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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

　章　各种环境中的动物

　　节　水中生活的动物

　　第二节　陆地生活的动物

　　第三节　空中飞行的动物

　章检测

　第二章　动物的运动和行为

　　节　动物的运动

　　第二节　先天性行为和学习行为

　　第三节　社会行为

　第三章　动物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节　动物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第二节　动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第二、三章　检测

　期中检测

　第四章　分布广泛的细菌和真菌

　　节　细菌和真菌的分布

　　第二节　细菌

　　第三节　真菌

　第五章　细菌和真菌在生物圈中的作用

　　节　细菌和真菌在自然界中的作用

　　第二节　人类对细菌和真菌的利用

　　第四、五章　检测

第六单元 生物的多样性及其保护

　章　根据生物的特征进行分类

　　节　尝试对生物进行分类

　　第二节　从种到界

　第二章　认识生物的多样性

　第三章　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第六单元检测

期末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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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duoduoyun 发布时间：2018-06-23 08: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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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佐藤将之： “周鲁时代”的终结与《吕氏春秋》的登场

  作者：哲夫成城 发布时间：2023-03-31 00:56:13

  本文载于《科学·经济·社会》2021年第39卷第1期第118~128页

  作者简介：佐藤将之，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现为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东亚观念史、荀子等研究。E-mail：msato@ntu.edu.tw

  摘 要：本文欲阐明《吕氏春秋》撰写可能的动机以及其论述内容对战国末期当时的历史、思想角色上之固有意义。本文的论述内容可分成如下三点：（1）概述在前256年周室灭亡后产生的“后周鲁”时代的秦王之动态。（2）《吕氏春秋》的撰写目的是将治理天下人民的统治理论提供给秦王。就《吕氏春秋》作者（们）而言，借由此统治理论的实践，秦王从当今“实际上”（de facto）的“天子”能够提升为真正的天子。（3）关于《吕氏春秋》的内容是否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这一点，笔者认为，《荀》《吕》两书的论述内容基本上是独自展开的，只是吕不韦可能继承了荀子的基本问题意识（即如何治理天下人民），并且将这样的论述转换成专为秦主实践的一种“行动计划”（action plan）。总之，《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治理天下的理论，对从前240—前230年代的秦廷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模式来与对外诸侯互动的政策应该发挥了某种影响力。

  关键词：《吕氏春秋》；《荀子》；吕不韦；秦国；秦王嬴政（秦始皇）

  

  后周鲁时代的天下秩序

  评价人数不足

  【日】佐藤将之 / 2021 / 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一、序 论

  本文接着笔者的前文《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的问题意识[1]16-27，借由历史学、政治 学、思想史（尤其是“观念史/概念史”）以及中国哲学的各种研究途径的互相参照，来试图综合探讨战国末期 《吕氏春秋》的撰写动机及其在历史、思想角色上的固有意义。具体而言，本文试图阐述《吕氏春秋》的论述 内容应该反映从公元前256年周朝和鲁国均灭亡的历史事件为契机的前240年代之战国时期几乎最后的华 夏世界的世局。

  笔者的前文，根据针对《史记》《战国策》《韩非子》等有关秦国对外关系的描述以及论述，观察前256年发 生的周王室和鲁国的灭亡产生了华夏世界政治秩序中核心权威不存在的“空位期”（interregnum），而笔者将之称为“后周鲁”时代（post-Zhou-Lu Era），而由此当时秦王似乎身为“de facto”（在现状中发挥实际权威功 能）的“天子”开始与其他诸侯互动。在此秦国的国家目标应该是从当时“de facto”的状态提升为名正言顺的 天子。因此秦国从周朝的灭亡至嬴政的治秦国之前——从前247年到接近于前230年之前——似乎也还努 力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比较传统的模式来与其他诸侯互动。然而这样的互动模式，从前 230 年代后期由掌管秦廷决策大柄的李斯转换成攻灭周边诸侯的方式。那么，假设《吕氏春秋》的编辑在前240年代进行的话，《吕氏春秋》的内容应该反映前 256 年发生的周王室的终止所产生的中央权威“空位 期”状况，而为了在此状况下欲提升为真正“天子”的秦王而被编辑。《吕氏春秋》借此针对秦主如何提升为 “新天子”而君临天下诸侯和人民的方法提出了一张具体的实践蓝图。

