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CAMX6宝典(附光盘修订版)/机械设计与智造宝典丛书 kindle 电子书 免费 下载地址

北京兆迪科技有限公司编著的《MasterCAMX6宝典(附光盘修订版)》是全面、系统学习MasterCAMx6软件的宝典类书籍，该书以MasterCAMX6中文版为蓝本进行编写，内容包括MasterCAMX6基础知识、系统

配置与基本操作、基本图形的绘制与编辑、图形尺寸标注、创建曲面曲线、实体的创建与编辑、

MasterCAMx6数控加工入门、铣削2D加工、曲面粗加工、曲面精加工、多轴铣削加工、车削加工和线切割加工等。

本书是根据北京兆迪科技有限公司给国内外几十

家不同行业的知名公司（含国外独资和合资公司）编写的培训教案整理而成的，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广泛的适用性。本书附多媒体DVD学习光盘，内容为教学视频并进行了详细的语音讲解。光盘中还包含本书所有的素材文件、练习文件及已完成的范例文件。

本书章节的安排次序采用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在内容安排上，书中结合大量的生产一线的实例来对MasterCAMX6三维建模和数控编程模块中的一

些抽象的概念、命令和功能进行讲解，通俗易懂，化深奥为简单；在写作方式上，本书紧贴MasterCAMX6的实际操作界面，采用软件中真实的对话框、按钮等进行讲解，使初学者能够直观、准确地操作软件进行学习，提高学习效率。本书可作为机械工程设计人员的MasterCAMX6自学教程和参考书籍，也可供大专院校机械专业师生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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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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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书儒琴玉 发布时间：2023-12-13 19:16:36

  翻译不行，内容删减

• 作者： sunuu 发布时间：2022-01-25 21:57:55

  独善其身的摩登酷女孩，灵魂过了铁，亮烈生命的零敲碎打，笔耕不辍，清醒自由。

• 作者： 古籍萌主 发布时间：2011-09-17 18:55:36

  我当年怎么就给这本书5星了？？！！

• 作者： 梓星星 发布时间：2022-04-08 15:04:20

  还行吧，就是把所有你知道的道理再给你讲一遍。人真的是有时候在低谷的时候才会需要一碗鸡汤。有营养也好，毒鸡汤也罢，很多做人的道理我们都懂，只是真正的走过一段路之后才发现，我们确实没有对生活全力以赴过！加油，做最好的自己。

• 作者： InsomniaUdon 发布时间：2022-07-04 15:58:20

  当学生的时候没撒钱 上了班之后吧又没时间 有时间也有点钱嘛遇到这个bloody的疫情 没劲没劲

• 作者： 高老汉 发布时间：2016-09-15 14:46:28

  豆瓣也能被公关呐。写了一篇差评居然被屏蔽了！

• 从序言中认真看看背后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作者：Sinosophy 发布时间：2010-01-27 11:00:36

  在《牛津中阶英汉双解词典》中，序言强调了翻译。事实是，做翻译不是中文掌握5万个词及其相应的语法达到了所谓‘中级水平’，而英文不过知道5千个词及其相应的语法就能做翻译了，两万个英文词都不行！两门语言的水平要比较接近才能做好翻译，甚至才可以够资格谈翻译。语言还没有掌握好就翻译，一定会创造出众多的同义词，且很多终身都无法解决。错误的联想一经建立，想要修改用10倍的努力都不见得能改得了。

  序言还讲，中国‘不少外语大师，都是精通汉语的’，非常对，当然有这样的大师了。但是，这种推理是不成其为类比‘外语大师必须精通汉语’的论据的，有精通汉语的外语大师，也一定有不精通汉语的外语大师，况且，‘精通’又怎样来测量？怎样来评估？什么样的汉语水平才够得上叫精通？能够精通汉语的全世界又有多少人？全中国又有多少人？同时精通汉语又是外语大师的又能有多少？精通还是不精通汉语，外语大师都是外语大师，但却是不能拿来比较谁精通谁不精通汉语的。

  更为重要的概念，该序言没有说明白的，很可能并非敢于说得更明白些，是，‘精通汉语’是通过汉语达到的，而‘外语大师’通过汉语是达不到的，只能通过外语达到！

  有很多能够自由使用多种语言的人士，其使用得最多最好的语言，有些甚至达到精通的程度，往往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不是他们的母语，而是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后期学来的外语。难道竟然可以说这些人士都成不了语言大师，因为他们的第一语言都不精通？

  断然下结论说‘那些过分强调用英语思维者，很少出现大师级人物’，也非常不合适。“过分”当然不合适，但是，难道外语大师级的人物是用中文思维出英文的，用中文思维成英文大师的吗？假如这种论点成立，那么，还有必要学习任何英文吗？用中文就能成英文大师了！既然用中文可以变成英文大师，不论什么文的大师都可以变出来了，根本就不用学了！

  简直是荒谬绝伦的谬论！

  我们都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这个事实，即英语大师级的人物，不管其是否精通汉语，却势必是用英语思维的，这样才符合客观，符合事实。用中文思维，就是把脑袋全撕破了，把脑细胞都思维光了，也是没有办法思维出英文的，更是没有办法思维成英语大师的，这一点我们想根本就不用长篇累牍地证明啦，应该承认这就是不证自明的公理。

  序言中的很多例子，恰恰证实了翻译产生的问题及翻译给学习英文的人士人为制造的困难。例如，adhesive这一个英文词本来只有八个字母，却被翻译成了三个中文词，一共变成了九个汉字，除了原来的‘黏合剂’，竟然又增加了‘黏着剂’，‘接合剂’两个，这还不算中文的笔画！一英对三中，双向便是二三得六，看似不错，多多益善！如果参考一下更早的《化学名词合订本》(中国化学会化学名词研究委员会, 1953)，还可能再增加一个，‘胶黏剂’。本文请问一下：到底是记住adhesive一共只有8个字母的一个英文词容易，还是记住至少6对英汉／汉英组合容易，即‘adhesive＝黏合剂’，‘adhesive＝黏着剂’，‘adhesive＝接合剂’，‘黏合剂＝adhesive’，‘黏着剂＝adhesive’，‘接合剂＝adhesive’？既然用双解，谈翻译，就应该是至少两种语言的双向的翻译，而不应该是单向的英译汉，对不对？本文再请问：到底是写八个英文字母容易，还是再加写九个汉字容易；到底是在键盘上打出八个英文字母容易，还是再接着打出九个汉字容易；到底是说出八个英文字母的三个音节容易，还是说出六对组合英文中文加一起三十六个音节容易？再强调问一遍，到底是一个词容易，还是六对组合容易？

  这6对组合还不算中文的同义词同英文的同义词，再加上由翻译产生的同义词，记错了可就不知道翻译到哪里去了！该序言居然认为新增了两个译词是好事，真是咄咄怪哉！

  序言中还说，‘一般英文原文词典中的英文释义，都是写给英美人士看的’，本来应该如此嘛！只有在最近的一些词典中才考虑了外语学生。再者，即使是写给英美人士看的，难道学习英文的人，不是英美人士，就不应该看吗？旋即又说，‘学英文的目的，终于是要进入阅读英文原文的阶段的’，难道是为了阅读连英美人士都读不懂的不知道哪国人创造的非原文的英文吗？而且，该序言难道不是前后矛盾吗？

  既然知道如此，知道学习英文的最高理想是达到英美人士的水平，为什么还要绕一个大圈子先一个英文词翻译成不知道几个中文词，还需要将说不清几个中文词再翻译成同一个英文词，这是折腾什么呢？

  学英文，难道首先不得不利用《英汉词典》把英文翻译成本来就会的中文以便反过来理解英文，用中文理解英文到了一定的程度，加上不断遗忘的英文，再来读一遍经过简化的英文定义，不行还要用中文，再等理解到了一定的程度，才去使用‘一般英文原文词典’，这叫什么？这叫典型的费事！而且不是单单费了二遍事，简直就是故意费了很多遍事，学生的时间不值钱，精力不值钱，难道是可以随便浪费的？

  我们同很多母语为汉语的，所谓受过中等教育的，学习过些英语的人士，进行过这样的对话：

  问：“将本文提到的所有的《英汉词典》中的全部的英文都去掉，切掉也可以，割掉也可以，那么剩下的是什么？”

  答：“剩下的都是中文了。”

  问：“没错，都是中文。那么这些剩下的全部中文，您会多少呢？”

  答：“差不多全都会。”“全会。”“没有不会的。”

  问：“对，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回答。那么您学英语的时候，将英语又翻译成了您本来全都会的东西，是不是在做一些没用的折腾呢？您是不是应该用英文学一些您从前从来没有用中文学习过的东西，记住记牢并且应该用英语说出来，用英文写出来呢？这样才叫学会英语，学会英文呢？”

