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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夷

yí 一ˊ

　1. 中国古代称东部的民族：东～。九～（古时称东夷有九种）。

　2. 中国旧时指外国或外国的：华～杂处（chǔ ㄔㄨˇ）。

　3. 平，平坦，平安：化险为～。

　4. 弄平：～为平地。

　5. 消灭：～灭。族～（诛杀犯罪者家族）。

　6. 等辈：“诸将皆陛下故等～”。

　7. 古代的锄类工具。

　8. 古同“怡”，喜悦。

　9. 古同“痍”，创伤。

　10. 姓。

我想到我那已成神靈的先王當年勞動你們先人（的情形），所以我也能養護你們，來安定你們。如果我在政治上失策，永久住在這裡（奄）先就會重重地降下懲罰與疾病在我身上，説：为什么暴虐我的人民！你們民衆如不謀生，不跟我個人同心同德，那先王也會降給你們罪過與疾病，説：爲什麽不和我的小孫子相親近呢！'所以你們若有錯誤的行爲，那就會從天上來罰你們，你們没有辦法能够逃避。

古時候我們的先王既然勞動了你們的祖先及父親，你們同是我的好民衆。你們心中要是有作惡的念頭，我們先王（在天之）就會告訴你們的祖先和父親；你們的祖先和父親、是就會棄绝你們，不挽救你們於死亡。現在我有亂的官員共同在位，老是聚集你們的財寶。你們的祖先及父親，就會報告我的先王説：施行刑罰給我的子孫。於是，先王就會重重地降下災來。

不要越俎代庖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

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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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一二三一 发布时间：2023-06-03 15:52:27

  在其位，谋其政。整本书核心一个“德”字，君主施行德政，臣子尊君宽民，百姓才可安居乐业。从唐尧到周公，“天”慢慢变成政治的工具；“人”慢慢开始出现矛盾、发生冲突；“法”从虞舜那里被重视起来，并从文王开始，君王逐渐将法的具体判定交由专门人士。不过，看下来既超前又闭塞。

• 作者： 老英雄 发布时间：2023-09-24 08:43:39

  就这？整个上古历史居然把政治概括为符合天道王道德行这种抽象的东西，把祥瑞吉兆这些东西看作是因果报应，相信天人感应。政治面对困难的时候怎么参考这种书籍？难怪春秋那么多君主都被篡位了，记载历史都不好好记载，写一些虚无的东西。

• 作者： 薄荷糖心 发布时间：2021-12-01 09:33:35

  学习了几个字，克，厥，惟，懋，书中用了好多次。

• 作者： 书为悦己 发布时间：2021-11-08 17:21:51

  101

• 作者： acaleph 发布时间：2017-07-08 00:06:08

  我是在muji店里被书名吸引所以读完的，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最后我居然觉得挖鼻屎是一件有点恶心的事情啊！

• 作者： Nondescript 发布时间：2023-02-12 09:42:15

  内容不全，且古文《尚书》同今文《尚书》混为一谈。

• 【转】李零：《禹贡》口义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7-20 16:09:10

  李零講 拜石筆錄

  【筆錄案語：甲午春夏之間，李零先生講授中國早期歷史地理文獻，聽者滿座，其來自清華、人大諸校者往往而有。方是時，余足傷未愈，差便徐行，亦往虱其間，聽習之際，速記為文，懼有遺義，乃錄音備校。既退，亟加董理，寫為一篇。如是者三。既而學業漸冗，忙無暇晷，遂爾中輟。故今所存，僅得三篇，皆疏講《禹貢》之文，其餘所記，闋略不全。比來多暇，檢出一閱，猶可想見當日盛況。先生敏於言，咳珠吐玉，霏霏不窮，興到處，雜引今事，發揮妙緒，尤令人捧腹。記為文言，神彩頓失，是為恨事。又耳聽手錄，不免有誤，亦不及就正先生矣。雖然，先賢片言，足可寶貴。余舊題《白勞先生禹貢講義》，今改稱《李零禹貢口義》。白勞者，先生別號，說見先生《待兔軒文存》自序。偶讀唐吟方氏《雀巢語屑》，謂嘗應先生之請，刻“白勞”印一方，則先生《文存》自序所云，固鄭重其事、有為而發也。先生有《禹蹟考——<禹貢>講授提綱》一文，刊《中國文化》第三十九期，他日當持校之。甲午七月二十，拜石自記。】

  【第一講】

  三代以降，中國地理學著作，累世而出，余謂堪稱經典者厥有四焉，曰《禹貢》，曰《山海經》，曰《漢書地理志》，曰《水經注》。雖多屬綿蕝草創，或出傳聞，或涉荒誕，而載記有序，非盡無稽，遂爲治上古史地者不祧之宗。本課所講，擬以《禹貢》爲首。

  今人倡言經典，一一案之，實以《詩》《書》《易》爲最古（科以今之學科分類，則《詩》屬文學，《書》屬史學，《易》屬哲學）。《三禮》之類，其次也。《論語》《孝經》之類，抑又次焉，特儒家之子書而已。《禹貢》爲《書》之一篇，其影響古代思想（所謂世界觀、天下觀）者至巨，不特爲地理著作而已。使准此例，觸類而長，則《禹貢》爲地理之源，《堯典》爲天文之宗，陰陽出於《易傳》，五行肇乎《洪範》，觀《漢人》之著述可知矣。《易傳》屬《易》，自不待言，余三種，莫不備于《書》。然則吾人自典籍中考索古人思想，舍《書》而何求？

  或問中国地理學何昉。漢六部分類法，晉唐以後四部分類法，均入史部，則其源甚早，所謂“史地之學”是也。然古者無專門之地理學，《禹貢》但《書》之一篇，非專治地理之比。迨班固撰《漢書》，始有《地理志》。惟漢人所撰可稱地理著作者，佚而弗存。所可知者，漢因秦制，加以權宜變更，郡國、郡縣甚夥，則地理著作之出，非末由已，此爲權輿。或者謂：《山海經》，非其類歟？按之實際，《山海經》多神話傳說。近代以來，學者多據《山海經》考求古神話，此其驗，蓋受西學之啓發刺戟而必欲求一神話體系與之相參照也。《山海經》雖分篇目，而系統性不強，《禹貢》則條理過之。且也，《山海經》雜糅至多，所包不一，非可以類限，舉凡山川地理、動植礦物（多屬博物學知識）之屬，莫不叠陳。又，竊以謂古有找藥尋仙之習，《山海經》多不經之說，或出于此。至于所載，或涉祭祀及諸多“雜”神，乃至渺遠國度之傳說，若海外、大荒之類，彌複紛紜，非可覼縷。此乃世界共象，非我國所獨。今西方治神話學及人類學者，喜赴野外及僻在遐方之部落調查，職此故也。以今之術語言之，斯有“觀察”與“被觀察”之別焉；我國古代有《諸蕃志》《蠻夷列傳》之類，亦猶是也。十九、二十世紀，探險考古頗風行，率以采集殊方異域之民族標本爲事。竊恐《禹貢》成書，亦略涉此類，惟不多耳。此其絕不同于《山海經》者。憶數十年前，治《楚帛書》[1]者，持以與《山海經》相較，創獲甚多，試舉一例，則五十年代李學勤先生之考論“十二月神”是也。[2]但有一事，不可不提，邇來學者或於此等處或漫加比附，則所謂迹近猜謎，似不可風。前提及《山海經》與博物名物有涉，茲亦復舉一例。有“育沛”者見諸《山海經》，實即琥珀，“育沛”其上古音也。考之英文曰“amber”，其音正同于“琥珀”。加以精研，則《山海經》不但有裨博物學而已。

  史地之學，雖昉《漢書地理志》，然求其所以著明天下郡縣，著眼初不在山水，在于行政而已。由《地理志》觀之，我國“大一統”之局面乃至思想，自秦漢已確立，其畛域疆界曆兩千祀而無大變，所變者名稱而已，或稍加损益增删而已。雖今之行政劃分，與秦漢無大不同。考其沿革，溯流而上，靡不豁然。甲骨金文所載商周地名，多茫無端緒，弗從攷訂，以其無地理記載流傳後世也。商周史地所以難治者在此。劉漢而降，詔書、文書頒布者亟，留存者多，有迹可征，足可窮源。此其大異處。且世以古之行政機構，至于郡縣而止，郡縣以下，宜不可知。然竹簡所出，頗有軼出縣級以外者，則史地之學，余地尚多。

  我國素重史地傳統，至清季而弗替，蓋以此爲經世之學也。時西人多自東南沿海或西北邊境巡行禹域，其身份往往兼學者、間諜而有之。又彼西人之屬不同國度者，亦頗互相刺探，各秘所得，唯恐泄露。其時以法國漢學爲最精，新疆、蒙古史地之學，環顧中西，莫之或先。流風所被，寖成顯學，學人若沈增植、王國維亦頗浸淫其間。然考其宗旨，則與彼不同。蓋彼乃自外觀之，我則自己身觀之，是所謀者亦異。惟所治範圍，頗相魯衛。若王國維之于蒙古史地、陳垣之于宗教史，均與彼有桴鼓之應，肸蠁之通。然能爲此學者，我國學人百無一二。或以此爲國人之恥，彰彰較著者，陳寅恪、傅斯年是也。漢學爲日、法等人所獨擅，國人反無從先之。此亦有說，蓋自專業訓練、研治方法乃至語言儲備，莫不後人一著。是以國人負笈渡海，上下求索，以冀盡得其所長。然陳寅恪歸自歐土，忽改厥初，“盡捐故伎”[3]，專治華夏固有之學。此亦頗有意趣。伯希和復來中國，或問華夏學者，誰爲第一，不舉陳寅恪，亦不舉胡適，獨舉王國維、陳垣。愚見以爲，殆以其所治者近故也。雖然，伯希和猶以王國維於西人研究不甚了然。循是以言，厥所稱賞，尤在陳垣。

