第二次就会被报复。[4]所以，在对方失去报复机会之前，也就是最后一次之前的多次博弈中，合作比不合作明智。（用书中的词语来表达就是：博弈次数增加，会改变“未来”的重要性。）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是：报复对方的背叛。

  “一报还一报”策略在对方第一次背叛时就报复。假如一个合作程序从不报复或者只在对方第N次背叛时才报复，就会被那些只背叛或只在第N-1次背叛的策略侵入。所以，对背叛的报复不仅必要，而且必须是及时的。

  然而，对背叛的报复应当是有节制的。若报复被对方认为超过了挑衅，极有可能导致对方的进一步报复，由此陷入无止境的背叛振荡。由此，本书作者分析了，[5]假如“一报还一报”策略在报复时表现得更宽容，比如，报复反应稍稍少于挑衅的话，合作的稳定性将会增强。

  如此这般的合作理论的确是鼓舞人心的：

  “即使是在一个其他人不愿合作的世界里，合作仍然可以通过一小群准备回报合作的个体来产生。分析还表明合作能发展的两个关键前提是合作要基于回报和未来的影响就足够重要以使得回报稳定。但是，基于回报的合作一旦在群体中建立，它就能保护自己不受非合作策略的侵入。” [6]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关注的行为策略软件竞赛不仅假定了个体是自利的，同时还假定了个体具有识别和记忆对方的能力，这使得该书的评论者很容易忽略在该书至后面[7]才突出强调的：个体能够识别和记忆曾相遇的其他个体也是合作的必要前提。

  在本书的研究中，这一条件其实是合作的所有其他前提的前提。如果不能记忆和识别其他个体，个体不仅“不可能使用任何形式的回报，因此也就不能鼓励对方合作”；[8]而且也不能实施有效的惩罚，以迫使对方合作，并通过“杀一儆百”让自己的立场被其他参与者（实际或可能的合作对方）所了解。就“引入未来考虑”或令“未来具有足够大的影响”而言，只有两个个体在将来仍会再相遇时未来才具有影响，而未来将要相遇的这个两个个体，只能通过彼此过去的行为表现才能被辨认出来。归根结底，个体之间的合作，不能基于“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抽象空泛的考虑，而只能是特定化为“我为你，你也为我”。

  在转型社会，合作的不出现，或合作之被破坏，最常见的原因恰恰是缺乏这样的前提条件。这也是为什么与传统熟人社会相比，作为“陌生人世界”的现代工商社会中合作秩序的扩展更像是“奇迹”。当然，这也可用来解释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商标、商号、身份证、信用等制度的重要性。

  同样基于对转型社会里合作问题的关注，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注意到本书中一再提到而许多评论者忽略的另一个前提：必须存在以相互回报合作作为宗旨的群体，合作才能在普遍不合作的世界中出现、存续并繁荣。

  书中强调了，[9]在一个背叛广泛存在的世界中，有回报合作意向的单个个体或分散的孤立个体之存在，是不足令合作出现的。这些合作者必须有机会彼此交往，结成“群体”，哪怕是极小的群体，才有可能侵入一个以彼此背叛为均衡的“恶棍世界”。

  很容易明白，在一个大家都采用“总是背叛”策略的群体中，孤独地与人为善（采取合作策略）的话，是无法避免吃亏上当的。“一报还一报”作为从不先背叛的策略也不例外。如前所述，“一报还一报”，在单次博弈中得分从不会超过对方，其优势只在于引发并扩展合作而与合作伙伴一起胜过不合作者；而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在这次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一报还一报”，如果不是遇上同样采取合作策略的伙伴，也不可能有好的表现。[10]

  仅仅就这一前提而言，道金斯对《合作的进化》的解读是不准确的，——这本书并传递如下“令人振奋的信息”：从“极端自私的、对苦难无情地冷漠、残忍地损人利己”这一扭曲的起点开始，“即使不是刻意的、类似于友善的兄弟姐妹般的伙伴关系也会出现”。[11]这本书说的不过是：假如有一个以合作为宗旨的群体存在，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群体，那么“合作可以在一个无条件背叛的世界里产生”，[12]并且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扩展开来，占据优势。