  英汉词典的这种‘英译汉’式的过多使用，本质上等于用英文重新学习、复习了一遍中文！而且经常不止一遍！由于母语强势作用，很多学生忘记了应该记住的是英文，应该会说的是英文，应该会写的是英文，不是白话汉语，不是写早就会了的中文。很多东西中文既然早就会，甚至全都会，又用英文复习了一遍，有时候为了记住英文，又将中文复习了很多遍，这到底是学习英文，还是强化巩固中文呢？

  难道有了双解，学生们就只读英文，不读中文了，不复习中文了，不巩固中文了，而能够认真去全力以赴学习英文了？牢记英文了？恐怕正相反，中文巩固得固而又固，英文不应该忘记的全都忘记了。

• 译者弁言·版本与文献

  作者：兔罗樱 发布时间：2022-09-27 18:36:42

  《图斯库路姆论辩集》页xix–xlii

  公众号版见

  https://mp.weixin.qq.com/s/LiN2Aot9xBhKKZ0M7Gzhhg

  抄　本

  《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抄本（manuscript）

  [1]

  为数众多，而且都来自同一个原型（archetype），这个原型不会晚于六或七世纪。根据校勘者的整理，这些抄本主要分为α和β两个系（familia）。α系中包含几个质量最好的抄本，其中抄本V的一些校改提供了一些β系中已佚抄本上的信息，这些修改与抄本V和α系差异不小，对校勘者颇有助益。

  抄本G，即德国沃尔芬比特尔（Wolfenbüttel）奥古斯塔图书馆（Bibliotheca Augusta）第294号藏本，可能抄于十世纪，仅含《论辩集》。

  抄本K，即法国康布雷（Cambrai）公共图书馆第943号藏本，抄于九世纪，仅含《论辩集》，未经装饰，但有不同校改者的修订。

  抄本R，即法国国家图书馆第6332号藏本，兽皮纸本，九世纪的产物，除了《论辩集》外还抄有《论老年》的大部分内容。

  抄本V，即梵蒂冈宗徒图书馆第3246号拉丁藏本，兽皮纸本，每页双栏。自公元十世纪开始这份抄本就保存在梵图了，可学者们直至1618年方才意识到这份抄本的价值。

  以上四个为学者所重的册子本（codex）均属于α系。另外，九世纪法国科尔比修道院的哈多阿尔都斯（Hadoardus）亦摘抄过《论辩集》，见于瑞典皇家图书馆旧藏梵蒂冈宗徒图书馆现藏第1762号藏本。

  另一些抄本藏于牛津伯德雷恩图书馆、不列颠博物馆、瑞士伯尔尼（Berne）图书馆和布鲁塞尔皇家图书馆（Bruxellensis 5351，抄本B）等地。部分抄本的扫描版见于图书馆的网站（比如抄本R和抄本V）。

  抄本的详情参见Dougan 1905: xxvi–lv、Pohlenz 1918: iii–xxiv和Giusta 1984: vii–lxxix。雷诺兹（Reynolds 1983: 132–135）简述了抄本的流传史，并提示说，我们目前对抄本谱系的判断可能还会发生改变。

  早期的印刷本

  以印刷品形式呈现的《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初版（editio princeps）诞生于1469年。朱斯塔（Giusta 1984: lxxxi–lxxxv）罗列了此后的逾80个印刷本。这些版本并非都经过精良的校勘，比如拜特尔版（Baiter 1863）只提到了三个抄本（抄本G、R和B），没有校勘记。

  译者仅得见少数早期的印刷本，兹不赘述。相比于抄本和早期的印刷本，晚近带有校勘记（apparatus criticus）的校勘本（critical edition）更值得我们利用。

  晚近的校勘本

  译者使用的珀伦茨（M. Pohlenz，1872—1962）

  [2]

  校勘本（1918）收于“托伊布纳希腊罗马文献丛刊”（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是这个系列中“玛·图珥利乌斯·西塞罗现存作品全集”（M. Tulli Ciceronis scripta quae manserunt omnia）子系列的第44册。珀本出版后不断重印，德古意特出版社2008年仍在影印。读者可在“珀尔修斯电子图书馆”（Perseus Digital Library）或“帕卡德人文研究所拉丁语文本”（PHI Latin Texts）数据库上浏览珀本。

  [3]

  《牛津拉丁语词典》（

  OLD

  2）、《希英大辞典》（LSJ）和《博睿希英词典》（GE）中的《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引文也都取自珀本（《博睿希英词典》亦参考了朱斯塔本，见后文）。学界公认，珀本是一个比较稳妥的版本。

  [4]

  杜根、亨利本（Dougan 1905、Dougan & Henry 1934）是集校勘与笺注为一体的版本。杜根去世后，亨利整理杜氏的遗稿，添加自己的研究，出版了下册（第三至第五卷）。珀伦茨（Pohlenz 1935）认为下册的质量远不如上册。杜氏蒐集了大约80个抄本，仔细考察了其中对校勘工作有较大价值的30种抄本，其中一些首次得到学者研究。不过，克拉克（Clark 1906）对杜根提出了比较多的批评，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杜根的校勘方式与拉戈玛尔西尼（Lagomarsini）的相仿——这位耶稣会士收集了佛罗伦萨的所有西塞罗作品抄本，以编号命名，而不评判优劣；第二，杜根呈现异文的方式过于复杂，校勘记中的冗余信息过多；第三，杜根选择异文的理由有时并不充分。不过，克拉克和伍德（Wood 1935）都对杜根、亨利的注释赞赏有加。据译者所见，这个版本的笺注旁征博引，对《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中涉及的名物、引文、史事和概念等均有详细的解释。

  比代本（Fohlen & Humbert 2011），1930年第一版，福朗校勘，安贝尔翻译，2011年又由博尔内克（H. Bornecque）和里沃（A. Rivaud）修订。珀伦茨（Pohlenz 1931）对旧版上册（第一、第二卷）作出了相当尖锐的批判。珀文开头对比了自己与福朗对抄本的介绍，从而我们能明显感到福朗有抄袭的嫌疑。根据珀氏的说法，福朗的拉丁语水平恐怕无法使其理解珀本的前言。历数了福朗的众多谬误后，珀氏还批评整套“比代文库”（Collection Budé）不应试图赶超德国的“托伊布纳丛刊”。

  尽管珀氏的怒气与一战战败国学者的政治心态不无关联，但比代本的质量的确当受质疑。莱彻（Fletcher 1932）给出的评价亦甚低，认为其异文选择不善，译文舛误明显，误植字符尤多，排版不便阅读。比代本新版中依旧没有完全更正这些业已指出的错谬。从中译者的角度看，比代本的校勘记稍嫌简略，部分译文的意译成分较多，与原文距离较远。

  相较于其他几种校勘本，德雷克斯勒的版本（Drexler 1964）似乎没有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

  [5]

  《博睿新保利》（

  Brill’s New Pauly

  ）的补卷《希腊拉丁作家作品词典》（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Latin Authors and Texts

  ）中就没有罗列这个版本，《牛津古典学词典》（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各版次中“西塞罗”词条的参考文献都没有提到它。德本是罗马的西塞罗研究促进协会/西塞罗研究中心（Collegium Ciceronianis studiis provehendis / Centro di studi ciceroniani）

  [6]

  主编的“玛·图珥利乌斯·西塞罗现存作品考订版全集”（M. Tulli Ciceronis opera omnia quae exstant critico apparatu instructa）中的一册。比利时学者范·登·布鲁瓦纳（van den Bruwaene 1968）认为，这个系列中的校勘本“并未提供许多新的资料”（n’apporte pas beaucoup de ressources nouvelles）。他提到，一些校勘者在心态上可能比较急躁，没有阅览抄本原件而仅仅使用了影印本或微缩胶卷，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托伊布纳丛书”中的相关版本。

  针对德本，范·登·布鲁瓦纳也作了一些批评。他说，德氏对杜根、亨利的版本过于挑剔，但实际上“从前人那里借鉴了不少”（doit beaucoup aux prédécesseurs），却没有完全理解他们的意图；德雷克斯勒对西塞罗作品中的互文现象也不够熟悉，比如，他在1.28的旁证中没有提到《论诸神的本性》2.62，在1.27–28没有提到西塞罗的《蒂迈欧》拉丁语译本（尤其是第7节），在1.67没有提到《斯奇皮欧之梦》；在异文的取舍方面，德本有时也让人费解，比如他如珀伦茨那样在1.37选择了opertae[被覆盖的]异文，却放弃了“被他视作文本的基础的”（reconnus par lui comme base du texte）抄本G、V、R和K上的apertae[露出来的]。