  鉴于此，本文欲提出如下三点观察：第一，从前 256 年周室灭亡“后周鲁”时代开始，秦主开始身为当今 “de facto”的“天子”与周边诸侯互动。本文欲论证此种情形带动了《吕氏春秋》的编辑。第二，吕不韦所意图 编辑《吕氏春秋》的目标应该在于将治理天下人民的统治理论提供给秦王。秦王则借由实践能够让自己从当 今“de facto”的“天子”提升为真正的天子。第三，关于《吕氏春秋》和《荀子》的内容之间的影响问题，笔者推 测吕不韦应该与荀子共有基本问题意识（即如何治理天下人民）。此观点或许继承荀子的主张，但《吕氏春 秋》的作者们在撰写其具体内容时，一方面保留荀子所提倡的治理天下的核心价值（一统天下必须由统治者 之德来达成），另一方面为了秦主将此抽象论述转换为比较具体的“行动计划”（action plan），以期让秦主能够 比较容易实践。

  总之，《吕氏春秋》所提出的治理天下之理论，以前256年周室灭亡产生的“后周鲁时代”为主要背景，对 从前240年代到前230年秦廷对外诸侯互动的政策应该发挥了某种影响力。如此秦国以间接支配周边诸侯 和天下人民的模式来努力让诸侯和天下人民拥戴秦王为真正的天子。然而从前230年代李斯掌管秦廷决策 大柄之后，这样的互动模式由被攻灭周边诸侯的政策取代。

  二、“周鲁时代”的终结和“de facto的天子”之秦主的出现

  在本节，依据笔者的前文《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的分析结果整理前3世纪秦国的动 态。秦国在前4世纪中旬孝公时推动的“商鞅变法”的基础上，在孝公的孙子昭襄王时代便开始窥窬爬上“天 下之君”之势位，其具体契机是发生在前288年（昭襄王的十九年）昭襄王与齐愍王一起称上比“王”更高层的 “帝”号一事①。虽然当时齐愍王和秦昭襄王不久便“复为王，秦亦去帝位”，齐愍王却在此两年后的前286年 攻灭了宋，并且“欲以并周室，为天子”。然而齐国在前284年于济西败战后，愍王也遭弑。反之，秦昭襄王则 从此之后在三十年之间比较“专心”经营扩大其领土的政策，特别经过在前262—前260年对赵国的长平之战 的胜利，进入前250年代之后秦国独强的形势成为定局。

  秦国靠着此压倒性的军力优势，昭襄王在其五十一年（前256年）终于借以西周武公背叛秦国呼吁合纵 攻秦派兵攻周为由问罪，周武公到了秦廷将其三十六个城邑和三万住民通通献给秦国②。而且随着不久后周 赧王驾崩，前255年西周之民逃到东周，昭襄王将周宗庙的宝器和九鼎搬移到秦庙，周朝王统也并没有再继 承。其实，在前256年还有一件重大事件发生，这就是保留着“郁郁乎”周初遗制之鲁国也被楚国征服。鲁国 末代君主顷公被迁移至莒邑而死后绝祀④。《吕氏春秋》的《有始览·谨听》和《先识览·观世》的两段均描述“今 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的状况。由于在周朝和鲁国皆灭亡的前256年和秦国攻占齐都的前221年之间有三 十五年的时段，而这意味着在战国时代的最后阶段中原世界还经历了三十五年之久的政治权威核心“空白 期”。虽然后世的历史学家也许不允许将前256年发生的秦昭襄王的此举称为“一统天下”，但昭襄王既已废 掉周天子，并且将周庙九鼎也搬移到秦廷，此举不是就能说秦昭襄王“取天下”了吗⑤？前249年继承秦王大位的庄

  ①《秦本纪》（昭襄王十九年）“王为西帝，齐为东帝，皆复去之”。

  ②《史记·周本纪》：“五十九年，秦取韩阳城负黍，西周恐，倍秦，与诸侯约从，将天下锐师出伊阙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摎 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

  ③《史记·周本纪》：“周君、王赧卒，周民遂东亡。秦取九鼎宝器，而迁西周公于惮狐。”

  ④《史记·鲁周公世家》：“顷公二年，秦拔楚之郢，楚顷王东徙于陈。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灭鲁。顷公亡，迁于下 邑，为家人，鲁绝祀。顷公卒于柯。”《春申君列传》也有记载：“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当是时，楚复彊。”