  我们这些为背叛所苦并期望促进合作的人，特别想知道的恰恰是：这样的合作者群体怎么会出现？或者说，这样的群体出现的现实条件是什么？而这是本书的研究不曾关心，当然也未作说明的。

  众所周知，作为理论研究出发点的基本假设是非常重要的，它决定了你能提出什么样的问题，而问题本身又规定了探索答案的方向。《合作的进化》是基于自利个体的研究，所以才会将“合作怎么可能”当成问题。如果换个前提，像《走向统一的社会科学》、《人类的趋社会性及其研究》里提出的一样，把“强互惠”（reciprocity）以及“利他”作为人类独有的属性（attribute），那么人与人之间合作就不再成其为问题，成问题将是：人与人之间怎么会出现背叛呢？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怎么会被破坏呢？

  在我看来，最有意思的是：这两种针锋相对的假定，以及南辕北辙的提问方式，在关注当下合作与背叛并存的现实社会之问题，例如“如何才能促进合作避免背叛”时，看来会走到相近的结论上去。

• 当我们谈论学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作者：Fred_Sun 发布时间：2017-10-28 17:03:59

  当我们谈论学校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毫无疑问，在民间，“名校”的核心标准就是升学率和考试成绩，这预示着宽广的未来和高薪体面的工作，几乎没有家长会反对素质教育，可是面对小升初、中考、高考这些关键的节点，一切理想和信念都成了浮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很显然，即使是义务教育，学校也是要为培养一个 “高大全”的、被指定的目标而“奠定基础”，是为了培养“理想的新人”、“社会楷模”，而非“合格公民”，这些就是“素质”教育的目标吗？在这样的目标里面，学生个体、个性毫无空间。此外，这种对学校的殷切期望，与家长对学校的功利性目的，是那么的不协调、不相干，充满了讽刺啊。

  你一定在网上看到过这些口号：“决战小升初，赢在起跑线” “背水一战，冲刺中考”“决战高考，改变命运”。天哪，我们的孩子从小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生死之战！考试即生活？这是为什么？原来，还有另外一种评价学校的视角，在敏锐的商人的眼中，学校应该是非常赚钱的产业啊。

  夹在庙堂和老百姓之间的学校，如何看待自身的责任、目的和手段，则微妙而复杂得多。

  近一二十年来，教育界对“应试教育”的反思不可谓不多，许多学校努力地从教育理念到教学方法都进行大胆探索。比如，身边的华阳小学以“生本教育”为教育理念，以“心自由，行至远”为校训，我个人非常欣赏。然而，就如同总结华阳小学成功经验时候相关报道所说：”结果是，生本教育实验班的学生，5年不参加当地的统考和抽考，但在最后的毕业考试中，该班平均成绩却在全区、全市最好。”我很怀疑，如果当年的实验班统考成绩平平，这项生本教育的实验能够走到今天吗？《羊城晚报》2015年有篇报道标题是《校长的教育理想深藏于心》，真是耐人寻味。我们应该理解学校的这种无奈，在来自制度的、家长的、社会的多重压力和混乱导向下，在学生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间的艰难取舍和妥协。

  当我们谈论学校的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整个社会都迷失了，让我们听听大师约翰·杜威谈论学校和教育吧。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

  关于“教育即生活”，杜威说“教育是社会生活的过程，而不是生活的预备。”什么意思呢？

  1）儿童在学校接受教育，这就是他们现在应该过的富有生气的、多姿多彩的生活，单纯为了他们“未来生活”而进行脱离其现实生活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卢梭在《爱弥儿》里面说：“你为什么硬要他牺牲适合于他今天学习的东西，而去学习他未必能够长成到那样大的年龄的人才适合于学习的东西呢？”在这一点上，杜威坚定地支持卢梭，相信如果他看到《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这本著作，一定要摇头叹息说：你们别闹了……这个观点如果我们再往前延伸思考一下，谁又有资格为儿童设定一种未来的生活或是理想新人的目标呢？