  [7]

  最新的《论辩集》校勘本是朱斯塔本（Giusta 1984），但由于它所引发的争议，这个版本至今并没有完全取代珀伦茨本。沙克尔顿·贝利（Shackleton Bailey 1986）比较含蓄地批评过朱斯塔的校改价值有限——尽管他肯定朱斯塔对早期抄本之间的关系、文字舛误和正字法差异等等作了比较充分、细致的梳理和介绍（其他学者的书评，比如van den Bruwaene 1987，在这一点上亦给予充分认可）。

  朱本问世两年后，遭到伦德斯特伦以一部138页的专著（见后文）给出的猛烈攻击——伦氏甚至断言朱斯塔校勘本会对拉丁语文献（而不仅仅是《论辩集》或西塞罗的作品）的校勘工作产生负面影响（参见Lundström 1986: 8）。伦氏的主要观点是，朱斯塔错误地相信存在所谓乙族抄本（die Handschriftenklasse „Y“），

  [8]

  从而在其校勘本中出现了过多且过分大胆的主观臆断（参见Lundström 1986: 38–66）。

  相比于伦德斯特伦，同时作为西塞罗文献研究和思想研究专家的鲍威尔教授（Powell 1987）对朱本的评价更加正面。鲍威尔在他后来的另一篇书评（Powell 1996，此系对朱斯塔的回应性著作的评论）中坦言他不相信会有读者嫌朱本不够激进，但伦氏的批评也让他始料未及。鲍威尔在整体上理解朱本的“激进做法”（radicalism）：朱本中有150多处校改（平均每两页一处），而且朱本标注了大量可能的脱漏和存疑之处（朱本注意到的这些问题的确是《图斯库路姆论辩集》校勘方面的难点和疑点）。鲍威尔对朱本的批评首先在于，朱本主要关注较早的四个抄本G、K、R、V，以及牛津大学所藏的残本F（fragmentum oxoniense），而将其他抄本提供的信息（除了抄本V上的校改）仅仅用作推测的来源（fontes coniecturarum）。与此同时，朱斯塔较少关注晚近抄本（recentiores）。虽然鲍威尔没有完全否定朱本的这些通例，但他显然对此并不满意，谓之“有些过于自信”（a little over-confident）。鲍威尔在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上也有所批评。比如，他认为朱斯塔没有必要在1.38的校勘记中给出中世纪抄工的纯粹笔误Gretiam（当作Graeciam[希腊]），因为这在正字法上毫无意义——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理应在前言中统一处理。另外，鲍威尔批评朱氏只顾及如实反映抄本的情况而忽视了读者的阅读感受，比方他依旧如珀伦茨那样保留了诸如i（即阳性复数主格的ei/ii[他们]）、is（即复数与格或夺格eis/iis[他们]）的杂乱形式。不过，鲍威尔对朱斯塔最主要的批评在于，后者相信第一卷和第三卷的文本是西塞罗前后两个版本的组合产物，出自一位古代编者之手。朱氏只有所谓的内部证据，亦即西塞罗的自我重复。然而鲍威尔却以西塞罗的所有读者几乎都知晓的一个事实轻松地表达了自己强有力的观点：西塞罗的自我重复正是其写作风格的一个特点。

  朱氏在受到众多批评之后以专著（1991）作出回应。鲍威尔的书评（1996）提到，这部将近四百页的专著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处理普遍的问题。首先是乙族抄本的问题：朱斯塔重申自己坚信它的存在。其次，朱氏又阐述了其“前原型”（pre-archetype）理论。再次，朱斯塔回应了鲍威尔等学者对第一、第三两卷的“双重校订”（double recension）理论的质疑。在第二部分中，朱斯塔就校勘的细节问题作了更加细致的论述。鲍威尔说，这部分内容是后来的校勘者必须参考的内容，具有相当的价值。不过与此同时，鲍威尔也明确表示自己不愿继续讨论朱本的校勘问题。里夫（Reeve 1991）的整体评价与鲍威尔接近。

  从实用的角度说，朱本的主观校改过多，往往“使读者无所适从”（sconcertano il lettore，参见Venini 1986），不宜用作中译本的底本。

  肯尼迪（Kennedy 2010: 11）的校注本也批评朱本过度关注可能的异文而忽视文本的思想脉络。肯氏自己的校勘却有严重的低级错误（参见1.84和1.117的译注）。肯氏仅校注了第一卷。对肯注的评述见后文。

  另外，“牛津古典文献丛刊/牛津古典文本”（Scriptorum Classicorum Bibliotheca Oxoniensis / Oxford Classical Texts）中至今都没有《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校勘本。

  [9]

  译　本

  《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第一卷有王焕生先生的中译文。这篇译文与《论老年》《论友谊》和《论法律》的第一卷合为一册《论灵魂》（1998、2009）。王译据洛布本译出（版本信息不见于2009年重排本）。王焕生先生是我国古典学前辈，这份译文展现了其一贯的流畅风格。不过，或许由于整个“经典对话录”系列偏重普及性、通俗性，因此王译只有章（chapter）的划分，并没有按照学术惯例标注节（section，详见后文）。

  [10]

  让人颇感诧异的是，最新的《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学术性全本英译是1927初版、1945年修订的拉英对照的洛布本。译者手中的纸质版印刷于1971年，其中提到，“我们现在（1971）有德雷克斯勒的校勘本（米兰1964）”（We have now (1971) H. Drexler’s edition, Milan 1964，参见King 1971: xxxiv）。“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网站中的电子版也有这句话（洛布本不同版次之间的其他差异暂且忽略）。洛布本并非校勘本，但给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异文，章节划分则与珀伦茨本有所出入。纳普（Knapp 1927）认为洛布本英译和参考书目显然都很不令人满意。德·维特（de Witt 1928）也认为译文不够忠实。修订版更正了斯图尔特（Stewart 1929）指出的部分误译，但仍有不容忽略的错误（比如2.16，参见Douglas 1990b），

  [11]

  而且索引亦有谬误，并非善本。不过，洛布本注释对译者有较大帮助，大部分都吸收在本稿注释中。

  洛布本出版半个世纪后，道格拉斯的两册译注本（Douglas 1994, 1990a）推进了《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英译：前一册仅有第一卷（初版于1985年），第二册包含第二、第五两卷（均为拉英对照本）。道氏的英译更贴近字面（偶有误译，参见本稿5.18译注），注释亦详实，且鲜有与洛布本重合者，为读者比较清晰地呈现了《论辩集》在西塞罗作品中的具体位置以及它与其他作品之间的联系，在哲学和修辞方面的注释也远比洛布本丰富。道格拉斯的译注本得到了鲍威尔（Powell 1987, 1991）的赞赏。格勒（Görler 1987, 1992）

  [12]

  不认同道氏的一些哲学解释，但肯定其译文和注释对学生较有帮助。鲍、格二文均提到，道氏尽力兼顾专家与学生的需求，但在一些细节上并未达成最完美的平衡。亚当斯（Adams 1988）也指出了一些瑕疵，但他的态度稍嫌苛刻。

  《论辩集》的第三、第四卷还有一个并不陈旧的英译本，即格雷弗译注本（Graver 2002）。卡斯特（Kaster 2002）对格氏的译文和注释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而赖特（Wright 2006）批评格氏对道格拉斯缺乏敬意，又因忽视《论辩集》的形式而产生误解。在译者看来，格氏的翻译思路可能暂时并不适用于西塞罗（以及其他古希腊罗马作家）作品的中译，主要因为她更在意译文的优美（参见Dyck 2004）而非精确。

  晚近还有戴维的英语节译本（Davie & Griffin 2017），注释由美国著名古典学者格里芬所作。不过，其中的译文和注释都令人失望。这个译本以“论生命与死亡”（On Life and Death）为标题，收录了《论老年》《论友谊》以及《论辩集》的第一、第二和第五卷（亦即道格拉斯翻译的部分）和第三、第四卷的开头（3.1–7、4.1–7）。其中，《论辩集》的译文和注释在很大程度上因袭了道格拉斯本，从而延续了道氏的错误（参见本稿5.9、5.18和5.109注释），甚至可以被粗略地视作道本的改编版。格里芬的注释则有较多出处标注方面的错误，

  [13]

  但总体上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另外，在戴维本中，几乎每一节译文都单独成段，以至于割裂了文意（参见本稿2.40注释），不便于读者获得对作品的整全理解。