  我國史地傳統既久，自有軌則，然則中西學術或有不可調和者，未必我不當也。以圖書分類言之，傳統地理學著作自當隸之史部。然若以西方爲准，則甚難措置，蓋彼有自然地理一科，又有地層、地質等細目，自與我有別，遂使我傳統史地無所歸屬，不得已，乃置之環境地理學院。審矣，其爲不當。西方漢學家，幾無專門從事地理研究者，亦以其屬于別科也。然學者生丁今日，有不得不屈從者，故於地理學及傳統史地之交叉處，當知其大概而善處之，庶使兩得其全，成我功用。今考古發掘，草爲報告，首則地裏描述，次乃征及地志，故是善法。考古乃基礎行業，自給自足如此。治文學者固毋庸如此，略檢方志斯可。治哲學者並方志而弗問矣。所操之術異也。

  既述史地傳統如上，今略說《禹貢》。現代《禹貢》學之興起，以顧頡剛先生爲首庸，其傳人若譚其驤、劉起釪等先生莫不承其緒余，探賾索隱，精於斯學。顧創有《禹貢》半月刊，諸君所知，不待贅言。顧雖以“疑古”著聲聞，然於史地頗下功夫。特《禹貢》一篇，卒未有以得其端緒者。顧之門人劉起釪，踵其故業，著有《尚書校釋譯論》，疏通詳備，但未免繁重紛亂之病，翻檢爲勞。李氏整理本，較爲簡豁，便于參閱。《禹貢》年代，牽涉綦廣，約有二端：一曰文本形成之年代，二曰文本所形容之年代。近世“疑古”風熾，顧先生領袖群倫，導夫先路。今既說《禹貢》，何可繞過此節。或以《尚書》之爭，今、古文而已。非也。經學既潰，今、古文之爭亦于是乎熄，而《尚書》一案，猶聚訟未已、迄無定讞者，以其本末萬端，繁而且杳。疑古派多宗崔東壁《考信錄》，其思路亦略相近，質言之，則一反曆古相傳之舊說是也。顧頡剛以《禹貢》爲戰國時書，頗加考證，想諸君當知之。[4]時王國維爲國學巨擘，天下仰望，在清華大學講授“古史新證”，乃與顧說針鋒相對。其大意謂：《禹貢》甚早，秦漢以前之文獻若《詩》《書》並姬周銘文，均有“禹蹟”之說可征，必謂戰國時始有此說，其誰信之？且秦人去中原較遠，而秦敦亦有禹蹟之銘，尤足證此說之古，其來尚矣。[5]可怪者，顧頡剛以王氏《新證》足以旁證其說，是大不然矣。[6]古書年代，非最要者，其形成過程，尤所當辨。竊以古書演成，譬猶河流入海，自有其上源，下遊，入海口。自入海口而上溯其源，纚纚相陳，靡不昭然。古書之文本，亦猶是矣。此略似顧先生之“層累”說。既知此系一過程，則源既不能替其流（中有無數彙流及分流），入海口亦不足以定其全，審矣。惟在昔西人有世上無原始文本之說，則似是而非，譬猶人焉，安能無祖先乎？若謂窅靄難徵，不知其祖先爲誰某，則誠有之。此蓋萬事之公例，試以文字起源爲例，其必非考古學所能悉數解決。文字以漸累而成，何能遽指爲創於某日、完於某日？諸君膺古文獻專業者，當知文本有摻和演變，其理甚明。析而言之，則治文獻者喜求定本，而攻考古者喜求原本，術有專攻，各得其所。至于治史，當如治水，過程實爲最緊要處，萬勿執源、海以爲說。否則蹶矣。顧先生雅崇王氏，至于睡夢中猶冀得其獎勉。然按其實際，王必不肯同其說。顧先生爲學，初甚振奮，舉凡舊說，無不欲摧陷廓清之，洎乎暮年，則妥帖斟酌，惟恐不中。何耶？吾人當三思之。其門人劉起釪著《尚書校釋譯論》，即叛師說，以《禹貢》爲西周時書。學未三傳，其變有如是之劇者，劉甚至謂《禹貢》或西周以前之書。此幾與邵望平先生以《禹貢》所言爲新石器時代之事相合矣。[7]

  曩者考古學有夏（鼐）、蘇（秉琦）之爭，[8]類型學之于考古可謂極要，今證以《禹貢》畫分，殆無不合。用知書之年代難言矣，當以口耳相傳爲准耶，抑以寫定文字爲准耶？此問題極要。故《書》之年代，不宜急定。當細讀《禹貢》文本，作深切之思。要其基本思想必甚古，則無疑也。北京保利藝術博物館藏有一西周中期青銅器，鐫有銘文，首句即曰：“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廼釐方設征。”[9]按《書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其相似自不待言。抑余猶有未竟者，《禹貢》開篇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亦與茲銘合。則謂《禹貢》諸說，出戰國以後，寧非誣耶。此足證王國維說之精當不可磨滅。由是可知夏商周三代之說，口耳相傳，雖有遞嬗，本真猶在。且也，張光直先生至以爲考求三代史，不當以宋元明之相承視之，當以魏蜀吳之相望視之，或其並立于世，未可知也。[10]

  鄙人籍貫山西，說者謂我山西有可以誇耀于人者二：一曰地下有煤，一曰地上有廟（祖宗文化）。此雖戲言，足啓人思。凡古史傳說之人物，山西每有其宗廟祠堂或故迹，情僞暫勿論。以禹爲例，山西而外，若四川、紹興等地亦往往有禹穴、禹碑、禹廟之類。或者謂：安得有如許禹之故地？當出後人之附會及紀念云爾。禹畫九州，更不可信矣。余曰不然。僅以王氏《新證》言之，則似“三代”以來，各諸侯國均有“禹蹟”之說。此何故哉？若曰大禹其人，天生不群，有輪足翼背，江河沅湘，靡所不曆，若東坡《次孔毅父韻詩》“萬裏隨身只兩膝”然，則雖秦皇漢武，未克成之，宜近人不之信也。魯迅先生《理水》之“禹爺”，終是小說人物。否則，“禹爺”以佝僂之身，走遍山河兩戒，“禹域”莫不被其足迹，其不老死者幾稀。惟周秦以降，均以大禹爲一人，數千年來，未有疑之者。余謂後世相傳之“禹”，或非一人，當系一團體也。使有“禹”其人，其有過人之處不待言，然尤重要者，則在殊方異域，同時開化，各就山川道理之便，遣人以行，輻輳乎禹都，既會，各記其所曆所從之地，然後以一人總其成，因便區劃，則《禹貢》之最原始面貌成焉。春秋戰國之際，“禹蹟”之說，各地皆有，其故或在茲歟？

  余既授《禹貢》，諸君宜備：一、劉起釪先生《尚書校釋譯論》；二，通行之中國地圖一冊，不必十分精密，但附有各省地圖斯可。

  至于讀法，複宜備《禹貢》之相關材料，若馬遷《夏本紀》、《漢書地理志》、《詩經》（石經？）是也。讀《禹貢》當先注意其敘事結構。或分五節，或分十一章（九州各一章，首位亦各一章），各從其宜可也。

  九州之名，遞有異說。《夏官·職方氏》曰：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蔽曰云瞢，其川江漢，其浸熲湛。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其浸廬維。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養，其川河■，其浸葘、時。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正北曰並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

  與《禹貢》所載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梁州、雍州、豫州相較，則有幽州、徐州，而無並州、梁州。《呂氏春秋·有始覽》曰：

  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閑爲兗州，衛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荊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

  各州之下，附以國名，亦有幽州，無梁州。《爾雅·釋地》曰：

  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

  是有幽州、營州，而無青州、梁州。其故未詳。顧頡剛謂《禹貢》當西北人所作，職此之故。惟《呂覽》於各州後，釋以國名，當系後起。按周初定天下，當與解放戰爭初畢同，其劃疆分界，亦猶我設軍區也。《左傳·僖公四年》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豈有有功于國，但賜一“履”之理？杜預注：“履，所踐履之界。”爲較近情理，然其說未徹。唐蘭先生據金文釋爲“踏勘”，引而伸之，即“履田”是矣。[11]蓋古者測量土地，須仗步量，以確定其範圍。至于所謂“五侯”，或謂當系公侯伯子男之類，非也，實指齊、魯、晉、衛、燕而言。據銘文，則五大諸侯悉聽令于齊太公，即姜子牙是也。[12]用知戰國之際，其於九州，每以國名稱之，有其由矣，《呂覽》《爾雅》班班可征。出土竹簡《容陳氏》所記九州爲夾州、塗州、競州、莒州、蓏州、荊州、揚州、敘州、虘州[13]，亦與傳統文獻有別，然所謂“蓏州”乃隸定以後之寫法，銘文中兩瓜字均自上而下呈粗黑狀，極易演爲“並”字，是“蓏州”當即“並州”。且其中敘二水名，有“蔞”“易”二水。按《山海經》有“蔞水”，當與滹沱河交彙，而易水亦相去不遠，是其爲“並州”無疑。[14]此簡尚有州名不易辨認，如所謂“ 州”，不知何謂。要必有說，且足以證明禹畫九州傳說之古。