  ⑤“取天下”一句是在《荀子》中多出现之术语。关于在战国末年的政局中“取天下”一句的意义以及对此《荀子》和《吕氏春秋》作者们的看法， 请参阅佐藤将之：《〈荀子〉和〈吕氏春秋〉的“天下”概念:“后周鲁”时代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文与哲》2020 年第 37 期，第 93-144页。

  襄王在即位初年就派遣丞相吕不韦攻伐东周，并将其全部的领土纳入秦国①。而且庄襄王在他短短三 年的治世中设置三川郡、上党郡、太原郡等，也继续扩大秦国领土。

  那么，在此时期秦国的动态，除了发动夺取周边诸侯的领土之外，比较显著的情形是什么呢？这应该是， 在秦国兼并了西周，并且将九鼎搬移至咸阳之后，秦王似乎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成为了“de facto”的天下 之君，而借此势位开始与周边诸侯互动。其实，秦国早在昭襄王的前254年就要求中原诸侯来朝秦王，而在 此过程中还对迟到的魏国派兵问罪②，在次年的前253年昭襄王亲自到雍祭祀天帝③。到了嬴政的治世时期， 《史记·刺客列传》荆轲的故事中有耐人寻味的记载，虽然这是在秦国已经推动一统政策的前220年代的事件 之描述。在此故事中荆轲见到秦王的场面，荆轲发现秦舞阳太紧张发抖时，就向秦王说：“北蕃蛮夷之鄙人， 未尝见天子，故振慑。”关于这一点，给我们一个启示的是在《秦始皇本纪》载录“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 臣”一句，而其中“异日”一词从文脉系指在“一统天下”之前的时期无疑。

  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们不得而知嬴政在前221年“一统天下”之前，是否已正式自称“天子”，但从韩国在 嬴政时期之前早已臣从秦主的情况来推测④，秦王以“诸王上的王”之身份面对其他战国诸侯这一点无疑。

  然而，另一方面，秦廷朝臣同时应该也感受到天下诸侯和人民不服将秦君拥戴为“天下之君”的现实。事 实上，秦国在嬴政即位的前247年在河内战役中被五国合纵联军败退。对秦国而言，此次战败的教训是：即 便秦国面对如魏国般的弱小诸侯，发动要攻下其首都的毁灭性战役的话，也会引起恐惧秦国的诸侯们合纵反 秦之举动。若是如此，秦国的目标不但受挫，且假如像魏无忌那样卡里斯马型（charismatic）领导人一出现而 呼吁反攻秦国，此情势对秦国极为不利。虽然魏无忌晚年由于饮酒不节制而在243年死亡⑤，此事让秦国朝 臣欢喜，但在前240年代的楚国，另一位卡里斯马型的领导人春申君黄歇还健在，而且他聘成“天下贤人”的 荀子⑥。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当是时，楚复彊”⑦。

  然而，再从秦国之外的诸侯和天下人民的立场来看，河内战役“获胜”，其实也提示了对他们相当艰难的 两个现实：其一，为了对抗秦军，需要几乎全部的诸侯合纵才能对得上秦国单独的兵力。其二，哪怕合纵连军 一打败秦军，秦军只要退回函谷关之内而坚守不出，合纵连军就非常难以攻进函谷关。如此，在前240年代 的中原世界势力格局可以说是“秦一国 vs. 其他全部诸侯国”之间一种均衡状态。在此平衡僵局中，秦国也 好，六国也好，假设某一方先要动武，就可能会对本国造成颇为不利的状况：譬如，若秦国单方面兴起大兵，会 造成合纵抗秦；反之，若六国其中一国单独兴兵抗秦，则不仅必败，而且由此会陷于亡国之险局。

  到此笔者要指出还有一个观察是，一般而言，过去历史学家似乎都认为嬴政的“一统天下”是从他即位或 甚至从昭襄王或庄襄王时期的既定政策。按此理路，研究《吕氏春秋》的学者在说明吕不韦对未来的天下之 构想时，也常使用“统一”或“一统”这样的术语。譬如，王启才说：“他（吕不韦）主编《吕氏春秋》就是为了一统 思想，为行统一的秦王朝制订治国方略……”[2]27