  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军人托马斯（George Thomas）以库尔提乌斯（Quintus Curtius）的笔名出版了最新的全本英译（2021）。库氏自称译自蒂舍尔（G. Tischer）和佐罗夫（G. Sorof）1884年的“校勘本”，

  [14]

  另参考了Rockwood 1903（见后文）。库本有过度因袭洛布本的嫌疑（参见1.73、1.88），亦未标注节号，因此其学术性有限，但仍具一定价值。

  梅因（Main 1824）、奥蒂斯（Otis 1839）、皮博迪（Peabody 1886）、扬（Yonge 1899）和格兰特（Grant 1971: 49–116，仅第五卷）等人的英译，译者参考得较少。在译者见到的各种版本中，最早的两个《图斯库路姆论辩集》英译本（Anon. 1683, 1715）均未署名，其中后者的译文正文前有一篇启蒙哲人托兰德所作的评述（Toland 1715）。

  [15]

  《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几种德译本在精确性方面为眼下这个中译本提供了帮助。译者找到的较早的德译本出自著名的古典语文学者毕希纳（K. Büchner，1910—1981）之手（1966年修订版），译文流畅清晰。本稿主要参考的德译本是基尔福本（Kirfel 1997），拉德对照，收于“万有文库”（Universal Bibliothek）系列。基氏译文尤其贴近拉丁原文，但不少注释则与洛布本注释相似。

  除了这两个版本之外，“图斯库路姆丛书”（Sammlung Tusculum）中拉德对照的葛恭本（Gigon 1970）也值得一提：葛氏在古代哲学方面颇有贡献，

  [16]

  但van den Bruwaene 1972一文批评葛本在注释中往往忽略廊下派的波塞冬尼欧斯（参见2.61）对西塞罗的影响。另外，这篇书评提到，葛氏并未交代其所使用的底本，因而评论者便“会关注其译文和注释”（l’intérêt portera donc sur la traduction et les notes）；不过，文中涉及具体译文的地方仅寥寥数语，可能亦有批评之意。在译者看来，葛恭本在德语表达上似不如毕希纳本流畅，而其精确性则不如基尔福本。

  [17]

  译者收集到的唯一一个法译本是比代本（见上文）；另有马里诺内（Marinone 1955）、迪·维尔吉尼奥（di Virginio 1996）和迪·蒂利奥（di Tillio 2016）的意译以及加斯帕罗娃的俄译（Гаспарова 2017）。

  [18]

  笺注本

  《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笺注本亦不算少。保罗、阿诺德本（Paul & Arnold 1851）、安东本（Anthon 1852）、蔡斯本（Chase 1868，第一卷）、斯莫利本（Smalley 1892，第五卷）、罗克伍德本（Rockwood 1903，第一卷）和纳丁本（Nutting 1909，第一、第二和第五卷）这几个英语注本在语法方面的解释相当清晰、实用，不过杜根、亨利本（Dougan 1905和Dougan & Henry 1934，见上文）这套校注本更胜一筹——它充分吸收了德国学者屈纳的拉丁语校注本（Kühner 1874）的成果。

  比较重要的德语笺注本是海涅本第二版（Heine 1873，五卷全）、海涅本第四版上册（Heine 1892，第一、第二卷）、下册（Heine 1957，第三至五卷，据1929年版影印）和珀伦茨本（Pohlenz 1957，第一、第二卷，据1912年第五版影印）。珀本与海本第四版下册合为一册刊行。

  肯尼迪本（Kennedy 2010）系一部博士论文，仅关注第一卷。肯氏比较清晰地呈现了《论辩集》与希腊哲学作品之间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然而，肯注的部分内容与杜根本雷同而又未注明出处，在引述古代文献时则屡有出处标注错误（肯氏的硕士论文亦然，见后文）。

  [19]

  义疏本

  霍梅尔（Hommel 1968）以近六十页的篇幅考察了《论辩集》第五卷第5–6节中对哲学的“祷文礼赞”（Gebetshymnus）。霍氏分析了这段文字的修辞性结构和内容，认为它可能受《法义》2.661b–e的直接影响，并且经由波塞冬尼欧斯而间接地受影响于《圣咏集》84（83）。米克斯（Mix 1968）注意到霍著主要基于早期德国学者施密特（W. Schmid）和魏因赖希（O. Weinreich）的研究，而且认为其呈现古代文本的方式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障碍。鲁赫（Ruch 1972）完全承认西塞罗这段文字中的“宗教性特征”（caractère religieux），但他认为西塞罗所体现的是一种“普遍的智慧”（sagesse universelle），并不完全信服霍氏的钩沉。

  我们已经提到过肯尼迪的博士学位论文（Kennedy 2010）。肯氏的硕士学位论文（Kennedy 2006）着眼于西塞罗《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第一卷，侧重于哲学解读。肯尼迪本人所写的内容摘要如下：

  本文考察了西塞罗《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言说形式和哲学内容。笔者认为，这部作品与西塞罗的其他哲学著作迥然不同，因此有必要作一番独特的解释。西塞罗此书以演说家的优雅来阐述思想，而不是随辩证哲人缓慢而谨慎的步伐来阐述思想。西塞罗习以为常的怀疑论似乎退居其次，因为他现在明确旨在论证，我们的死亡不应受到哀悼，而应得到迎接和享受，从而免除生活中的伤痛和痛苦。笔者澄清了廊下派和伊壁鸠鲁派的论证（西塞罗有时把它们融合为有趣而有创造力的表述）。西塞罗精心组织了关于不朽、感觉和欲望的论证，以对早先有争议的各种论证给出一个尖锐的新说法（to give a new poignant turn to the old contentious arguments）。这位训练有素的专业律师没有调和这些论证，而是娴熟地施展策略使之彼此巩固——他的目的并非宣告死亡不是恶，而是为读者竖立起十足的信心：死亡当然是一种善。

  肯尼迪主要从西塞罗对学园派、廊下派和伊壁鸠鲁学派的取舍上作出解读，在一些细节上为我们的思考提供了新的思路。美中不足的是，肯氏的部分结论比较草率，缺乏文本依据，似乎为了追求“创新”而故作惊人之语（比如他在解读1.44的profecto beati erimus[我们当然会是幸福的]时对策勒[Zeller 1870: 206]的批评就不太合理）。

  科赫的义疏（Koch 2006）以“针对灵魂的解药”（Medizin für die Seele）为主线对《论辩集》加以哲学解读，他本人所撰的英语摘要如下：

  本书旨在展现西塞罗用以连接五场图斯库路姆论辩的脉络。我们认为这条脉络就在于对灵魂的治疗（in therapy of the soul）。西塞罗不仅描述了这种治疗，并且试图通过四个阶段来执行它。治疗的概念及其灵魂学/心理学（psychological）预设在第四卷中得到解释：根据廊下派的说法，各种情绪（emotions）看起来是灵魂的疾病，如果其中隐含的假设得到改变或者根除，那么疾病就可根除。第一到第四卷的四场论辩就旨在改变这种引发情绪的（emotion-arousing）假设。最危险的假设是“死亡是恶”和“痛苦是恶”，分别位于第一卷和第二卷。第三卷意在表明，我们不该允许忧愁这种折磨人的情绪出现。第四卷意在表明，根本不允许任何情绪存在。

  西塞罗似乎受到他的老师拉瑞斯撒的菲隆启发。后者显然把哲学推理比作医学实践，而且至少区分了三个步骤：规劝性步骤（protreptic）、治疗性步骤（therapeutic）和保护性步骤（preservative）。在这一语境中，《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五篇前言就可被视作规劝性步骤，第一至第四卷的论辩是治疗，第五卷的论辩则开具了一张“保护性处方”（“preservative formula”），用来维持灵魂的良好状态：智慧者将会是永远幸福的。

  治疗性过程的特征在于，它组合了强有力的辩证论证和修辞（标志是划船和航海的意象），这涉及西塞罗的怀疑论的认识论立场。（Koch 2006: 199–200）

  此书出版不久之后，又有两部对《论辩集》作义理阐发的著作问世。

  吉尔登哈德（Gildenhard 2007）对《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作了文本细读，作者本人所撰的内容摘要如下：