  以上僅是讀法一例。今觀《禹貢》，於每一州，均按同一模式書寫，先州域，次山川澤原，次土田，次賦貢（賦自田出，貢自山川出），次貢道。矩鑊秩然，可得而征。玩味其文，參以輿圖，固知其時貢道當以水道爲主。揚州、徐州、青州爲一脈，荊州、豫州、袞州爲一脈，雍州、梁州爲一脈，貢者沿其水道，彙於黃河，而後轉往冀州，則禹之所都也。[15]征之殊方，此非個案。古者波斯帝國鼎盛之際，萬邦來貢，今猶有職貢圖存于博物館，適堪與《禹貢》相比照。故余斷言曰，禹蓋以來集之殊方異域之人串聯天下，董所聞見，因便區畫，而其時地理知識之儲備亦于是乎始矣。

  【第二講】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

  《山海經·海內經》：“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燹公盨》：“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廼（釐）方設征。”

  辛甲《官箴·虞人之箴》：“芒芒禹迹，畫爲九州。”

  以上所書，想諸君皆知之。《禹貢》篇首，凡十有二字，可視爲總綱。敷者，布也，分也。古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征之西周金文，“溥”當作“匍”。“禹敷土”三字，所以言分畫天下（古者先民謂之“天下”，不云“世界”，此漢魏以後所輸入之佛教名詞）。禹足履所曆，“隨山刊木”。“刊”之義有二說：一曰砍木以成道，一曰刊樹以表道（譬如砍爲木樁，或刳其皮，要所以表記也）。奠，定也，猶言分類，使成譜系。合觀《書序》“隨山浚川”，可以想見禹之所爲，不外導山導水而已。自地理言之，水隨山轉，故治水必先勘山。山水既定，審土田以決賦貢，故曰“任土作貢”，亦猶解放軍“查田”。貢者，語之省，兼言賦貢。地理四書，皆有關聯。故《山海經·海內經》，既言海內，亦及禹事，所謂“帝乃令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漢書·地理志》、《水經注》亦然。可取參觀。

  至于燹公盨，李學勤先生讀若遂，蓋取稱謂之便。或者謂“燹”，當即《詩》之“豳”，形近而訛。聊從茲說，以便指稱。所鐫銘文，與《禹貢》略同。今或以“隋”從二左字，然古文字多從二又（右），隸定爲“聖”（《說文》有之），與今“聖”之簡化字同；怪、恠諸字，亦從此出。“廼”即乃。至于“”（釐）字，說尤不一，自裘錫圭先生以降，人各有釋。竊疑即字，拜也，別也。“設”字易定。“廼釐方設征”，即“任土作貢”之意。前爲言王國維《古史新證》舉先秦舊籍並彜器銘文以證“禹蹟”之說由來久矣，決非戰國時人所杜撰。商人、周人以逮齊、秦，莫不有是說。今所謂民族認同，自系舉語言、風俗、宗教而言之。我國疆域遼闊，商周以來，先民即有極強烈之天下觀念，是亦民族認同之一端。關于“禹蹟”，最著名之說，見于《左傳·襄公四年》魏絳引辛甲《官箴》。按辛甲爲周初能臣，與太公、召公、鬻熊相上下。考《漢書·藝文志》道家類下，列《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管子》，皆出天下能臣，《老子》厥在五家之後。《辛甲》久已亡佚，曆來多弗之信。今則不爾，中華書局已將輯本梓行。《左傳》引辛甲《官箴》之《虞人之箴》，有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是其來久矣。虞人者，以督管山林爲務，蓋猶今野生動物園館長之類，故其箴銘，不忘九州所自。

  九州之說，其來尚矣。今繙《禹貢》，當次第揣摩之，其于中國，關系非淺。西人咸以“中國”二字最常用之義，其範疇但同于秦皇漢武所直接管轄之境（其所定郡縣是也）。拉提摩爾（Owen Lattimore）以東北、新疆、內蒙、西藏爲中國之四大邊疆[16]，蒙古、藏、羌等族所宅，環文隱義可得而推，其以茲四者別于“中國”是也。其實不爾，讀《禹貢》可知。九州之名謂及其次第，諸書所載，多有不同。《禹貢》先敘冀州，然後敘東四州，即兗州、青州、濟州、揚州，復從揚州折返，依次敘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每敘一州又有範式，分而爲五：（一）州域；（二）山川地理，又略以山（原）、水、澤爲序，後來《水經注》遵焉；（三）土、田；（四）賦貢；（五）貢道。

  惜《禹貢》之文，或有脫誤，間有不盡相合者，昔儒往往曲爲之說，穿鑿附會，未足爲訓。今先講冀州，不妨拈以爲例。冀州二字，煢然孤出，無河澤系之，大與以下八州有間。乃儒者謂冀既禹都，天下攸歸，不必別爲之說。是大不然。《爾雅》《呂覽》莫不有說，何獨《禹貢》無之？其爲脫簡所致無疑。按《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宜補曰“兩河惟冀州”。“惟”一訓爲“是”，一訓爲“即”。《禹貢》既以大禹治水爲說，其始于冀，理固宜然。堯、舜所宅，與禹同，大率在晉南，即今山西境內。山東出聖人，山西出祖宗，即此可見。此章自山西西側黃河講，所謂“壺口”是也。何炳棣著《東方之搖籃》（Cradle of the East: An E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 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 5000-10000 B.C.）即以黃河爲華夏文明之搖籃。或者非之，以爲長江亦堪相埒並舉。此說是也。但北方文明，賴黃河爲多，則確然不可磨滅。黃河發源于青海之巴顔喀拉山脈，經青海、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山東諸境內，灌于渤海（詳圖1）。惟商周以來，黃河屢改其道，未可以今准古，其下遊尤不可一而論之。“兩河惟冀州”之“兩河”，即西河、東河，皆黃河之主幹（詳圖2）。南河、北河、河西，示如圖。南河、東河以及太行山脈之間，原隰谷地所在，古謂之“河內”，其南略與今河南之最北部重合，爲殷商之核心地帶。東河以東謂之河東。至于東河，今已改道，古者偏北，自天津、滄州出而灌于海，嗣有南、北之移，反復無常，古衛國最受其殃。因之，或奪濟水之道，或奪淮水之道。其奪濟水之道，遂取而代之。故今所謂“濟南”，已名不副實，當謂之“河南”。其奪淮水之道，在南偏愈甚之後。抗日之際，花園口大決口實蔣公預爲之謀。先是，僵持不使南下，然後決黃河淹之，滔滔而下，所沿即淮水之道。

  要之，冀州與今山西、河北西半部相當，其主體自是山西。其範圍甚廣，故演而有並州，即河北是也，又演而有幽州，即北京一帶是也。《呂覽》《爾雅》並有冀、幽二州。《夏官》則分而爲冀、幽、並三州。遷衍靡恒，愈以紛亂。今者以冀爲河北，並爲山西，幾幾乎與《禹貢》相反矣。上博簡《容成氏》無冀州，但有蓏[並]州，尤爲可怪。乍觀之，似並州包舉山西、河北，但細按其文，知其所指，厥爲河北。所云“蔞水”“易水”，參以《山海經》：“滹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漊水。”按而考之，原委可得。溇水，漢謂之滱水（《水经注》谓即嘔夷），出翠屏山，是亦一證。是蓏州为并州无疑。第一講已詳及之。冀州之東西走势，于是乎可得而推。古者戎狄虔劉中原，多自山西而東，竄及洛陽、南陽，坦然無沮。當禹之時，冀南線路及輪廓想亦如之。冀之北，殊未易定，疑稍稍及內蒙、遼西之地。無已，姑征之貢道。蓋歷來少數民族，多有朝貢之役，考其貢道，庶得以定其疆界。下文有所謂“鳥夷皮服”者，“鳥夷”自東北碣石山而來，即今秦皇島一帶。由是言之，冀之北或且及遼東半島矣，然此特臆說，未敢以爲必。

  冀之山五：曰壺口山，曰梁山，曰岐山，太嶽山，碣石山。“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按載者，治也。或曰讀如裁，猶言開也。壺口在西河之南端，吉縣與宜川縣之間。壺口之下（南）爲龍門山，其東毗鄰今河津市，其西有梁山，周遭爲古梁國所在，即今韓城是也。然則“岐”何謂也？驗之輿地，非今岐縣，或謂即龍門山，庶幾近之。“既修太原，至于嶽陽。”是謂壺口、龍門既治，而後及于太原。然《禹貢》之太原當非今之太原，古之晉陽，如曆來儒者所云然。古者原、隰有別，原者坦闊，隰者卑濕。又據《爾雅》，原與陸類，特陸視原爲尤高。是原也者，其殆盆地之謂乎。揣《禹貢》之文，“太原”當在壺口、梁山之東，相當于今之運城北以及臨汾盆地。“嶽陽”之嶽，即今之太嶽山，在臨汾、長治兩市交彙處。可知，太原既治，復由其東而北折，至于今霍山、沁源一帶，古趙國所轄之地。“覃懷厎績，至于衡章。”按，“厎”，舊訓爲“致”，是也。惟“覃懷”稍有異說，舊謂“覃懷”即“懷”，覃懷共爲一地[17]，蓋今河南焦作市武陟縣也。或者謂覃、懷非一，覃爲沁水。[18]山西最重要之水厥爲汾河，次爲沁、漳。沁自上而下，流經陽城、晉城，繞過太行山，至于河南省焦作市，即“覃懷”之“懷”所在，舊謂河內是也，復流經武陟，然後彙于河。或謂覃懷尚包括濟南。余嘗躬往厥地，至于沁陽，復走太行陘、軹關陘，反復相較，殊不謂然。“衡漳”或謂即“橫漳”[19]，可備一說。漳水今有二，一曰濁漳，一曰清漳，流而西，經太行山而出，入河北境內。其敘次圖而表之，如右（圖3）。