  然而笔者在前文所论证，秦国直到前230年后期，即在韩非来秦的时段当时，针对要不要攻灭韩国的议 题，在朝臣之间竟还没有共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合理推测，秦廷以“攻灭周边诸侯”的方式来推动“一统政 策”的方针应该以前230年的攻灭韩国，或前228年的攻灭赵国为契机才成为既定政策路线⑧。无论如何，在嬴政的治世前期（即前230年之前），假设秦廷所发动战役的目标并非攻灭周边诸侯的话，在“后周鲁时期”之 “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的状况下，秦国所追求的方式应该在于建立保证秦主对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 优越地位之互动模式①。因此，当时的秦王要取代周王的方式也应该还承袭春秋时代以来的“天子授权+霸 国号令天下”的间接支配方式②。在此秦国国策目标的重点并非攻灭周边诸侯，而是让他们朝拜秦王，以推 行秦王继承周王“天子”地位的正当化。由此观之，哪怕在当时周天子已不再存在，秦国也还不能借此马上 推动如后来李斯所推动的攻灭诸侯的政策。

  ①《秦本纪》：“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 ②《秦本纪》：（秦昭襄王）“五十三年，天下来宾。魏后，秦使摎伐魏，取吴城。”

  ③《秦本纪》：“五十四年，王（昭襄王）郊见上帝于雍。”

  ④ 在《韩非子·存韩》中有“韩事秦三十余年”“内臣之韩”等用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事秦三十余年”一句所意涵的：由于这一句被说的时候 一定以在韩国灭亡的前230年前为背景，假设按照此话的语义来理解的话，韩国从前260年左右就继续臣从秦国的状态。

  ⑤《魏公子列传》：“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

  ⑥《战国策》《楚策四・客说春申君》：“今孙子（荀子），天下贤人也。”

  ⑦ 请参见《春申君列传》。据此或许可以推测，在前240年代楚国的黄歇和荀子之存在，对秦国是否要引起在单方面兴兵攻伐周边诸侯的决策 上应该发挥着有效的抑制作用。

  ⑧ 从《韩非子》的《初见秦》和《存韩》中所展开论辩内容来看，秦廷似乎认为在战国诸侯中唯赵国为无法与秦国共存的敌国，早亡需要攻灭。

  三、《吕氏春秋》的登场：取代周天子的构想之书

  前251年，庄襄王在仅仅在位三年后薨世，而从前247年嬴政的治世便开始。在《秦始皇本纪》的开头有 如下的记载：

  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 ……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 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蒙骜、王齮、麃公等为将军。王年少，初即位，委国事大臣。

  从引文内容，我们容易发现随着嬴政的登位，吕不韦的政治权力迎来了其极盛时期。不过在此我们也 需要注意：这里司马迁写“欲以并天下”的雄心的人并非嬴政，而是号称“文信侯”的吕不韦其人。与此记载 呼应的文字在《秦本纪》的“庄襄王元年”条中可以看到。《秦本纪》曰：“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 诛之，尽入其国。”也就是说，在这里司马迁描述率领秦军完全消灭东周的人也是吕不韦。

  再者，当时秦国和东周的国力相比较，差距非常大：秦国应该根本不需要丞相亲自率领秦军征服如东周 那样的小国。因此，吕不韦“亲征”的角色似乎并非军事上的需要。秦廷和吕不韦均应该了解此次发兵消灭 东周的重大象征性意义：这就是在世界地图上比秦国高一层的政治权威永远亡失之意。由此，秦国以“代 理”周朝的方式号令天下的格局也到此吿结。至少如上所述从秦国对其他诸侯国的压倒性优势的情形来 说，在此之后的秦国则应该拥有直接号令天下诸侯的最高权威。