  《罗马教化：西塞罗的〈图斯库路姆论辩集〉》（Paideia Romana: Cicero’s Tusculan Disputations）以全新的视角审视西方典籍中不受青睐的《论辩集》，揭示出它是一部具有冲击力和深刻独创性的作品，可以说是西塞罗对凯撒僭政的最精巧的文学回应。拙著展示的是，当我们按照《论辩集》之所是来阅读这部对话时，其饱受诟病的（lambasted）文学设计、在研究上被孤立的五篇前言和被忽视的教导策略以什么方式开始融为一体——它不是希腊哲学中的一部拉丁语论著，而是以教化为目的的罗马戏剧，带有强烈的政治潜台词。拙著第1章“形式：谜题和谜底”（The form – enigmas and answers）试图理解学者们认为令人困惑或令人失望的作品特点，比如无特征的人物、不确定的体裁和背景的缺失。第2章“五篇前言：反僭主和文化之战”（The prologues – in tyrannum and cultural warfare）分析了西塞罗如何在五卷书的前言中将其创立并传授“拉丁语哲学”的愿望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下——尤其是置于凯撒的独裁下和古希腊罗马的智识传统中。最后的第3章“策略：老师和门生”（The plot – teacher and student）探讨了对话中呈现为一种建构性拓展（constructive outreach）的教学法，面向未来一代的罗马贤良。拙著关注《论辩集》中的修辞、文学艺术性以及历史背景，借助前人的研究推进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从而为当前对西塞罗思想及其写作实践的重新评估作出有意义的贡献。

  吉氏在其结论中为读者指明了一条阅读《论辩集》的路径：

  如果我们把《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当作一部[现代]哲学论著来阅读，那么它就是一部呈现出作者之无能的寡味作品。如果我们把《论辩集》视作西塞罗在智识上所尝试的对现实僭政的应对，那么这部对话就会大放异彩，并且会证明西塞罗在政治和文学上的创造力。（Gildenhard 2007: 277）

  吉尔登哈德十分强调作品开头对于作者和读者的重要地位：西塞罗通过他的前言向读者展示理解作品的方式，因此前言是进入一部作品的“大门”（gateway）。从而，由于西塞罗的“前言库存”（参见《致阿特提库斯书》16.6.4，引文见附录《西塞罗作品列表》脚注）便轻视其价值、否定其作用的研究路向令他遗憾（参见Gildenhard 2007: 89）。

  [20]

  吉尔登哈德的审慎态度扎根于《图斯库路姆论辩集》本身的文本脉络和西塞罗本人的思想语境。因此，他细致的阅读方式在整体上得到了其他学者的明确认可（参见La Bua 2009、Steel 2009和Stenuit 2009）。但在根本的学术立场上，吉氏未必能获得众多知音——西塞罗不也是如此吗？斯蒂尔（Steel 2009）在肯定吉著的同时也有所疑惑：大多数读者没有能力深入理解西塞罗么？吉著对西塞罗和他的这部作品是否过于敬重？显然，斯蒂尔基于现代古典学立场对古代经典作出了一种俯视性的评价，这篇评论的思维模式在本质上恰恰就是非古典的。斯蒂尔不仅拒绝在理解的态度上自我反思，而且它对吉著的批评也未涉及《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文本细节，却只提出一种泛泛的评论。

  [21]

  吉尔登哈德的研究成果自然不是完美的研究（比如Balbo 2008、Schofield 2009就提到论证上的个别瑕疵），但它使得学界对《论辩集》的理解焕然一新（参见Griffin 2013），无疑是我们理解西塞罗此书的重要参考。

  勒弗维尔的义疏（Lefèvre 2008）也尤其重要。氏著分为“分析”（Analyse）和“画面/造型”（Tableau）两部分。有学者赞许说“它并不只是一部页边注释的汇编”（nicht lediglich eine Kompilation von Marginalien darstellt，参见Engels 2010），而是以“僭政下的哲学”（Philosophie unter der Tyrannis）为核心问题对西塞罗全书的结构、内容、方法论和原创性等等所作的基础性研究。正如这位评论者所言，勒著的第一部分并不关注细节问题，而致力于作出哲学解释，试图理解西塞罗的“整体思路”（des generellen Gedankengangs）和“作品的结构设计”（Architektonik der Schrift）。勒著的第二部分从“[基本]情况”（Situation）、“个人问题”（Persönlich Problematik）、“政治”（Politik）、“哲学”（Philosophie）、“修辞”（Rhetorik）、“来源”（Quellen）和“产生”（Genese）这七个层面深入文本的细节，对全书作出全面阐释，在第八章“展望”（Ausblick）中考察了《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和西塞罗完整存世的最后一部哲学作品《论义务》之间的关系。如一位法国学者（Guillaumont 2010）所言，勒著明显摆脱了19世纪的来源研究（Quellenforschung）的模式，

  [22]

  没有企图研究《图斯库路姆论辩集》每一卷的所谓的“希腊来源”，而更加关注西塞罗此书的个人性；相比于前面提到的两本义疏，勒著在整全性上也更胜一筹。其他学者（比如Stucchi 2011）亦有较高评价。

  其他相关文献

  汉语学界对西塞罗的严肃研究正在起步。

  傅永东的博士论文（1992）分为两个部分：《论共和国》的详细介绍（中英双语）及全书中译。就译者所见，这是中国首部研究西塞罗的博士论文。法国学者格里马尔撰写的西塞罗传记简明扼要、重点突出，中译（1993）值得细读。林志雄的博士论文（2007）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研究《论演说家》。刘小枫所编的文选（2008）收录了三篇涉及西塞罗的解读文章（巴洛2008、克里斯2008和雷克辛2008），分别关于《论共和国》《论义务》和《论法律》。余友辉的专著（2010）扩充自他的博士论文，梳理了西方古典修辞学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西塞罗。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的辑刊（2011）以“西塞罗的苏格拉底”为线索集中提供了五篇西塞罗哲学研究文献。英国学者罗森所著的西塞罗传记颇具文学色彩，可惜中译本（2015）的质量让人失望。施特劳斯的课堂录音整理稿关注西塞罗的政治哲学，主要涉及《论共和国》《论法律》《论善恶之极》和《论义务》，此书中译本（2018）的译者为于璐，其博士论文（2020）研究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传统。段红玉的博士论文（2021）借助西塞罗的书信考察罗马共和末期的政治。

  西方学界对西塞罗的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批判地吸收。这里仅概述近六十年来与《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关系较为紧密的部分文献。

  伦德斯特伦有三部著作（Lundström 1964, 1982, 1986）涉及《论辩集》的校勘。译者未得见其中的第二部（据van den Bruwaene 1982等书评，这本小册子讨论了2.26的一处校勘问题）。Lundström 1964按类别讨论了《论辩集》中逾六十处涉及古注的校勘问题。一些校勘者往往通过删除的手段来处理某个疑难字词，而伦氏则以另辟蹊径的解读来化解，因而整体上较保守，宁可增补也不愿删改（参见Nisbet 1966）。

  Lundström 1986批评朱斯塔校勘本（Giusta 1984，见前文）。此书分为四个部分：语法（又分为词法和句法）、乙族抄本、想象出来的前原型（die vermeintlichen Vorarchetypen）和朱斯塔的推测（又分为不必要的校改[unnötige Eingriffe]和错误的推测[falsche Konjekturen]）。鲍威尔（Powell 1988）评论说，尽管伦著（Lundström 1986: 8）肯定朱本是“一部相当重要的成果”（eine sehr wichtige Leistung）而且“令人印象深刻”（imponierend），但是它在校勘细节和校勘原则（亦即前原型和乙族抄本的问题）上都对朱本大加批判。伦氏承认不存在乙族抄本，但是他也否认存在传统乙。在他看来，抄本V上优秀的校改和残本F并不来自所谓的传统乙，而是来自中世纪的推测。伦氏的这一观点在鲍威尔看来高估了中世纪校改者的水平——造成抄本问题的原因实则是，那些校改和残本F所来自的抄本丢失了。鲍威尔在整体上认为伦氏过于保守（相反朱氏在1.13和1.40两处的增补就非常合理），而且他对朱氏的指责可能过于严厉和苛刻。本稿并不特别关注《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校勘，但在重要的义理问题涉及校勘差异时，这部著作依旧值得参考。

  古尔德的博士论文（Gould 1968）关注《论辩集》第一卷与柏拉图对话之间的关联。古氏认为，西塞罗不仅间接地了解到柏拉图的学说，而且长期浸淫于柏拉图对话，故在写作《论辩集》时信手拈来；西塞罗终其一生都非常认同柏拉图，他不是简单的模仿者，而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选择地运用了柏拉图的言辞和思想。

  鲍威尔主编的论文集《哲人西塞罗》（Powell 1995a）关注作为一名古代哲人的西塞罗，含论文十二篇，其中收有重要的西塞罗研究者道格拉斯对《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形式和内容的梳理（Douglas 1995）。