  以上四山而外，本節之末，又提及碣石山，有“夾右碣石入於河”。太祖詞曰：“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東臨碣石有餘篇。”太祖在秦皇島游泳，故有此作。時在文革難作以前，天下宴泰，國人不必捲舌鉗口，是以或謂：此詞有誤，豈太祖誤記耶？其實，碣石何在，眾說不一。《水經注》以碣石瀕于海，為海所淹，久不可復見。然其地亂石山叢出，傍海岸線者不下數百十，蘇秉琦因以別創新說，指海中一石曰：“此碣石也。”余亦嘗往一觀之。昌黎碣石，去海甚近，霽時猶依稀可見。竊以此即《禹貢》碣石山，曹孟德以降，帝王登臨者靡計。位於秦皇島者非是。夾者，帶也。“夾右碣石入於河”，一說謂鳥夷入貢皮衣，遵遼東之西岸而南行，復循其右，以達渤海北岸，然後入於河。或者謂碣石有二，尚有左碣石，即今平壤是也。

  冀之水：曰黃河，曰彰水。又土田賦而下，有“恒衛既從，大陸既作”，當系錯簡，宜改置“至於衡彰”之下。恒即恒水，衛即衛水。大陸即大陸澤，亦即鉅鹿澤是也。恒水即今通天河，與恒山相關。恒山即大茂山，非今之恒山，今之恒山，在山西省渾源縣，至清順治間始改祭北嶽於此。大茂山在河北曲陽縣，歷古以來，此地以漢白玉雕像馳名天下。近其地之人，競以土木為事，廣建宮宇，切漢白玉如豆腐然，略不顧惜，罄可計日。懵不知寶，胡瞻其機？今其地碎石殘雕彌望，毛太祖頭像亦滾落滿地。古者祭恒山（大茂山），創廟曲陽，按其實，曲陽去山猶有二百里。恒水即從曲陽流過。衛水，在靈壽縣，即西柏坡一帶，匯入滹沱河。滹沱河上游在山西五台山，沿其流，遵道而下，略無沮隔。黃河亦流經河北。是以冀之州域，奄有山西及河北省之南部。“大陸既作”，即謂鉅鹿澤，在今河北鉅鹿縣。《禹貢》講水，多曰“澤”。《爾雅 釋地》曰“藪”，有“十藪”之說。《呂覽》高誘注以為有水曰澤，無水曰藪。循是以推，藪當即沼澤地。

  以上，冀之山川地理，次講土田賦貢。天成曰土，人造曰田，區以別矣。土多白壤，故非肥沃，蓋鹽鹼地之謂。《禹貢》未明言何處，當系河北，其地水患甚亟，其土或多鹽化。“厥賦”“厥田”有錯簡，當改之。其田中中即第五。其賦上上即第一。夫以九州之大，土田萬殊，賦貢亦然，是以禹劃九州，別其所產，上上以下，遞有九品，至於下下而止。冀、兗、青、徐、揚、荊、梁、雍、豫，皆同此例。惟諸州所產，有田上而賦中者，亦有田中而賦下者，此殆與其所處之位置、州域之大小以及土田之性質有關。雍、徐、青三州水患最小，故其土田居上品。豫、冀、兗三州河患較大，故其土田次之。揚、荊近江，而水患亦甚。曰“厥田惟上上錯”者，冀田居於第一昭然，而錯者，謂間或降而為二等也。“厥貢”未及，當補“鳥夷皮服”之前。

  時之貢道，以水路為主，以陸路為輔，匯于黃河。鳥夷，在遼東半島或遼西。自秦皇島海岸而來。《禹貢》於少數民族例曰“某夷”，諸州同之。冀環於三河，曰東河、西河、南河，故天下有貢，輻輳於此。

  兗州。“濟河惟兗州”，是兗州在濟水、黃河之間，即今河北、山東交界處，大約相當古衛國所在。晉國之於冀，衛國之於兗，齊國之於青，多有重合，可以一一參定，研治古史地者假為津逮，自是善法。故以言兗州，則晉居其左，而齊魯居其右。黃河故道經滄州、天津而出，注於渤海，今之河道乃奪濟水而成，知此而後可以言古史地。兗，舊作兖。渤海，古謂之“北海”。《容成氏》曰：“禹親執（枌，畚也）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于是乎夾州、涂州始可處。”夾州，即兗州，原作，蓋寅字之訛，權以通假。當禹之時，河北水患最亟，故禹疏明都、九河以治之。“九河”之名今不可考，或謂虛指，極言其多而已。然《爾雅·釋地》有九河之名。今惟一二河、縣之名猶存，無從考知。此地甚要，以故京杭大運河由此而歷河北、山東。

  《禹貢》：“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或謂九河皆黃河之支流，未知然否。欲考兗州，則濟水似較黃河為尤要。江淮、河濟，南北是別。古之四水，濟固居其一也。又，黃河之入海口有三，北口在天津市、黃驊市一帶，黃河故道也，中口即今之河道，南口即黃河河道。戰國至西漢，以北口為主。東漢以來，或走北口，或走南口。今之黃河與濟水故道合而為一。九河，自在兗州境內。河之有九河，猶江之有九江。《爾雅·釋水》“九河”，或改名，或改道，或斷流，均不可知，即今之名有偶與《爾雅》同者，亦未必確為一物。據《爾雅》，黃河之支流為灉，濟水之支流為沮。沮，《爾雅》作“濋”，通假。別有“漯河”，亦河之支流，在灉、沮之間。或問：何以知之？曰：自貢道知之。雷夏澤，在今山東菏澤。“大陸既作”，謂修水壩之類；“雷夏既澤”，謂蓄其水。

  兗州有水而無山。故《禹貢》曰：“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詩經》有“桑間濮上”之說，今濮陽故堤甚多，蓋所以防河之改道。且今其地猶多沙，深至十數米。曩者夏商周斷代工程有子工程曰五帝工程，而濮陽一帶有顓頊、帝嚳二帝陵。按《左傳》已謂衛國在“帝丘”，即故帝之丘墟。惜乎黃沙甚厚，考索為難。考古者卒無所得，但得衛之“帝丘城”而已。依《禹貢》，則此地故宜蠶。“降丘宅土”，是謂洪水既治，其民自高處徙居於低地。桑蠶既興，此地商業亦甚發達。陶朱公以陶为天下之中，孔子亦在此久居，则定陶、商丘，繁華可知。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黑墳，當破讀，謂其土黑而肥也。自馬融已窺其理，東漢應劭益知其所以然。其所以膏沃，蓋全賴曩之河患。繇者，抽也。條者，條暢也。其田中下，則第六等也。“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貞，古或釋為正。其實，校以體例，必原作“正”，而正者，又因重文而誤，當作“下下”。古之重文，以“一”相示，遂有此誤。昔儒善讀書者，已得其朔。同者，即“九州攸同”之同。言治水十有三年，始克成功。《史記·河渠書》有夏書，亦謂大禹治水十三年始竟其功。或者謂十三年非實指。此地有水而無山，又多河患，故其賦居於下下。貢則漆、絲、織文。

  貢道：“浮於濟、漯，達於河。”按，“浮”字為《禹貢》術語，就水道航行而言。茍為陸路，則但舉域名以示之。進貢之時，則由濟水而上，經陸路入於漯水，然後轉往黃河。且不獨兗州為然，青、徐、揚亦輾轉泊於濟水，而後沿兗之貢道前行。

  【第三講】

  前為講授冀州、兗州兩章，今稍加詮次。九州之名甚偉，其地實非至廣，大略為秦、漢所轄之地。冀之州域，《禹貢》云在兩河之間，按其實，當作三河，即東、西、南三河是矣。然則何以獨謂兩河？是當求之於體例。《禹貢》之文，定一州之畛域，率以東西為界，其在東部（即中原一帶），尤準茲例，未有以南北為說者。冀州，為夏之核心所在，其南部即河內乃殷商之核心所在，其關係於上古史者非淺。又貢者遠自碣石山北，則冀之州域，或并包部份遼東之地矣。參稽各章，可知《禹貢》初非就所有山、水而敘之，不過擇其一二貫串之，蓋其時人心目中固有一體系在。凡《禹貢》所表之山、川，猶今之“座標”耳。冀州章之梁、岐即屬此類，而呂梁山、太行山不與焉，然遽謂呂梁、太行非冀州之地，則非也。今觀冀州一章，其敘次自東而西，其所表述，又可析而為三，一脈遵西河自北而南（以壺口、龍門為座標），一脈稍東，從太原谷地之南端（即約略在運城、臨汾交界處）敘至北端（即今霍山一帶），一脈再稍東，自太行、王屋而及於長治盆地北部之彰水。即此，冀州之大概範圍可知。華夏地級約略可分三層，華北平原為最低，自太行山而西則又是一級，高於華北。太行山之重要性，於此可知。《禹貢》雖未說及，實已隱含。惟此章所述，以山西南部為主，北部略不一及。西周以降，文物日進，冀乃析而為三，一曰冀州，略與山西相當，一曰并州，略與河北相當，一曰幽州，略與北京相當。冀之北疆，究在何處？自考古學言之，石家莊、太原以北，皆蠻夷遊牧之所，北京自亦屬蠻夷之地（憶余童稚時，北京尚有駱駝負行，往來市廛之上），是冀（狹義）之北疆易定。而并之北疆，茫乎難稽，惟有待豪傑之士發其覆。要之，凡讀《禹貢》，須把其脈絡，未可拘於文本。即如冀州一章，當知三河，而非兩河，又須知此章有脫文、錯文，脫者“兩河”“厥貢”，錯者“厥賦”“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於此句，又須知澤、隰、原、陸四者之別）。且也，治古史地者須知，有山多有水，有水必有路，當路之交匯者斯有聚落。《禹貢》雖無涉於城市、聚落，然苟能援此義以索其隱、探其賾，固當有助於探討古史。因說冀州章，牽連及之。兗州章，則曰“濟河惟兗州”，自系謂濟水、黃河之間，即舊黃河河道與新黃河河道之間，主要在山東、河北交匯處，若河北之黑龍港，山東之德州、聊城，河南之封丘、延津一帶是已，古衛國、古宋國當屬此境。至於大陸澤，即“鉅鹿”（古書每以鉅字代大字），今已乾涸，惟留鉅鹿澤之名而已。兗州境內又有雷夏澤，因其地卑也。凡此，皆須注意。