  那么，东周的灭亡将直接号令天下的正当性自动赋予了秦国吗？换言之，在此事件之后秦王是否能毫 无忌惮地自称“天子”？在此格局下，六国诸侯则是否甘愿将秦王推戴为“天下之君”？恐怕应该还没有。到 此，我们也可以参考《吕氏春秋》的相关记载：在《吕氏春秋》中，《有始览·谨听》和《先识览·观世》两处记载：“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彊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 之矣。”③值得注意的是，在引文中只说到“天子已绝”，意味着作者撰写此篇的时候确实处于天子已经不存在 的情况。然而《谨听》和《观世》均仍然还没有说到“秦已称天子”之类的话。换言之，此两篇的作者在其撰写 的时期，当时的情况似乎还没有到允许秦廷朝臣能轻妄说出“秦王已继天子位”之阶段。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在《吕氏春秋·审应览·应言》中也有一段，其开头即说“秦王立帝”，而此段后面又说 “当此时也，两周全”。这一段的作者一方面回顾在东西周存在时秦王曾经想要称“帝”一事，另一方面，作者 暗示在东西周存在的世局中秦王要立帝一事恐怕尚未恰当。但此话也能以另外一种方式解读：反过来说，假设秦王立帝不恰当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东、西周都还存在的话，那么，在《应言》的作者撰写此段的──亦即 吕不韦专权的──当时，既由于“周天子”已并不存在，秦国似乎至少可以开始自以为有资格能称帝。就这样，在《吕氏春秋》的论述中处处可以观察出各篇的作者们对《吕氏春秋》正在编辑时期的秦国是否可以提升为“天子”或“帝”地位的问题，在赞成和反对之间保持着相当微妙的态度。其实，此微妙的情况可能来自当 时诸侯和思想家们对秦国要取代此天子地位的权威或正当性之怀疑。何况大部分实际撰写过《吕氏春秋》 的作者们应该并非在秦国土生土长的人，而是吕不韦花了千金从天下各国聘来的学者团。

  不过我们也可以将此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其实，哪怕秦国从前 256 年后一步步从中原世界排 除了周室，而随之成为了“de facto”的天子，天下诸侯和人民的心中还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对秦王要称上天 子的怀疑。因此，秦国需要以公开宣明的方式提出要摘除天下诸侯和人民对秦主称上“天子”的怀疑的方 策，以说服他们秦主是今后能继承周鲁时代权威核心的真正天子。再说，在吕不韦和他的说客在构想《吕 氏春秋》的内容时，秦主已经以某种程度达成了自己当“de facto”天子的形势。在此情形下，假设秦国朝臣 的思维中还没生出以一口气攻灭其他六国诸侯来达成一统的念头的话，当时吕不韦他们的目标则应该留 在建立以秦主为天子而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统治模式①。换言之，《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应该清 楚理解：秦王在此“后周鲁时代”的世局中为了将自己提升为真正的天子，武力征服其他诸侯并非理想的手 段这一点。

  以如上提出的论点为前提，我们思考一番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的目的。关于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 之动机，历来诸家提出各种想法，而何志华将诸家的看法整理为如下十种：（1）“自羞不如战国四公子及 荀卿之徒说”；（2）“沽名钓誉说”；（3）“贱己出身、立言不朽说”；（4）“收揽众誉，取秦而代之说”；（5）“一统 蓝图说”；（6）“讽刺箴规说”；（7）“羁客穷愁说”；（8）“帝王之书说”；（9）“统合学术说”；以及（10）“东学西移 说”[3]4-26。笔者的立场比较接近于其中的（5）、（8）、（9）。其实，这十种动机大部分之间是不会彼此冲突的。在此，笔者所要厘清的是，吕不韦借由“统合学术”来提出的是何种“一统蓝图”，或将秦主提升为何种“帝王” 的问题（后详述）。依笔者的理解，《吕氏春秋》的“一统蓝图”应该系指以秦主为天子而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 天下人民的统治模式，而“帝王”是从“de facto”的状态提升为真正地位的天子。而且其思想意义应该在于 《吕氏春秋》向秦主和秦廷朝臣告知秦国需要具体实践什么的这一点上。

  我们将如上所提出的诸点考虑在内，不妨检验吕不韦编辑《吕氏春秋》著名文段之内容和历史意义。司 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有如下的记载：

  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 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 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 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虽然在这里，司马迁想要点出的论点是，由于战国后半期的人才流动或集散是以所谓“四君”为中心展 开，吕不韦也想要获得如在他前的四君那样的声望，以期收纳天下的英才于自己的政策“智囊团”中。在此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后半期的所谓战国“四君”都极力招揽人才，不过他们均没有借用这些人才的力量展开 编书的事业，唯独吕不韦大力推动②。只是司马迁将吕不韦编书的动机归于他想要并列于战国四君之声誉。

  ① 这里所界定的“间接”含有两种意涵：（1）一个霸王需要象征性统治者（原来为周王）的权威来号令天下；（2）按照此统治模式的霸主，基本上 不会干涉周边诸侯国对他们的领土和人民的统治行为。然而当然并非在战国时代的只是名义上的周天子和实际完全独立于周王支配的 “诸侯国”之间的那种互动。