  格勒（Görler 1996）关注《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文学特征和全书的结构，从而论证此书在西塞罗作品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西塞罗在哲学和修辞学上的“双重才华”（Doppelbegabung）。格文的另一目的是说明门生（罗马青年）这一角色的作用“被低估了”（unterschätzt ist）。格勒注意到，“西塞罗并未彻底地忠实于他本人的角色”（Cicero bleibt seiner Rolle nicht durchweg treu），他也会与门生陷入相同的疑惑，并为这些疑惑代言。格氏重视门生，又区分了作者西塞罗与对话者玛尔库斯，这两点为之后的研究思路作出了贡献。

  森（Seng 1998）聚焦于《论辩集》的谋篇布局。此文开头就提到，来源研究（见上文脚注）限制了学界对此书结构的研究，随后又说，《论辩集》其实是“一部文学杰作”（ein literarisches Kunstwerk）。森认为，这五卷都具有精巧的对称结构（图2）：

  

  

  森所作的五卷结构示意图

  在森看来，不止每一卷内部有对称结构，而且第一和第五卷、第二和第四卷在结构上也对应。第一、第五卷的层次划分大都由次对话者罗马青年的发言来标示；第一卷的核心部分1.56–75关注灵魂的永恒性和神圣性，对应于第五卷的核心5.68–72，后者论述智慧者的灵魂的幸福。第二和第四卷都具有轴对称结构，这两卷的主体部分都分为对应的两个版块（2.26–41和2.42–53a，还有4.33b–46和4.47–57），每个版块的开始都有门生的发言作为标记。第三卷与第一、第五卷相似，也是中心对称结构。然而，与那两卷不同，第三卷的核心部分（3.32–51）并非肯定性的内容，而是对伊壁鸠鲁的批判。森认为，“正是通过[第三卷]，才可能不知不觉地实现从经验到标准的蜕变”（gerade dadurch kann der Umschlag von der Empirie zur Norm unbemerkt geschehen），而为了使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在标准和经验层面达成一致，西塞罗自然要在《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中心对伊壁鸠鲁（及其罗马追随者）大加鞭挞。

  [23]

  哈默在《罗马的政治思想与现代的理论想象》（Hammer 2008）中专辟一章解读《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他从政治角度来考察《论辩集》，有助于读者思考古今政治思想的流变，但其部分论述却打破了《论辩集》的整体性，而且有以西塞罗解读阿伦特的嫌疑。

  奥尔特曼（Altman 2009）从女性人文主义（womanly humanism）的角度来解读《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奥文的内容摘要如下：

  与《论善恶之极》相仿，西塞罗的《图斯库路姆论辩集》最好也放到其女图珥利阿因产子而去世的语境中来理解。把《论辩集》中的老师视作西塞罗本人是一种不加批判的假设。这种不妥当的假设使得我们认为《论辩集》驳斥无男子气概的（unmanly）悲伤而肯定与阿那克萨戈拉有关的一种冷漠的超然（an aloof detachment）。由于《论辩集》适合作为一处文辞圣龛，由一位柏拉图主义者所构想，献给一位给予他者生命的女性，因此这部多层次的文本巧妙地提倡利他（altruism）。西塞罗具有足够的男子气魄（was man enough）在字里行间把这种君子般（virtuous）而富有同情心的（compassionate）人文主义呈现为女性人文主义。

  尽管“女性人文主义”似乎是一种现代概念，但奥氏并未以现代观念和现代理论来“生吞活剥”，而是细腻地呈现出“阳刚的”《论辩集》中隐含的“阴柔”面相，彰显了西塞罗灵魂中罕见于古罗马文明的温和与中正。奥文的修订版Altman 2016c见于其著作Altman 2016a，后者以西塞罗晚期哲学作品与柏拉图的关系为主题，收有奥氏论文十二篇。

  法国学者吕西亚尼的论著（Luciani 2010）分为三个部分：上篇考察“自我的时间”（temps du moi）与“社会时间”（temps social）的关系以及otium[闲暇]与negotium[工作/事务]的对立；中篇从语文学的角度考察西塞罗作品中的tempus[时间]和aeternitas[永恒]；下篇关注灵魂永恒的伦理结果（参见Dyck 2011、Le Doze 2013）。

  斯塔尔的论文（Stull 2012）接续Gould 1968（见上文）的思路，考察了《论辩集》第一卷与《斐多》之间的互文性。

  汉奇的论文（Hanchey 2013）研究《论辩集》第一卷中的修辞和不朽的灵魂。他所作的摘要如下：

  在《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第一卷的核心论证中，对话者M辨识出属于灵魂的四种使其不朽的品质或行为：motus[运动]、memoria[记忆]、inventio[发现]和philosophia[爱智]。其中的前三项对应于通常指定给演说家的三项活动。本文考察西塞罗在各种修辞学作品中对这些活动的讨论，揭示出西塞罗往往以独特的哲学深度来对待每一种活动，从而将每一种活动与灵魂活动联系起来。根据《论辩集》第一卷的论证，演说家在创作和发表讲辞时就在践行他那不朽灵魂的最崇高的行为，因此他在做有价值的事情，无论是在公共演说方面还是在修辞性哲学方面。

  《剑桥西塞罗指南》（Steel 2013）从“希腊罗马智识人”“罗马政治人”和“对西塞罗的接受”这三个方面汇集了十九篇研究文献，是一部总论性的西塞罗研究论文集；西塞罗接受研究指南如Altman 2015a。

  贝格利（Begley 2014）考察了抄本B页边的各种考订符号和让布卢（Gembloux，这一抄本当时所在地）作者对《论辩集》的引用，发现当时的一些读者将其用作哲学学说和典故的资料库以及哲人的逸事集。

  温有两篇论文（Wynne 2020a, 2020b）关注《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前一篇解读1.49–76，考察了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对“灵魂的自我觉知”（the soul’s sensation of itself）问题的不同理解。后一文主要探究西塞罗在《论辩集》中的怀疑论立场：西塞罗在书中呈现的怀疑论色彩和非怀疑论的廊下派倾向只是表面矛盾，主对话者玛尔库斯和作者西塞罗本人使用廊下派的论证协助次对话者和读者清理各自的错误观念，从而让怀疑论有可能得到接受。

  [24]

  两位米勒主编的论文集（Müller & Müller 2020，译者暂未得见）着眼于《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和《论善恶之极》之间的关联，收有八篇论文。加拿大学者沃顿的书评（Watton 2022）作了概述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沃顿注意到，两位米勒的引言强调了严肃对待西塞罗哲人身份的重要性，而第一编者米勒的文章尤其关注这两部作品的形式。

  《剑桥西塞罗哲学指南》（Atkins & Bénatouïl 2022）含有论文十八篇。贝纳图伊的编者引言（Bénatouïl 2022）批评来源研究“抓错了重点”（misses the point），提倡“一种把每部对话都视作一个整体的细致阅读”（a careful reading of each dialogue as a whole），明确指出应当以阅读柏拉图对话的方式来阅读西塞罗的哲学作品，其戏剧形式不应忽略。

  [25]

  《指南》第10章（McConnell 2022）关注《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中西塞罗对灵魂问题和情绪问题的讨论。相较于前文提到的其他文献，麦康奈尔似乎相当粗率（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违引言的理念）：其一，他仅仅比较笼统地概述了第一、第三卷，几乎完全遗忘了第二、第四和第五卷；

  [26]

  其二，重点引用的文段缺乏细致的解读；其三，该文比较忽视《论辩集》的修辞性和对话形式。

  [27]

  麦氏的结论比较平泛——《论辩集》以西塞罗本人为例介绍了哲学在心灵治疗方面的实际作用，表达了个人的哲学倾向：在灵魂问题上赞同柏拉图，在情绪问题上赞同廊下派。

  意大利学者玛索的《西塞罗的哲学》（Maso 2022）一书从西塞罗的哲学学习、写作、问题、术语以及研究史等角度作了简明的导论。

  [28]

  [1]

  manuscript一词指手写的文稿。在汉语中，抄本或钞本指抄写的书本，手稿则指作者本人亲手写的原稿，二者区分严格。抄字的提手旁显然也体现了manu-的含义，不必拘泥于手字。参见顾枝鹰2020b。

  [2]

  珀伦茨是维拉莫维茨（Wilamowitz）的学生。除了《论辩集》之外，珀氏还参与校勘了“托伊布纳希腊罗马文献丛刊”中普鲁塔克的《伦语》，其研究领域涉及波塞冬尼欧斯、廊下派、古代政制、古代政治观念和阿提卡戏剧等等，参见Dörrie 1962、Kuhlmann & Schneider 2014: 500–501。在珀伦茨的校勘本正式出版前，他关于《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作品有三种：一本讨论第一卷结构和《论辩集》抄本问题的小册子（Pohlenz 1909）、研究抄本上用以标示两位对话者的字母的短文（Pohlenz 1911）以及第一、第二卷笺注（Pohlenz 1957，见后文）。关于珀氏有这样一则逸闻：当他的学生斯内尔（Bruno Snell）博士毕业时，珀氏对他说，“古典语文学中的重要问题[都]已经得到探究了”（die wichtigen Dinge in der klassischen Philologie ⟨sind⟩ erforscht，珀氏可能仅就校勘和考订而言）。但斯内尔却认为“我们才刚刚开始”（wir fangen doch eben erst an，参见Burkert 2004）。学术史和斯内尔后来的成就表明，是珀伦茨过于自信了。