  今授青州、徐州二章。其曰“海岱惟青州”，是青州三面環水，以山東半島為主。其北為渤海（古謂之北海），其南為黃海（古謂之東海），其西為濟水，但言岱者，省之耳（濟水既為兗州之東界，自屬青州之西界），兼所以區青、徐而別之。今號“海岱考古”者，實即山東考古，取其雅誼云爾。岱之北為齊，岱之南為魯。前謂九州之與列國，往往相應，故審閱《禹貢》，當與後人所著所考之戰國史地并觀之。若齊國之於青州（後亦演稱齊州，李賀詩：“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洩。”），衛國之於兗州，是其例也。青州，考《爾雅·釋地》，謂之“營州”，或為通假。但上博簡《容成氏》謂之“競州”，其文曰：“禹通淮與沂，東注之海，于是乎競州、莒州始可處也。”乃以競州與莒州并講，不知何故。“莒州”之名，傳世文獻未見。今山東有莒縣。戰國之際，山東小國林立，莒亦其一，在齊、魯之間。至於莒之西，與魯之東，以何為界，尚未了然。要之，荊州、濟南、淄博、萊蕪、濰坊、青島、煙台，皆當屬齊國。泰山以南，泰安、濟寧、菏澤一帶，皆當屬魯國，其東為沂水。莒當在沂水之東乎？今莒國墓，多有發掘。頃者一老板欲闢沂源縣以為勝地，齎工鑿土，掘得莒國古墓甚夥，惟出土報告未出。是莒之為國，非蕞爾可比。齊之邊界當有移易，要大概可知。戰國時，齊長城以立，可作古齊國之邊界。岱南岱北，魯、齊斯分。岱山即泰山。

  山東有大山六（一千米高以上），泰山最高，蒙山次之，其次則嶗山、沂山、魯山、徂徠山，就中徂徠山傍于泰山。泰山，《禹貢》謂之岱，其他古籍或謂之岱宗。今稱曰泰，或始於戰國以後。秦人於大山喜稱泰（太），或泰山之名所由起。驗之古史，不獨岱宗為然。若山西之霍山或稱霍太山，陝西之華山或稱華太山，河南之嵩山或稱太室山，皆是其例。然則，何以泰山為五嶽之首？水自西而東。山之見於《禹貢》者，亦多東西走向。水朝宗於海，而泰山亦居乎五嶽之東，故雖卑於華山，而古者天子獨尊之，以其東也。

  青州之水四：濰、淄、濟、汶。惟先曰“嵎夷既略”，與其他各章之例不同（某夷云云，多在章末敘貢道處）。所以然者，青之為州，略與山東半島相當，而本章所敘，適自東而西。今半島之東，厥為榮成。“嵎”者，古、今文寫法不同，或作禺，或作隅，或作鬱，其說亦遂以異。竊以馬融舊注曰海隅者，最清簡易通。榮成之西，有俗云成山頭者今猶挺立，在昔為仕女公卿娛遨之勝地。胡公耀邦一訪其地，未幾而有桐宫之厄、瀛台之囚，其地遂被不吉之名。此亦有說。先是，胡造其地，為題“天盡頭”三字，曾未及旋踵而禍作矣。天下議以為不祥，天之盡頭，非末路之兆歟？遂收其碑，請范曾別書一碑曰“天無盡頭”。不廿年，又改為“好運角”，直是山寨版“好望角”，可發一燦。此一帶海岬甚多，“嵎夷”者，當即寓焉。再，山東半島環於瀛海，其地甚殊，故秦始皇頗置行宮。其“日主祠”舊址故在，嗣因主事者謀建氣象站，大興土木，故址蕩然，僅殘存一二玉器，藏青島博物館。此地尤宜觀日出。《堯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東嵎，古以為太陽所由出。是以古者創八主祠，此為日主祠。自此而西，有濰水，又有淄水，其地今猶有濰坊、淄博之名。淄博之臨淄區，即古齊國首都所在。聞之近來考古者在臨淄之南發現商之故跡，可喜也。又西向，則有汶水，自西南流向東北，穿於齊、魯。

  至於土、田，曰“白墳”者，其土故沃。“海濱廣斥”，則傍海之地多鹽，所謂斥鹵之地。鹵者，實古鹽（去臣、人二字）字所從。厥田“上下”，是為第三。厥賦“中上”，是為第四。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絺，即細葛。海物，即水產品，魚蝦之類。“惟錯”二字有異說。或謂即綜錯之意，非也，錯者，所以磨玉石也。“岱畎”即岱宗以下之河渠溝壑耳，其所產有蠶絲、麻、松樹以及大石頭。按，山東之石，著於天下，今研究礦物之專家，多注意及之。民國之際，章洪（鴻）釗著《石雅》，淵雅精微，綜古文獻、礦物學而一之。章氏其人，與丁文江雅善，亦近世一豪。《石雅》為“雅書”（古之博物學，固稱“雅學”），與我國自來之博物學，一脈相承，不但可見最新之礦物學，亦可見中國文化嬗承之跡。章以《禹貢》“怪石”，即泰山文石。古人所謂“玉”，即西人所謂“軟玉”；瑪瑙、大理石、漢白玉、葉臘石之類，多硬，固非其儔，當謂之“文石”。石之精而非玉者，《石雅》謂之“文石”。古又有“珉玉”之說，與文石同意，似玉而美者。泰山之花崗岩，片麻岩之類是也，其質硬。《石雅》又引王嘉《石遺記》：“魏明帝時，泰山下出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柏樹，其文色彪發，如人雕鏤，自上及下皆合而中開，廣五尺。”是泰山文石之大者，與喬木相當矣。研治山東古史者，若王獻唐先生等，多注意“萊夷”，蓋迄於今茲，山東猶有蓬萊、萊陽、萊西、萊蕪、萊河、萊山等，其間牽連衍變，所宜深考，而萊山一帶，在龍口市內，最當窮究，或即萊夷所在。萊山之下，有歸城遺址，頗出西周銅器。曩者李峰教授與余供職考古所，君頗銳意考覈其地，以期得土著與漢族之關係，進而為研治姬周史地之助。此章有“嵎夷”“萊夷”，可注意。萊夷有畜產品、養殖業，今山東人猶喜吃黑山羊。“厥篚檿絲”，與尋常不同，謂柞蠶絲也。厥篚，竹筐之類，所以盛絲，凡貢絲，《禹貢》必及之。

  關於貢道，此章之末曰：“浮於汶，達於濟。”次第甚清，不待贅述。然則，濟水之為通往黃河進而造于禹都之中轉站，益可由此知之。總青州一章，自東而西，幾微所在，可得而窥。

  徐州章：“海岱及淮惟徐州。”按淮即淮水，可與青州章參看，但多一淮水。冀、兗之界為河，青、徐之界為岱，觀此可知。徐州之域，在今山東半島西南、江蘇北部，古屬魯國。徐之東為黃海。适才講及莒，莒為楚滅，越國鄙遠，勢所不能，遂以歸併齊國。齊亦瀕於海，青島一帶是也。青島而南，遞及連雲港等地，海岸線之劃分准此。連雲港之島礁，存有新莽刻石，敘及劃分海域之準，自青島至於連雲港，屬東海。徐亦瀕海。岱北為齊，岱南為魯。齊、魯兩國，相與盟約，率至萊蕪之地，故岱宗未宜隸於誰某之下。徐既以為界，此當知之。考求徐之州域，淮、泗為要。《呂覽》曰：“泗上為徐州，魯也。”李學勤先生《東周的文明》有曰《泗上諸侯》者以此。泗，固徐之要津。《爾雅》曰：“濟東曰徐州。”殊籠統。青州亦在濟水之東。二者何別？曰岱宗。《周禮·夏官》無徐州，想其時，州有增益，為湊合九州之名，遂去之。

  徐之疏浚劃分，《容成氏》曰：“禹親執枌（畚）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于是乎夾州、涂州始可處。”此以兗州（夾州）與徐州并講，可與前講青州與兗州並講參看。“枌”，余以為“朸”，或以為讀若“畚”，此古文字家之事，存而不論可也。明都、九河皆在兗州。而後及於徐州。《禹貢》曰：“淮、沂既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總徐州章，敘及岱、蒙二山。蒙山之於徐州甚要。蒙山今在山東省蒙陰縣、平邑縣之間。《論語》“顓臾季氏之憂”之“顓臾”，其古城即在平邑縣。去平邑縣不遠，蒙山腳下，頗有神祠。余嘗往考求之，惜今之宰官，好興土木，闢其地以為廣場，而神祠遂夷。比至，惟殘碑尚在。余馳告主事者，勸其收掇。後聞余去未久，殘石立為人攫去，不知流落何處，恐惟有余之照片可供玩摩矣。孔子，大聖人也，其登山之傳說甚多。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或者謂東山即沂山，非也。沂山在魯之南，不得謂東山，且其高不過五百米，是必出於附會。東山或即蒙山，高一千餘米。又，連雲港有孔望山，謂孔子登茲山而遠望。連雲港去魯較近，似有其事，然孔子實未嘗之江蘇。關於孔子之想像，類多不稽。太行山又有回車嶺，亦附會孔子。其實，孔子久居衛國，恒思“跑官”，必以大國為尚。國之大者，曰晉與楚。欲之晉，而門人沮甚堅，孔子不覺赧顏，事遂寢。欲之楚，又遭“拒簽”。總之，未嘗之山西、江蘇。泰、蒙為徐之關鍵，二山而外，又有羽山、嶧陽。羽山甚卑，在今連雲港東海縣境內，其地多水晶，今已垂罄。嶧有多說，一說為岠山，又名葛嶧山，又稱嶧陽，甚卑，在今江蘇睢寧縣。又有嶧山，在山東鄒城。“嶧陽”有二說，一說即山名，一說謂嶧之陽。嶧山有碑，秦始皇所立，今為兵燹所毀，不可復見。嶧山高五百米，而岠山高二百米（江蘇無高山，最高者厥為雲臺山，在連雲港），揆以情理，前者為近。

