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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爱嵩 发布时间：2023-05-17 18:43:11

  同理心不是那么容易获得，而疾苦难平的压抑却缓缓溢开

• 作者： 伊卡洛斯 发布时间：2011-05-11 10:05:57

  从小参加奥数的对此表示不感冒...

• 作者： starrynight 发布时间：2017-03-23 09:57:38

  虽然它还是本工具书，但是，还算对我有过帮助~

• 作者： 青山 发布时间：2023-02-01 19:23:27

  这本书让我对债务和房子的购买有了新的思考。准备在继续储蓄和欲望清单存款的同时加入负债还款截止日期的分期存款以便还款。房子目前不在考虑之中，储蓄和还债双管齐下是最重要的，也是今年最重要的事情。

• 作者： Mr.胡石头 发布时间：2018-04-08 21:31:40

  武力是无能者最后的手段

• 作者： 坏人瓦卡卡卡卡 发布时间：2022-01-05 17:08:14

  想去成都，百读不如一去~

• 收藏与历史

  作者：沧海一声笑 发布时间：2013-12-19 20:21:19

         买这本书还是去年在潘家园逛地摊的时候，地上那么多书，我一眼就看见这本了，而且还没开封。拿起来一掂量，是正版（别笑，书的重量有时是能看出正版盗版的），也不用还价了，早已是我心理可承受之价位，直接8元买下。然后搁在书架上几乎一年没动。

         为何没动，因为瓷器这个收藏门类，知识性太强，怕一时学不过来。现在渐渐关注到了瓷器，就拿出这本书翻翻。

         老马行文的语气和百家讲坛上说话的语气是一样的。这本书节奏不紧不慢，知识性还是不错的。老马深知收藏与历史知识之间的紧密联系，所以无论是五大名窑，还是元明清的瓷器，拿起哪个研究一下都是费时费力的慢功夫，写起来自然不可能短短小文即全面展开面面俱到。但是马在文中反复提及着历史的变化与工艺制作、艺术创作的联系。这一点是收藏者不可不重视的重大环节。鉴定需要历史文化底蕴，审美亦如是，收藏判断亦如是。抓住这点，便是收藏家的思维上道了。虽然老马行文语气平淡，真知也在其中，琢磨透了也算读书一场。

         此书脉络清晰，分类介绍瓷器种类，如青瓷，白瓷，彩瓷。再而写写收藏心得，接下来按历史朝代分唐宋元明清民国的瓷器。读者按着这个思路了解起来自然提纲携领，对瓷器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同时看老马分析其它事物的观点与角度，亦可一窥作者眼界之宽，眼光之远，涉及面之大。

         书印刷精良，纸张轻盈，精美图片不少。研究这行，知识和实物并重，没见过实物不敢谈收藏，没知识不敢谈收藏。

         细细品来，这本书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 魂兮归来

  作者：何金水 发布时间：2024-01-22 23:27:41

  中国人对战争最深刻的记忆，就是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这场战争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受的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烈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法意·卷五按语》中洞若观火一般指出：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严复是对当时中国病灶认识最深刻的人物。严复这段话点出了中国至弱之源。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观念的影响在中国根深蒂固。当西方各国从17世纪中叶纷纷开始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之时，中华民族大大落后了。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统治者，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表面上说保江山社稷，实则保“大清皇权”四个字而已。就如《清史》记载的《南京条约》签订消息传到北京时，道光皇帝那句感叹“我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他们不觉得对不起天下劳苦大众、对不起生他们养他们的这块土地，只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祖宗。家天下而已，仅仅对祖宗负责而已。这种状态，怎么可能要求百姓与你“万众一心”。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其中日军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地利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全部兵力加起来只有18811人，竟然能够用10天时间攻陷北京，为什么？一方面虽然“义和团”人数众多，但仅以引魂旌、雷火扇、阴阳瓶、如意钩等八宝什物与八国联军的毛瑟枪对阵，只能是以卵击石；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同样是人数众多的雇佣民众跟在八国联军后面，推小车帮着运物资、送给养。联军部队进抵北京，城墙又高又厚不得入，又有民众通风报信，告知广渠门的下水口没有封堵设防，于是联军沿此缺口攻入城内。攀墙围攻皇宫，同样有民众帮着架梯、扶梯，甚至有民众骑于墙头帮助瞭望。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画面是当联军部队从广渠门下水口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土坡往上攀爬时，两侧有一群群留辫子的中国民众，揣着手站在两旁，事不关己地麻木观看。这就是孙中山描述的状况：“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