  [3]

  这两个电子版各有短长。珀尔修斯版有校勘记，但有一些错误，比如1.7的[operam]缺少方括号，1.22的[alia]和1.29的⟨homines⟩类似，1.93的coeperat误作coeuperat，2.25的hunc误作nunc。帕卡德版中这几处无误（2.25的nunc除外），但是它没有校勘记。

  [4]

  《拉丁辞海》（

  TLL

  ）中的《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引文则取自朱斯塔本。然而，中译者主要参考的几种晚近的英、德译本都没有以朱本为主要依据。

  [5]

  这或许是因为，德雷克斯勒是一名活跃的纳粹分子。尽管德雷克斯勒校勘了《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他对西塞罗的评价却很低：他说，西塞罗“没有观看现实的能力”（Unfähigkeit, Realitäten zu sehen，参见Drexler 1966: 73）。德氏的纳粹立场和轻视西塞罗的观点佐证了认为这两种观念之间存在关联的看法，详见本稿第xxxiv–xxxv页脚注。

  [6]

  该机构与巴黎的国际西塞罗之友协会（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s Amis de Cicéron）办有学术期刊《西塞罗学刊》（

  Ciceroniana

  ）。

  [7]

  在这部校勘本出版之前，德雷克斯勒还发表过一本研究《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抄本传统的著作（Drexler 1961）。

  [8]

  关于《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抄本传统，主流观点（如Powell 1988）是，现存的早期抄本之间并无明显的本质差异。抄本V上的一些校改（可能还有残本F）代表着另一个抄本传统。这一传统对晚期的抄本有所影响，被称作“乙族抄本”，而主要的抄本传统则名为“甲族抄本”。需要注意，实际上我们并没有乙族抄本，只有所谓的传统乙。

  [9]

  我们可以对比十九世纪之前的情况：瑞士学者冯·奥雷利（J. C. von Orelli，1787—1849）和拜特尔（J. G. Baiter，1801—1877）编纂的三卷本《西塞罗专名词典》（

  Onomasticon Tullianum

  ，1836—1838；系他们编订的多卷本《西塞罗全集》[1826—1838]的“附录”；《全集》的出版可被视作现代西塞罗研究开始的标志，参见Manuwald 2015: 145）的第一册（Orellius & Baiterus 1965）从第197页开始罗列西塞罗作品的印刷版。其中，各种版本的西塞罗全集就占据近20页篇幅（第197–215页），随后是修辞学著作（第215页–238页）、演说词（第238–276页）、书信集（第276–307页）、哲学作品（第307–376页；《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在第368–374页）、托名作品（第376–380页）、选集（第380–382页）、译本（第383–423页；大体按照古希腊语、德语、英语、法语、丹麦语、意大利语、波兰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瑞典语和匈牙利语的顺序，其中提到的最早的《图斯库路姆论辩集》英、德、法、意译本分别出版于1561年、1531年[第一卷]、1543年和1544年）和注释（第424–477页）。

  美国古典学家麦克肯德里克推测，《图斯库路姆论辩集》（以及西塞罗的其他哲学作品）受到忽视的原因可能就是流行于十九世纪德国学界的来源研究（麦氏对这一研究范式持负面态度，参见MacKendrick 1989: ix）。关于来源研究，见后文脚注。

  [10]

  王焕生的其他西塞罗译本均标注了节号。

  [11]

  另可参见布鲁姆《王制》译本前言（Bloom 2016: xxv–xxxviii）所述的翻译理念。

  [12]

  格勒（W. Görler，1933—2022），古典语文学者。他的西塞罗研究著作Görler 1974和Gawlick & Görler 1994尤其重要，参见Maso 2022: 51–52。

  [13]

  比如其对1.6的注释提到西塞罗批评伊壁鸠鲁写作方式粗率，引用《论诸神的本性》1.123，却写成1.125（《论诸神的本性》第一卷仅124节）；1.16的注释提及《论善恶之极》3.3，却写成3.2（道格拉斯本不误）；1.18的注释提及恩尼乌斯《编年纪事》10.329，却写成1.329；1.96注释提及色诺芬《希腊志》2.3.11–56，却写成2.311–56（道氏不误）；1.99注释提及《学园派前篇》2.74，却写成2.74.1（道氏不误）；2.3注释提及《布鲁图斯》284–290，却写成28.4–29（道氏不误）；2.34注释提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邦务》）1271b22，却写成127b22（道氏亦误）；4.1注释提及《学说汇纂》1.2.2.2，却写成2.2.2；4.6注释提及《论善恶之极》4.21，却写成4.22……如是种种，实在令人遗憾。

  [14]

  据中译者所见，蒂舍尔本初版于1850年，再版于1854年，不分册；1887年出版了经佐罗夫修订的下册（第三至五卷，第8版），1899年出版了经佐氏修订的上册（第一、第二卷，第9版）。这几个版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校勘本，是德语笺注本。

  [15]

  关于托兰德对西塞罗的歪曲，参见East 2017。

  [16]

  中国学者对葛恭的评价可见葛恭2010的“编者前言”。

  [17]

  另外还有布林格曼（K. Bringmann）的第一卷拉德对照本，收于Reich, Bringmann & Zekl 1969: 24–135，中译者未能得见。

  [18]

  根据Luciani 2010: 391，还有冈萨雷斯（A. M. González）的西班牙语译本（2005）。根据Guidobaldi & Pesando 1993: 155，还有巴伦蒂（E. Valentí）的加泰罗尼亚语拉丁语对照本（1948—1950，三卷本）。《论辩集》有木村健治、岩谷智的日译本『トゥスクルム荘対談集』（2002），系岩波书店版「キケロー選集」第十二册（哲学卷第五册）；还有鼎严学堂（정암학당/Jungam Academy）金南佑（김남우）的韩译本《투스쿨룸 대화》（2014/2022）。日译本和韩译本依据的都是珀伦茨校勘本。这四个译本，译者都未能得见全书。

  [19]

  《论辩集》还有雍克斯（E. J. Jonkers）的荷兰语第一卷笺注本（1966），译者未得见全书。

  [20]

  从这一点来看，瑞典学者扬松的著作（Janson 1964）似乎与我们的探究不无关联，可惜译者未能获取此书全文。扬著曾受到西塞罗研究专家道格拉斯（Douglas 1965）的批评：首先，作为非英语母语者的扬松出现了一些“不符合语言习惯的表达”（unidiomatic expressions）；其次，他未能勾勒拉丁散文的前言与希腊文学的关联；最重要的是，扬松几乎没有提到西塞罗的哲学散文，却稍显冗长地转述其他学者的观点，而且这些观点也并不可靠。

  [21]

  我们可以对比这种态度和罗德之、沃格林对柏拉图研究的反思态度。他们认为，“柏拉图的思想被那些装作是其门徒的人歪曲了……今天的西方哲学沦陷于废墟之中”（参见罗德之2012: 1）。

  [22]