  徐之水四：淮水、沂水、泗水、菏水。“淮、沂既乂”，謂淮水、沂水既治。淮水发源於河南桐柏山，其地故存淮主廟，今傍有学校，占其舊基，刨移碑刻，疊而加之，棄若無物。淮水流經河南南部、湖北北部、江蘇北部，自江蘇之濱海縣流出，為徐、揚之界。五十餘年以前，糧運有“四五八”之說，可謂太祖時之“禹貢”，黃河（四百斤）、淮水（五百斤）、長江（八百斤）之謂也。淮之為水，亦猶秦嶺之為山，皆中國南、北所由分。又，河之與濟，江之與淮，皆為姊妹河，北方、南方文明所賴以成。千祀而下，猶曰河濟，曰江淮，是其徵也。沂水有沂主庙，四主庙之中，惟此保存最完。沂水為南北走勢，起自山東沂源之艾山，南而之沂水、沂南、臨沂、長城，入於江蘇，在睢寧縣附近注入泗水。故曰“浮於淮、泗，達於菏”。泗水，子路老家所在，有泉甚清，滿清諸帝尤好之。源於泗水縣東之陪尾山，西流，而後南折，經曲阜、兗州（今之兗州市）、魚台，入於江蘇，經沛縣、徐州，至淮安而注於淮水。菏，或作河，誤也。蓋行進之序當為菏——濟——河，昔人已攷正之。既至，則其貢道又與青州合。“大野既豬”，即鉅野澤是也，可參前說大陸澤（鉅鹿澤）。此謂鉅野澤有水，非枯涸，居於“十藪”之數，所謂“魯有大野”是也。“東原厎平”，謂其地多平原。今猶有“東平縣”，蓋即“東原”之變，其地至今有湖；孔子為官汶上，其地卑濕（螺螄殼隨在可見），甚愜意宜人，正爾去東平不遠，故今汶上之人謂孔子為其第一任縣委書記，雖可笑，究非無稽。

  土田及貢賦。“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赤謂其色，埴謂其性甚黏，墳謂其質甚肥。包者，苞也，表茂密。其田第二，其賦第五。“土五色”，謂五色土也。今中山公園之社稷壇猶有五色之遺，當中析而為五，梯形，五色具之。[20]近日高慶縣掘得古城遺址，聞即有五色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按羽山產五色雉毛；夏者，五色也。嶧陽多木，可作古琴。泗水之濱，產有浮磬；其石蓋在水中。“殸”（），古聲字，磬石，即擊之而有妙音者也。“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淮夷，在西周金文中屢見不一見，即淮北（安徽、江蘇北部）一帶之民，（西周末）數侵周邊，而周之西北，復苦犬戎，弗能征，兩難交作，討伐不遑。其人與山東諸國交際甚早，又多與秦嬴氏為同姓，若江國是也。以故，及江為楚滅，秦人哀之。蠙珠，即蚌珠。暨，假為，及也。西周金文，皆作。玄者，黑也。縞者，白也。纖者，黑白相間之謂也。

  “浮於淮、泗，達於菏。”按菏為濟之支流，今已乾涸。大野澤亦涸，舊在梁山泊。今梁山縣猶在，而其泊已竭。聞其宰官，近欲再造梁山泊，未知成否？

  笔录者附注

  [1] 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上个世纪40年代出土，辗转归国外。64年，商承祚在《文物》上刊布了照片。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巴纳在1970年编了帛书的彩色幻灯片，很快又在1973年出了《楚帛书·译注》，附帛书红外线照片。

  [2] 按指的当是李学勤先生《补论战国题铭的一些问题》，载《文物》1960年第7期。不过，这篇文章没有提及《山海经》，倒是在后来出版的《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第二篇《楚帛书研究》有明确讨论，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需要指出的是，早在40年代，蔡季襄先生著《晚周缯书考证》，已经就帛画中的十二图像问题，参引《山海经》等古书给出初步考释，尽管结论不确，但无疑是先驱，此书有民国三十三年刊本，又1972年台北县板桥镇艺文印书馆据此重印。关于楚帛书与十二月神的考论，文章很多，可参通论性质的《古代帛画》，陈鍠著，文物出版社，2005，第92到113页。李零先生也著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1986。

  [3] 按关于尽捐故伎一事，陈寅恪先生先后有好几次提及，但与李零先生所讲都不太合。李零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陈寅恪虽然学了一套可以与法国汉学对话的来自西洋的本领，但归国后，却忽然收起这份心，改治中国旧学问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误解了李先生的话。陈寅恪先生捐故伎之事，分别见致刘铭恕、周一良等人信。致刘恕铭的信中说：“弟近年从事著述，然已捐弃故伎，用新方法、新材料，为一游戏试验（明清间诗词及方志笔记等），固不同于乾嘉考据之旧规，亦更非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这封信作于1957年，显然指《柳如是别传》而言，见《陈寅恪集·书信集》279页。又，致周一良的信说：“《元白诗笺证》分赠诸友，留一纪念，然京洛耆英，河汾都讲，皆尽捐故技，别受新知，又不敢以陈腐之作，冒昧寄呈。”见《夏鼐日记》所引，“别受新知”也是指的“太史公冲虚真人之新说”，而不是说法国汉学那套。

  [4] 按顾颉刚在《询<禹贡>伪证书》李就曾拟定《<禹贡>作于战国考》目录：（1）禹治水之说的由来；（2）古代对于禹的神话只有治水而无分州；（3）古代只有种族观念而无一统观念；（4）古代的“中国”地域不甚大；（5）九州之说的由来及其影响；（6）九州之说的“扩大”（邹衍“大九州”之说）；（7）战国虽有“九州”之说，但九州之说未尝统一；（8）“九州”之名的取义及其初现；（9）九州疆域与七国疆域之比较。见《古史辨》第一册，海南出版社，175页。

  [5] 按见王国维《古史新证》第二章。又见《古史辨》第一册216页。

  [6] 按见顾颉刚跋《古史新证》，《古史辨》第一册，217页。

  [7] 按此说见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兼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九州学刊》第2卷第1期（1987年秋季）。又，邵望平先生别有《禹贡九州风土考古学丛考》，载《九州学刊》第2卷第2期，认为“九州实为黄河长江流域公元前第三千年间龙山时期即已形成”。

  [8] 关于夏鼐与苏秉琦两先生的争鸣，大抵见于各自的文集，其争论核心在“类型学”，其次是社会史研究。有人以“史语所传统”和“中国学派”区分他们。可参张忠培《考古学当前的几个问题》，收在《走进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年；陈洪波《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学术流派及其嬗变》，《复旦学报》2010年第3期。

  [9] 按，这件青铜器即是燹公盨，现在藏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全部铭文如下：“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迺 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迺自 作配乡（享）民，成父毋。生我王 作臣，厥沫（贵）唯德，民好明德， 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贝鬼]（废）。心好德，婚 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 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 民唯克用兹德，亡诲（悔）。”参见李学勤《论燹公盨及其重要意义》、裘锡圭《燹公盨铭文考释》、朱凤瀚《燹公盨铭文初释》、李零《论燹公盨发现的意义》，四篇均载《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10] 按此说见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收入《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0。

  [11] 按见唐兰《五祀卫鼎注释》，《文物》1976年5期。又，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也引了唐兰说。

  [12] 按关于此事，《左传正义》已经说道：“郑玄以为周之制，每州以一侯为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为东西大伯中分天下者，当各统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则各有九耳。”至于先生所说的“铭文”大约是指《呂行壺》、《小臣□簋》、《小臣宅簋》、《召尊》、《御正衛簋》、《師旂鼎》等，这些铭文都提到了“伯懋父”，据考证，即是齐太公姜子牙。诸铭中以《小臣□簋》为最重要，铭文如下：“东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征东尸。唯十又一月，遣自□，□述东□伐海眉，雩厥复归才牧□。白懋父承王令易□征自五贝，小臣□蔑，□眔易贝，用乍宝尊彝。”

  [13] 按可参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苏建洲著《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校释》，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6。

  [14] 按参李零《三代考古的历史断想——从最近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 公盨和虞逑诸器想到的》，收在《中国学术》，商务印书馆，2003。

  [15] 这里说“汇于黄河”，需要解释下。按我的理解，李先生不是说这些贡者在黄河某处集合，然后转往冀州，这不大说得通。确切的理解，应是说这些朝贡者的线路在黄河处相交。

  [16] 按说见拉提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17] 按即《孔疏》说。

  [18] 按即郭豫才先生说，以为“覃”与“沁”同音，详《覃怀考》，《禹贡半月刊》三卷六期。

  [19] 按即《孔疏》说。

  [20] 按，《日下舊聞考》曰：“社稷壇在闕右，北向，壇制方，二成，高四尺，上成方五丈，二成方五丈三尺，四出陛，皆白石，各四級。上成築五色土，中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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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尚书》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2-01-28 18:33:06