  1948年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8月在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讲过这样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最了解中国的列强，就是日本。最无情屠宰中国的列强，也是日本。

  使日本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是中国的魏源林则徐交代魏源写的《海国图志》，在中国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传到日本后却引起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中国。于是有了明治维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翻译过来的思想源源流向中国。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间宏

  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毛泽东说出了一个实情，十月革命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 Party。英文Com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以此称呼；而Com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Commune或Community，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Communist Party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将它译作了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方便地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产生。怕它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它“消灭私有制”，未被完全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再去细想了。

  这都是后来发生的。翻译它的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对此无从知晓了。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之

  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学习，而是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也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容许这一学说作为反面材料出现。

  所以在日本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加藤弘之，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日本。

  “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对中国共产党人影响最大的，不是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这样的日本政客，而是如经济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这样的日本学者。共产党人中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李大钊，1913年至1916年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期，就爱读河上肇的著作，并通过河上肇的著作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看到的第一本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著作，就是河上肇的《贫乏物语》。

  后来归国，箱子里的重要物件就是河上肇的书。

  至今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里，还陈列着毛泽东早年阅读过的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河上肇翻译的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1960年率日本文学代表团访华的野间宏回忆，毛泽东对他说过：“河上肇写的书，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河上肇在《政治经济学》那本书中写有怎样从旧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到新的政治经济学，河上先生说新的政治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因此每年都再版发行。”

  然而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如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它走上的是一条相反的路：法西斯道路。

  1928年6月的“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却冒出来个年轻气盛的张学良，不但比他老子更加不听日本人的话，还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即著名的“东北易帜”，让蒋介石如此轻易就结束北伐、完成全国统一，这一点不但令河本大作这些关东军激进派将领始料未及，也让更多日本高层统治者大失所望。

  20世纪30年代走向高潮的日本法西斯运动，其实得到了日本社会的广泛支持。

  民众的疯狂，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媒体的疯狂。

  九一八事变及后来日本的侵华战争，都与当时日本国内迷漫的全民疯狂式“爱国主义”有直接联系。

  当时日本社会有一个口号：“宁要廉洁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历史最终要让日本民族品尝，这些所谓的“廉洁军人”要给日本带来多么巨大的灾难。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热血青年，都想用热血开辟出一条理想的前进道路。

  这伙少壮军人也是日本的热血青年。他们对日本现存社会充满了批判，但他们批判的武器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法西斯主义。法西斯青年军人组织“樱会”在宗旨书中说：“我们必须首先指出作为国家核心的执政者们的重大责任；他们无视自己的职责，在施行国策中缺乏雄心，毫无振兴大和民族的根本精神，只是醉心于谋取政权、财物，上瞒天皇，下欺百姓，政局汹汹，腐败已极；社会即将沉于污秽的深渊，高级当政者的悖德行为，政党的腐败，资本家不顾大众利益，华族不考虑国家将来，宣传机关导致国民思想的颓废，农村凋敝，失业，不景气，各种思想派别组织的活动，糜烂文化的抬头，学生的缺乏爱国心，官吏的明哲保身主义等等。”这些法西斯青年军人认为日本社会存在“三贼”：

  政党行径丑恶，以夺得政权为目的相互倾轧，造成政界和社会的纷扰不安，形成党贼；财团贪得无厌，操纵金融与市场，不顾国计民生，形成财贼；政府依靠其权势横征暴敛，贪污腐败，民不聊生，形成权贼。“三贼”相互勾结，横行国内，必须将其打倒。怎么打倒？北一辉1919年在上海用清水米饭泡出来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提出：只有军人奋起，才能打破腐败的政党政治。

  这是日本历史的畸形怪象：热血与献身，有时候导致的竟是最反动的法西斯主义。

  整个20世纪20年代，日本以青年军人为主干的法西斯组织真如“雨后春笋”

  整个20世纪20年代，日本军队中出现100多个法西斯团体。

  在这100多个法西斯团体中，最重要的是“一夕会”和“樱会”。佐级、尉级军官中所谓有志、能干的“英俊人物”多集中在这两个组织里面。这两个团体云集了昭和军阀集团的精锐。“一夕会”1929年5月19日成立。