  西塞罗研究界对来源研究的反思和清理已有约百年的历史，最新的西塞罗哲学导论依旧持否定态度（参见Maso 2022: VI, 50, 69–70, 80）。沙利文（Sullivan 1951: 1–20）认为来源研究的“始作俑者”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史研究者策勒（E. Zeller，1814—1908），希策尔（R. Hirzel）和蒂奥古（C. Thiaucourt）紧随其后，海涅（O. Heine）、伯恩哈德（M. Bernhard）和于贝伟格（F. Überweg）等人亦落入这一窠臼。策勒对这种失之偏颇的研究路径负有主要责任——他不仅不严肃对待西塞罗哲学作品的文学面相，而且也不关心西塞罗亲身参与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治事件。策勒把西塞罗的作品当作晚期希腊哲学文本的复制品，从而否定其原创性，仅仅作为个人研究的工具和材料。希策尔和蒂奥古的做法也值得让人警惕，因为他们的研究“几乎完全忽视了一幅整全的西塞罗形象中的其他许多重要元素”（almost completely neglect the many other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total picture of Cicero）。来源研究的数种文本“证据”已经被严肃的研究者从西塞罗的自我表述、写作速度和所谓的“实例”这三个角度否定了（参见Wynne 2019: 18–28）。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德国历史学家德鲁曼（W. Drumann，1786—1861）和蒙森（T. Mommsen，1817—1903）为代表的另一条研究路径也遭到沙利文的批判。德、蒙二人关注西塞罗在罗马共和末期的书信、演说词和政治行动，试图研究西塞罗在共和政制消亡的历史变革中发挥的作用。他们嘲笑西塞罗政治生涯的“失败”，轻视西塞罗的哲学成就，贬低西塞罗的灵魂品质（麦克肯德里克[MacKendrick 1989: 3–4]则提到，一些法国学者认为，蒙森由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刻意抬高凯撒、抹黑西塞罗的做法与纳粹思想并非毫无干系；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与来源研究几乎处于同时的三百多卷本的“日耳曼历史文献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恰恰源于日耳曼民族主义的兴起；芬利[M. Finley]自称与蒙森为伍，被今日的西塞罗研究者视为反面典型，参见Atkins 2013: 227）。上述两种带有明显历史局限和主观倾向的所谓“实证式”研究很快就得到了布瓦西耶（G. Boissier）、里德（J. S. Reid）、洛朗（L. Laurand）、普拉斯贝格（O. Plasberg）和彼得松（T. Petersson）等多位学者的“拨乱反正”。在西塞罗研究史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学者屈纳（R. Kühner，1802—1878；他为《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做过校注，见前文）。屈纳之前的学者往往强调西塞罗的文风（style）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然而23岁的屈纳展现出他对西塞罗哲学作品的整全把握，认为西塞罗对其哲学著作有明确的规划，涵盖了古代哲学的每一个重要话题。以苛刻著称的尼布尔（B. G. Niebuhr）也对屈纳的才华称赞有加（提到尼布尔，我们还可想起，这位实证主义史学家出于其日耳曼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而对色诺芬横加贬低，而这与西塞罗所遭遇的情况如出一辙，参见Nadon 2016: 1）。

  沙利文认为，经学者们努力，当时主流的西塞罗研究重现出追求整全和立足于文本的面貌，《大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中的西塞罗词条（Gelzer 1939、Kroll 1939、Philippson 1939、Büchner 1939a和Büchner 1939b；后有补编von Albrecht 1973）就是以“一种同情且学术的方式”（a sympathetic and scholarly manner）来理解西塞罗的范例。

  对来源研究的清理并未止步于此。西塞罗研究领域的耆宿鲍威尔（Powell 1995b）曾明确指出，学界已经否定了20世纪初盛行于各种博士论文的“寻找来源的这种机械的研究方式”（the mechanical method of searching for sources），这并非来源研究本身的错，而是研究者逾越了应有的界限，而且没有按照“西塞罗实际所说的”（what Cicero actually says）来理解西塞罗。鲍威尔教授的这番话出自他主编的论文集《哲人西塞罗》（Powell 1995a，见后文）的引言，说得相对温和，但在主要写给学生读者的《斯奇皮欧之梦》译注本（Powell 1990: 129）中，他非常明确地斥之为“荒唐的”（absurd）路径。西塞罗研究专家戴克（Dyck 1996）在评论《哲人西塞罗》时以更加尖锐的措辞说道：

  在西方思想的漫长历史中，西塞罗的哲学作品直到19世纪都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说，对其哲学作品的忽视是相对晚近才产生的。而且，这种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根植于19世纪开始的对重构西塞罗作品之来源的关注。我们可以断言，这种忽视是学术潮流所引发的异常/畸变（aberration），而学界最近对其哲学作品兴趣大增，使之恢复了（restores）正常的核心地位（normal centrality）。

  或许是因为我们耳熟能详的多位德国学者都曾深陷于来源研究，因此，系统的反思仍在持续。贝格曼（Begemann 2015）在她的论文标题中以“破坏”（damage(d)）一词来描述这种“日耳曼历史主义”（German historicism）对西塞罗《论诸神的本性》《论预言》和《论命运》三书的“理解”。奥尔特曼（Altman 2016d）对这一描述完全赞同。在后者看来，贝格曼准确分析了来源研究“在方法论上的种种荒谬”（methodological absurdities）。译者认为，贝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她罗列出乌泽纳（H. Usener）、霍耶（R. Hoyer）、莱茵哈特（K. Reinhardt）和芬格（P. Finger）这些需要引起注意的名字，更重要的是，贝氏揭示了来源研究在根基处的核心态度——这些受到批判的日耳曼学者并不愿意理性对待西塞罗哲学本身，反倒认为曾在多位希腊哲人身边求学多年的西塞罗“实际上并不理解自己在写什么，也不理解自己是如何写作的”（did really not understand what and how he wrote），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谈论的东西”（doesn’t know what he is talking about）。难怪布瓦扬塞的著名檄文（Boyancé 1936b）开头就揭露，来源研究企图“除掉”（éliminer）西塞罗！

  令人欣慰的是，对来源研究的反思并不局限于西塞罗研究。近几十年来，古代史书的研究者也在作类似的批判（参见吴桐2021: 152）。

  [23]

  《论辩集》第五卷的前言可能也有对称结构，参见顾枝鹰2020a。容科尼（Ronconi 1967: 36–37）认为，《斯奇皮欧之梦》具有对称结构：第13节（劝勉）是核心，第9节（进入梦境）对应第29节（脱离梦境），第10节（老阿弗瑞卡努斯在梦境中显现）对应第26–29节（灵魂和肉体），第11节（预言未来）对应第22–25节（鄙夷尘世之物），第12节（预言斯奇皮欧之死）对应第14–21节（地球和其他天球）。麦克肯德里克（MacKendrick 1989: 54–55）认为这种理解有一定道理（第二、第三组对应文段中重复出现了一些表达），但是第二、第三和第四组对应在篇幅上显得失衡。

  [24]

  温在此文的第一个脚注中提到了努斯鲍姆的《善的脆弱性》和《欲望的治疗》。在温看来，努氏仅仅“利用了”（make use of）《图斯库路姆论辩集》（尤其第三、第四卷，作为论述廊下派的材料）而并不关注学园派怀疑论，也无意探究西塞罗整体的著述计划。译者认为，努氏二书对理解《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助益比较有限。关于努斯鲍姆对古典著作的其他“解读”，参见刘小枫2017: 117–118。关于西塞罗对廊下派的改造以及他对廊下派“世界城邦论”（cosmopolitanism）的批判，参见Pangle 1999。

  [25]

  类似地，《指南》的另一位编者阿特金斯（Atkins 2013: 8）也十分强调西塞罗与柏拉图密切的内在联系，而且特别点明了文学形式对于理解西塞罗作品的重要性。

  [26]

  与这种忽略类似的是，当麦氏在该章最后的阅读书目中给出《图斯库路姆论辩集》的拉丁文本和英译本时，只提到了比较陈旧的洛布本（King 1971），未提到Douglas 1990a和Douglas 1994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英译本，也没有提到二十世纪的三个校勘本和两个晚近的英译本。麦氏在全文开头第一段概述《论辩集》全书时就显得不够严谨，他说第一卷讨论死亡是否是恶，第五卷讨论德性是否对幸福而言充分，又暗示第一、第三和第四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西塞罗本人的看法，这些表述都存在一定的漏洞。

  [27]

  比如，麦氏在概述1.38–39时没有注意到那里对柏拉图的认可出自次对话者之口。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作为西塞罗专业研究者的麦康奈尔（他曾有专著《西塞罗书信中的哲学生活》[McConnell 2014]）为何会有这样的疏漏？内德曼（Nederman 2020: 187）说，西塞罗与亚里士多德（其他诸多思想者亦然）的一大不同在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的系统性使得我们可以比较明确地区分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和非亚里士多德式的观点，然而，“西塞罗式的”各种观点具有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s），我们几乎无法指出“一个具体的‘核心’特征”（a specific “core” property）。在内德曼看来，西塞罗思想的这种具有学园派怀疑论色彩的整体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西塞罗所遭受的忽视。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西塞罗，显然不仅需要知道他提到了什么观点，而且要看到他以什么方式作出表达。换句话说，西塞罗很可能无法接受我们无视其修辞之后以独断论的态度对他作出的理解。就此而言，倘若我们有意尝试成为西塞罗的属己读者，那么我们自然应当尽可能整全而细腻地对待西塞罗的作品。

  [28]

  译者正在翻译此书。另外，麦克肯德里克编写的两部工具书（MacKendrick 1989, 1995）比较细致地梳理了西塞罗哲学作品和演说词的形式和结构，还叙述了西塞罗在美国的接受情况。Manuwald 2015则是较为全面的西塞罗阅读、研究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