  《尚书》可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而且也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古书，中国还没有比《尚书》更古的书留到现在。中国古代，有两部古书，有韵的称《诗》，没有韵的称《书》。“尚”者，远古、上古之意，《尚书》就是一部上古的散文集。孔子以诗书教弟子。孔子以前，春秋时代，贤人大多读《诗》。《书》，在《左传》上可看到。孔子以后，像墨子、孟、荀也都读《诗》、《书》。故可说《尚书》是中国古代一部大家都读的书。但在今天来讲，《尚书》是一部很难读的书。《尚书》分虞、夏、商、周四代。后人把夏、商、周称三代，唐虞属于五帝，因此《尚书》也可说是一部五帝三代之书。从唐虞到现在，该已四千多年；从西周以来，也有三千年以上，《尚书》真该说是一部中国的远古书。汉代太学设立五经博士中有《尚书》，照现代话来讲，《尚书》是那时一部国立大学规定的教科书。可是经过西汉到东汉四百年，实在这部《尚书》也并不能字字都讲通。我们说汉代“去古未远”，但这部《尚书》已没有能完全讲通，当然以后会更讲不通。唐代韩昌黎说过，周诰殷盘，诘屈聱牙，他亦说是难读了。直到清代，讲经学最为有成绩，训诂、考据，工夫下的特别深，但清代两百几十年，这部《尚书》还是没有能一字字的讲通了。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是当时同辈行中对经学最有工夫的人，但也就说《尚书》不能尽通。可见我们今天来读《尚书》，只求得其大义便好，不可能逐字逐句都要讲得通。我有一位朋友顾颉刚，同在大陆的时候，他就想为尚书做一番现代白话文的解注和翻译。我想这工作会是徒劳无功的。据说此刻他翻译的《尚书》已经出版，但我没有看过。无论如何，他不能把《尚书》里难解的问题都解决了，是必然的。古书不易通，并不是说拿白话一翻就可通了。注解已难，拿白话文来翻译古文，其事更难，并不是几千年前人说的话都能用今天的白话就能恰好翻得出。这些都是做学问走错了路的，暂不讲这一问题。

  第二，我们要知《尚书》是一部多问题的书。文字问题外，便是本子问题，即是《尚书》的真伪问题。《尚书》有两种本子，一种叫今文《尚书》，一种叫古文《尚书》。今天我们只说今文《尚书》是真的，而古文《尚书》则是假的，我今天且先把此问题简单一讲。《尚书》究有多少篇？旧说有一百篇，此说不可靠。当秦始皇焚书时，有一博士伏生，他就收藏着一部《尚书》，回到家，装进壁里边，偷偷地保留下来。秦亡汉兴，重觅《尚书》，只知道有伏生的一部。那时伏生还在，快一百岁，老了。他是山东人，不能叫他从山东到长安去，因此政府特地派了一位有学问根柢的晁错到他家去求此书。但伏生已经不大能讲话，他和晁错双方口音有讲不明白处，由伏生一女儿在旁作翻译。这样几个月，晁错就带着这部《尚书》回到政府。这一部《尚书》此下称做伏生《尚书》——因是从伏生家里得到的。那时中国文字也不断地在变。古代是写篆体，秦代汉代，普通都写隶体。篆体写的叫古文，拿那时通行的隶书写的叫今文。伏生《尚书》本是一部篆体古文的，不易认识，伏生就告诉晁错改写成隶书，因此伏生《尚书》同时又称今文《尚书》。汉廷把来设立博士，传授学生，所以这部《尚书》我们也可为它定名称做博士官《尚书》。此是当时《尚书》的第一种本子。

  后来武帝时有鲁共王为盖造房子，弄坏了孔子旧居的墙壁，在壁中发现了许多古书。大概也是因秦代焚书，孔家后人就把很多书藏在壁里，此刻发现了，当然为孔子后人所有，此人便是孔安国，在武帝朝作官。刚才讲的晁错到伏生家中求《尚书》，那是汉景帝时的事，此刻又出现这一部尚书，则称做孔壁《尚书》，亦称孔安国《尚书》，亦可名为古文《尚书》，因它都用战国以前所用的篆体书写，不像伏生《尚书》已经改写成今文，所以这一部则称做古文《尚书》。此书未立博士，即是当时朝廷博士官不用来教学生。

  孔安国《尚书》和伏生《尚书》有什么不同呢？伏生《尚书》只有廿八篇，而孔安国《尚书》多了十六篇，共四十四篇。其廿八篇中，文字亦略有不同。到了西汉末刘歆移书上太常博士，曾请求把好几部古书增列博士，其中就有古文《尚书》，当时没有通过。直到东汉，这部《尚书》始终没有列为学官，只在社会学术界私下流行，并未在国立大学内成为一份正式的教科书。汉末大乱，一切书籍多散失，此书也不见了。到了东晋，忽然有人献上《尚书》，称是孔安国本，大家说是古文《尚书》失而复得。以后便把《尚书》两个本子今文古文合而为一。如唐代初年孔颖达编《五经正义》中的《尚书》，就是今文古文合而为一了。再以后直到南宋朱子，对此《尚书》发生了疑问。他说：为何这部《尚书》中间伏生《尚书》都难懂，而孔安国《尚书》却又都是容易明白的？此中理由不可讲，朱子遂发生了怀疑，不过朱子也没有深进一步作研究。待到朱子学生蔡沈，写了一部《书集传》，和朱子自己写的《诗集传》，到了元代，成为科举考试所必治之书。蔡沈《书集传》里面在《尚书》每一篇题目之下都注明了“今文古文皆有”，或“今文无古文有”字样。“今文古文皆有”这就是今文《尚书》。“今文无古文有”的，这就是古文《尚书》。蔡沈乃承朱子意，把一部《尚书》重新分别开来，使人知道《尚书》里有这今、古文的问题。于是下到元代吴澄，明代鷟，开始出来怀疑古文《尚书》是假的，靠不住。这一问题要到清代初年，阎若璩（百诗）才开始十足证明了从东晋以后的所谓古文《尚书》是一部假书，不是真的孔安国《尚书》。他写了一书名《古文尚书疏证》，“疏证”就是辨伪之义，此事才得成为定论。在他稍后有惠栋，也写了一部《古文尚书考》，同辨古文《尚书》之伪。这是在近代学术史上所谓辨伪问题上一个极大的发现。这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功绩。诸位不要认为自己学历史，可以不学经学。或说学近代史，可以不学古代。或说学社会史、政治史，可以不治学术史。当知做学问人，大家该知道的我们总该知道。学术上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大家都知，我独不知，孤陋寡闻，总对自己研究有妨害。我们该知，《尚书》字句不能全通，此并无害。但前人辨今古文真伪，已得结论，其大纲节所在，若亦全不理会，此大不可。诸位莫误认为学问必待创辟，须能承续前人成绩，此亦至要。今天诸位做学问，都知看重材料考据。但一堆材料在这里，怎样去考，总该懂得一些艰苦门道的。如像古文《尚书》，诸位若把阎、惠的书拿来细翻一遍，便知牵涉太多，尽有麻烦。我们把前人已有定论的来潜心研求，自可长自己见识，训练自己工夫。即如阎百诗写此一书，同时便有毛奇龄写了一本《古文尚书冤词》来作驳议。毛氏著述极多，博学善辩。那究谁是谁非呢？此须把阎、毛两家书合来细看。当然我们现在都信阎百诗是对了，但仍有许多话讲错。毛西河的话，当然不为后人所信，但此书至今尚存，仍可一读。这里面还有较复杂的问题存在，我所著《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对此事讲了很多清儒所未讲到的话。可见学问实是无穷，已成定论的大问题之内，仍可有小问题。

  现在我们对这问题暂停不论，只要知《尚书》有两种本子，古文《尚书》是假的便够。诸位若读《尚书》，读蔡沈《集传》最容易了。《史记》上说伏生《尚书》廿八篇，古文比今文多十六篇，十六加廿八只有四十四篇，而现在的《尚书》是五十八篇，这里又有问题。以后我每次讲一题目，只讲一大概，但诸位不能听了便算。如此不仅记不得，绝对要忘，而且记得了也没有用。当知做学问本来是要工夫的，没有不花工夫的学问。诸位每做学问，好问方法，做学问最大第一个方法就是肯花工夫。一学者花十年廿年一辈子工夫来解决一问题，本是寻常本分之事。或许诸位现在没有工夫，不妨留待完成硕土博士论文，职位解决了，再来读书，再用工夫。