  2）学校应该是儿童快乐生活的场所，教育方法和教材要符合儿童的欲望、心理。学校应该如同家庭一样，以儿童生活为中心，学习是通过生活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完全以静听的方式。杜威批评说，在传统的教育里，学校的“重心在教师，在教科书以及你所喜欢的任何地方和一切地方，惟独不在儿童自己的直接的本能和活动。”所以，杜威理想中的学校，会提供厨房、纺织室、木工室、金工室这样的生活场所给学生，因为生活就是学习和获得知识最好的途径。

  3）教育如同生活一样，是延续的、终生的，在生活中需要不断学习，如果接受完一个阶段的教育后，就拒绝接受教育、拒绝学习了，那是失败的教育。联想到我们很多学生在考试完成后兴奋地撕毁书本，我们不难想象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多么的反人性、令人窒息。

  关于“学校即社会”，杜威说：“我认为学校主要是一种社会组织。教育既然是一种社会过程，学校便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或许我们可以这几方面去理解：

  1）学校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雏形，它应该显著地体现出社会精神，适应社会的演进而不断革新。在杜威的年代，现代科技迅速发展，大规模工业生产、中心城市化来临，家庭式手工业生产迅速衰退，社会合作能力、科学的洞察力、社会民主化都是新的社会精神特征，与生活相关的木工、金工、纺织、烹调学习科目，与生活相关的主动的作业，才是培养这些社会精神的有效手段。但在传统的课堂上，知识的学习是核心，学生间主要是竞争，脱离生活实际的理论教育自然分离出“文化人”和“工人”。那么问题来了，在我们当代这个信息化与互联网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精神是什么呢？学校如何传递这种社会精神呢？

  2）学校制度必须看做是社会生活的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要避免使学制、学科成为各自独立、互相竞争和妥协的大杂烩，唯一的办法是将他们的设计与儿童自身熟悉的、能感知的“生活”紧密结合，而不是相反。只有这样，学校才能提供社会的环境和气氛，而不是与社会和生活隔离。但事实上，我们仍习惯性地把学校比喻为“摇篮”、“象牙塔”，那是一种受到精心呵护、生怕为尘世污染的一种状态，正是杜威强烈批判的典型旧教育。

  3）在学校这个社会里，学生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对社会和自身的认识和判断，因此，“在一所葛雷的学校就学的学生读完四年中学以后就知道他从事的工作的目的，无论他是否打算升入大学。”“这样就使得他从事的无论什么工作都真正成为一门职业，一门终身的职业，而不仅仅是一种只是为了工作才去做的日常工作。”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哀叹中国教育的失败，我们的学生甚至到了大学毕业，也对进入社会充满了茫然，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喜欢从事或者适合从事什么工作，甚至在工作多年后还是这个状态。

  总体来说，杜威以培养对民主社会有用的、合格的公民为教育目的，他认为教育有两个面向，一个是心理学的面向，它要求关注儿童心理，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教材、教师为中心；另一个是社会的面向。而学校的教育职责就是要平衡好这两个面向。

  有人批评杜威的思想说，过于强调“儿童中心论”忽视了教师的作用发挥，可是事实恰恰相反，如同蒙台梭利倡导的“消极的教师”思想一样，杜威理想中的教师要求极高，因此教师才拥有崇高的地位。他说：“这样，我认为教师总是真正上帝的代言者，真正天国的引路人。”还有人批判说，“学校即社会”仅仅是一个空洞的理想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好吧，站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我只能说这个批判是有道理的。迄今为止，我也没有搞清楚，我们有许多的学校冠名以“实验学校”，他们到底在“实验”什么？有兴趣你可以百度一下我国“实验学校”的来源和现状。反观19世纪末，杜威创设的“芝加哥实验学校”，印第安那州的葛雷学校，波利斯市第45公立学校，瓦伦丁学校……一大堆学校就在广泛地进行着教育方面真正的“社会实验”，万恶的资本主义，真的太无政府主义了！

  杜威深刻影响了胡适、陶行知、蒋梦麟、蔡元培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大批知识界精英，那个时代从教育宗旨到教材编排，都因受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而变革。今天，当我们在谈论学校时，我们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了的时候，作为家长、老师，是不是也可以去读一读《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我的教育信条》这些著作，试着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面向，去思考一下教育本质，我们无力改变世界，但我们能否稍稍改变一点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