  “樱会”成立的时间稍晚于“一夕会”，于1930年7月17日诞生。

  两个集团的终极目标都是军部控制日本政治，实现军事独裁政府。在这两个集团的全力推动下，日本向法西斯道路急剧转向。

  八年抗战，让中国人颜面丧尽的，除去汪精卫这样的著名政客，还有周作人这样的著名文人。周作人是鲁迅的弟弟，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参与者，颇有文学才华的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兼职教授。面对日本的侵略，在知识分子草拟的《救国宣言》上很多人都签名了，周作人不签。

  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也不走。表面看，这是一个决心脱离政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专心学术的文人，所以他名不签、人不走，留在了日占区。其实留在日占区也可以不为日本人工作，只要真正地“一心只读圣贤书”。但周作人并不如此。

  周作人不但先接过汪伪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然后是“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再接着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谁也不知道这个自认为通晓历史的人，当时是怎么想的。

  跟随汪精卫访问日本、访问伪“满洲国”，又是发表讲演和广播讲话，又是慰问日本伤兵

  拿在“教育总署督办”任上挣的钱翻修自己的住宅。事实告诉我们，才华并不能保证不堕落。就历史范例来看，才华横溢者的堕落，周作人是突出一例。研究文天祥时，周作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

  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帮凶和陪衬了吗？不做文天祥就可以不要国家尊严和民族气节了吗？

  那是一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的暗无天日的年代。在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横刀立马，顶天立地。中国共产党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就是这样顶天立地的英雄。杨靖宇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中坚持抵抗，绝不投降。战斗到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身边的人除去牺牲，就是叛变。

  连副总裁汪精卫及二十余位中央委员都先后投敌的蒋总裁，说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句话，也算是共产党人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徳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向敌人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

  抗战初期，蒋介石曾经悄悄告诉德国大使陶徳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国提出的“调停”意见，是因为“共产党人是不会投降的”，如果他同意对日妥协，在国内就无法实施领导了。我们今天认识历史，如果拿现在共产党内那些腐败分子、马屁分子去和当年的共产党人联想类比，可能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共产党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拥护，为什么那样一个弱小的力量最终能夺取全国政权。

  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

  民国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场出现的奇异景象。

  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以为要战胜的对手仅仅是中国执政当局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就像只要歼灭大清北洋水师和击溃清朝陆军就可获得丰厚的割地赔款一样，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可征服整个中国。这些在中国身上尝尽甜头、以为历史会像甲午战争那样简单重复的侵略者，跌入了它们的最大战略失算。它完全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3个月就能灭亡中国，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发生二十多天后，1937年7月31日，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6个月”，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几乎一溃千里，华东和华中战场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也未挡住日军进攻。事实很明显：仅仅靠正面战场和正规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很难取胜。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则是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

  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之本。

  其实1935年华北事变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就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对日实行“持久战”的思想。

  持久战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千千万万觉醒的中国劳苦大众。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发表了他的名篇《论持久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说得非常有力，被广泛引用。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说得更好，但却很少被引用了：“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后一句话说到了中国至弱的根源。

  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胜利的最大贡献，就是通过民众的组织和民众的动员，真正把长期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组织成一个坚强的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成为刘少奇所说“动员中国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战胜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最基本的条件”。

  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繁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今天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地到来。

  中华民族百年沉沦，历尽苦难。

  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有种族之别，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彻底的觉醒。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八年抗战，全国军民死伤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在这一饱受苦难的进程中，民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的进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

  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的转折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1840年开启的民族救亡命题的标志性终结，又是民族复兴命题的标志性起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这句话说出了一百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附录

  对一个民族来说，从灾难中获得的力量，是支撑民族思想大厦的栋梁。

  我去过耶路撒冷犹太人的“哭墙”。那是一段几十米长的残破墙段，两千年前被罗马人毁掉的以色列圣殿的遗迹，今天以色列人的圣地。没有人准备把它恢复原貌，只是在说明的图片中，你可以领略它昔日的辉煌。一批又一批以色列人来到这里，尤其是那么多半点皱纹也没有，面孔嫩得像五月鲜花一样的年轻人，他们虔诚地站在这段象征他们祖先遭受巨大苦难的“哭墙”面前，把头轻轻地抵在被两千年岁月风霜磨砺得粗糙不平的墙面上，许久许久，默默地祈祷。那一刻作为旁观者的我，突然觉得这些向“哭墙”倾诉心声的以色列年轻人，一定也从这段残破墙面的石缝之中，倾听到从历史中传来的遥远回声。这就是他们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