  现在再回头来讲《尚书》有今文古文，古文《尚书》是假的，只有廿八篇今文《尚书》伏生传下的是真的。孔安国所传本也是真《尚书》，可是后来掉了。孔安国《尚书》并不假，只因为不立博士官，流传不多，就亡失了。到东晋由梅赜所献本才是假《尚书》。但我此刻要讲另一问题，那今文《尚书》廿八篇也不完全是真的。讲到此，就要讲到所谓辨古书之真伪这一问题上去。古书有真有伪，我们该懂得分辨。这不是今天的新问题，从来学者都注意此一问题。依照我们现在眼光来看，我们该进一步说，今文《尚书》也未必全是真，也多假的。可惜当前没有人能进一步来研究此问题。这因民初以来，一班讲学问的讲过了头，即如辨伪，像顾颉刚的《古史辨》，他认为夏禹也无此人，这大讲过头去了。其实也不该专怪顾颉刚，在前清末年早有讲过了头的，像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以及《孔子改制考》。照康有为讲法，所谓经学汉学，其实只是新莽之学。“新”是王莽的朝代名。清儒都讲汉学，康有为却说是新学，经则都是伪经，由刘歆替王莽伪造。此书出版后，经清政府禁了，把书销毁，不准发行。但民国以来，大家喜欢讲新，就看重了这部书。顾颉刚《古史辨》就是承此而来。后来康有为从事复辟，失败了。但这只是康有为政治上的失败。他在学术上并未失败。他跑进北平东交民巷荷兰公使馆，就在里面叫人再翻印他的《新学伪经考》，果然在北平市上还有很多人买他这书。他在学术思想上还是领导着一个新的方向，然而辨伪过了头，其实是荒唐的。《孔子改制考》更荒唐，说孔子所说的以前，只是孔子托古改制，孔子自要创造一番新制度，而把来假托之于古代。这样一讲，全部中国历史，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便是刘歆，却都是造谣作假的。这样的讲下去，讲到夏禹是一条虫，才引起人家讨厌。辨伪之学，便不再讲了。实际上，辨伪不该过分，但有许多真伪还是该辨。如说《尚书》，我觉得即在今文廿八篇里还有很多不可信。如《尚书》第一篇——《尧典》。近代有人写文章，辩护《尧典》里所讲大文如“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日短星昂。”等类，这些廿八宿中的鸟星、火星、虚星、昂星，它们在天上的位置是要转移的。据现在天文学考据《尧典》所云，却是中国古代尧舜时代的天文；至战国时候，则并不然。据此证明《尧典》不假。大概这一套学问，在日本比中国研究的人多，因一般的科学知识，日本比中国发达，中国学者在此方面还是根据日本人讲法。可是在我认为，科学知识比较专门，中国古人称之为畴人之学，譬如种田，父亲种的田儿子继续种下去。古人研究天文学历法，此种学问，大概都是世袭的专家之学，父亲传给儿子，故又称为畴人之学。畴人之学也许可以是先生传学生。尧舜时的天文，也可以是从古传下，或在文字上，或在口传上。我们不能只根据这一点知识便认《尧典》全篇可信，只能说《尧典》中这些话有来源。其他的话，并不一定全可信。如尧传天下于舜，舜命禹作司空，同时兼百揆（就是兼宰相之职）。命弃作后稷，这就是农业大臣。命契掌五教，这是教育大臣。命皋陶做士，是司法大臣，也兼掌了兵。命垂作共工，是工业部大臣。命益做虞，是畜牧部大臣。命伯夷典礼，命夔典乐，命龙叫他做纳言，掌皇帝命令。共凡九官，这一点便大大靠不住。首先是年代问题。禹是夏代之祖，契是商代之祖，弃是周代之祖，此刻都在舜下面变成同时的同僚。这且不讲。特别重要的，舜时已有一个宰相，又有管土地、管农业、管教育、管司法、管工业、管畜牧、管乐、管纳言的，共九职，此是中国古代一个极像样、极有组织、有规模的行政院。倘使在尧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已有那么九部大臣，为何下面夏、商、周三代，乃至于春秋、战国下及秦、汉都没有？这不是历史上一大退步吗？舜时大臣分九职，为什么下面从来没有？单据这一点，从舜到秦两千年的历史，变成无法讲、讲不通。所以我只能说《尧典》是战国人伪造，舜官九职，是战国末年人一个理想政府。他们懂得政府里该有管教育、管农业、管司法、管音乐的等等官，那是一番很高的理想，这正如康有为所说的托古改制。不过康有为不能拿这话来讲孔子，说孔子以前，根本没有尧舜，没有《尚书》，没有周公。但托古改制确是有的，先秦诸子中多有，儒家中间也有，但不能说过了头。诸位当知，读史不能辨伪，便会有许多说不通处。但辨伪工夫中寓有甚深义理，不能轻易妄肆疑辨。如康有为顾颉刚辨伪疑古过了头，又更多说不通。上面是说尧舜时代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像《尧典》中所说，这些材料不可信，只有说到中国古代的天文或可信。

  我试再举一小例，如《尧典》篇首有“玄德升闻”四字，舜之德被尧所知，但为什么称“玄德”呢？“玄德”两字连用，在古书中极少有，只在老子书里才说：“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玄德”二字，只可用老子书来讲，不能用孔孟书来讲。下面魏晋时代讲老庄之学的就叫做“玄学”，为何在《尧典》里用此玄德两字，这便可疑是战国末年人看过老子书，来伪撰《尧典》，才用了“玄德”二字。我们可凭文字使用来衡定年代，如我们此刻好说中国文化字样，但前清末年人断不会用此四字。

  《尧典》以外，再讲到《禹贡》，这是讲中国古代地理一部最重要的书，其实也决不是夏禹时代的书，而应是战国时代的书。如《禹贡》里划分荆州、兖州、豫州等九州，如何此九州字样不见于夏代、商代、周代，直到春秋时代也没有，到了战国初期还没有。什么人把此禹分九州的制度废掉的呢？为何有此九州而书中从来没有用这九州的字样呢？那又就讲不通。只举此一例，便见《禹贡》不是一篇可靠的书，它是一篇晚出书，我此刻不能详讲。在我只认为《尚书》中最可靠的便是《西周书》，虞、夏、商书都有问题，只有《西周书》或许才是中国尚书的原始材料、原始成分。下到东周也有书，但也恐是后人添进。主要真可信的是《西周书》。若使我们把一部《尚书》即今文廿八篇再分析到只剩一部《西周书》了，那么我们也须对此十几篇文章有一个简单而明晰的了解。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名《西周书文体辨》，便是要把此来看中国最古历史文体是怎样写出的？现在此一问题，我也不想同诸位详讲。但到此另有一重要问题，便是要讲到书背后的人。既然讲到《西周书》，那么《西周书》中显见有一重要人物跃然欲出，那便是周公。《西周书》中有很多文章便是周公所作，或是周公同时人或其手下人所作。要之在当时，周公在此集团中，并传至此后，有大影响。孔子一生崇拜周公。而我们要来研究周公的思想理论及其政治设施，当然这十几篇《西周书》成为了主要材料。我在上一堂已告诉诸位，做学问当从一项项的材料，进而研究到一部部的书，而在每一部书的背后，必然当注意到作者其人。倘使这部书真有价值，不专是些材料的话，则书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人。此刻我们说中国第一部最早的史学名著就是《西周书》，而《西周书》的重要作者，即发明此体裁来写出这东西的就是周公。当然可以有几个人，不专是周公一人。那诸位试拿此意见去读《西周书》，看此许多篇书之内容是否一篇一篇的分裂着，各有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意见，和不同的言论，抑或可以看出是一套。让我姑举《西周书》中召诰一段话来说，这显然是召公说的，不是周公说的。它篇中说：“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亦敬。”此是说皇天上帝把它元子改了一个，从前大国殷之命，现在给你成王的手了，商代变成了周代，好的固是没有完，可忧的也同样没有完，你要当心呀。下文又云：“古先王有夏，今时既坠厥命；今相有殷，今时既坠厥命。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国命”。这是说古代中国有一夏朝，上帝不喜欢它了，它不能再做王朝共主；接着又有殷，现在也不能做这王朝共主。下面才接到我们了。我们获得此天命，也正如夏殷一般。那些话，在《西周书》里屡见不已。首先可知中国古时有夏商周三代，那是真历史。现在我们虽因地下发掘得了商代的龟甲文，而没有见到夏代的，却不该说有没有夏代成了问题。只能说我们没见到夏代的文字，不能因此说没有了夏代。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就讲过。我们固然承认龟甲文，但我们也须承认《西周书》。至于把王朝共主称为“天子”，认为是上帝命他来作天下共主，这个天命不给一族一人，给了夏，夏不好，又给商。商不好，又给周。周再不好，当又另给别人。故说无疆惟休，亦是无疆惟恤。当知我上引一段话，固是召公所说，其实乃是周公所说。在当时，周公可以涵摄召公，召公也有时可以代表周公。周公是当时一位名世的圣人。读《西周书》，便该领略到西周精神，同时便该领略到周公精神。一段历史的背后，必有一番精神，这一番精神，可以表现在一人或某几人身上，由此一人或几人提出而发皇，而又直传到下代后世。孔子一生崇拜周公，主要应该在此等处认取。若我们只把十几篇《西周书》当一堆材料看，不能看到整部书之结集和其背后之时代精神与人物精神，即是失却了其意义和价值。

  周公的天命论，周公的共主论，影响后世甚大。周公首先提出天命无常的观点，从前天命在夏，夏人不要了，天命又在商，后来又给周，但天命给周是为文王，不为武王。天命所与，只在文德，不在武功。这一层在《西周书》里也可看得明白。明明是周武王打了天下，但周公不那样说，定说是上帝为周有了个文王，才给周以大命。可是周公这番思想和理论，其实也并没有说错，而且可以说在中国后代历史上也一向发生了大影响。因此可知我们研究历史，更重要的在应懂得历史里边的人。没有人，不会有历史。从前历史留下一堆材料，都成为死历史。今天诸位只看重历史上一堆堆材料或一件件事，却不看重历史上一个个人，这将只看见了历史遗骸，却不见了历史灵魂。

  现在总结说，中国第一部大的史学名著应该是《尚书》；准确言之，应该是《西周书》。《西周书》的主要中心人物是周公，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着几千年。我今天所讲，将到此为止。下面第二部史学名著我将讲到孔子的《春秋》，孔子春秋精神便从周公与《西周书》中来。如此而下，周公孔子，不仅为中国史学主要的创始人，也为中国文化主要的创始人。我不认为中国从唐虞时代就有了历史书；下至商代，可能有，但如今文《尚书》中《盘庚篇》之类，还只能当史料看。若论中国像样的史书，则应从西周开始，而且又是从周公开始。

  原载《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