  ② 关于这一点，其中唯楚春申君邀请到荀子一事，从后代回顾的思想史视野中，也许相当于编辑《吕氏春秋》那样，甚至更大的学术兴振效果。

  然而只为了名声，他还需要提供正如为了一个字的修正赌上“千金”之程度的完备之书籍吗？

  笔者则认为，司马迁在如上所引的《秦始皇本纪》的一句话中其实会有其回答，即：“（吕不韦）欲以并天 下”。换言之，为了“并天下”，吕不韦和他的朝廷需要向天下提示“为了并天下”的具体计划之蓝图。这应该 就是吕不韦要推动《吕氏春秋》的编辑之首要理由。我们也可以注意，针对《吕氏春秋》内容，司马迁整理说：“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此，我们不得不思考，只是为了获得与其他四君子同样的声誉，是否有花大 力气编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书之必要呢？

  按照此理解方向，我们进一步考察《吕氏春秋》的内容，尤其在《序意》里吕不韦本人的说明。《序意》即曰：

  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 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 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假设如上引文确实为吕不韦（文信侯）发言的话，可以发现吕不韦编辑《十二纪》的目的远远超出司马迁所指出的要获得如战国四君的声誉。依笔者来看，《序意》中该文段表达出吕不韦要提供能取代周朝新治理 天下的蓝图。其内容可由如下三点来证实。

  第一，《序意》将在“十二纪”中君王所实践的内容界定为“法天地”。《序意》即说：“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 以知寿夭吉凶也。”也就是说，按照天地的规则来掌握人间的治乱、寿夭、吉凶所产生的原因。那么，《序意》的 作者认为君王为何要掌握人间的治乱、寿夭、吉凶所产生的原因呢？回答是“为民父母”，即治理人民。到此，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在这里《序意》作者所意指的“为民父母”（统治人民）之范围。若我们进一步看《序意》的论 述，从该一句之上所说的“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一句来看，在此“民”的范围应该系指在“天”（大圜）和 “地”（大矩）之间所居住的人民。这一点观察也可从《序意》在此引文后面的句子中将“天地”和“人”相对照的 情况而得以证实。因此，《序意》所系指“民”或“人”并不系指居住在当时特定的诸侯国的人，更不只是系指当 时秦国所统治的领土中的居民而已，在此所说的“民”或“人”就系指居在天地之间的整体人类之谓。由是观 之，此段的文句暗示吕不韦推动《十二纪》撰写之目的应该超越当时属于秦廷的领土和人民，而是华夏世界全 部的土地和人民①。

  第二，《序意》的作者在其开头为什么提及“黄帝”和“颛顼”呢？《序意》曰“黄帝之所以诲颛顼”，从字来看， 此句的意思系“黄帝教诲颛顼的缘故”无疑。也就是说，《序意》的作者认为，无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黄帝 曾经教诲过颛顼。再说，我们在这里所要理解的是，在这里《序意》的作者为什么以设计“黄帝教诲颛顼”的方 式展开《吕氏春秋》的论述呢？

  若我们通读《十二纪》的内文，便容易发现，在《十二纪》中“黄帝”和“颛顼”均构成“五帝”之一，并且分别 主宰世界的中央和北方。不但如此，“黄帝”代表“土德”，“颛顼”则代表“水德”。将《吕氏春秋》将“黄帝”和 “颛顼”分别与“土德”和“水德”相比对的事实，再与《有始览》《应同》的论述内容相比较的话，我们便能发现 “黄帝之所以诲颛顼”一句话的另一种重要涵义。

  众所周知，《应同》说明“五德转移”的顺序和配对的王朝，而此“德”的转移从黄帝的“土德”开始，然后夏 朝的“木德”→商朝的“金德”→周朝的“火德”的顺序转移。到此《应同》还提及未来情势，即曰：“代火者必将 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那么，在《吕氏春秋》作者们的思维中，颛顼属何种德 呢？在整本《吕氏春秋》中颛顼出现七次，而其中重要的用例是在《十二纪》中。其作者要求天子分别在“仲 冬”（十月）、“孟冬”（十一月）以及“仲冬”（十二月）时段祭拜“五帝”之一的颛顼。由于《十月纪》有“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一句，显然《十二纪》的作者让颛顼代表水德。由此观之，《序意》“黄帝之所 以诲颛顼”实意谓“（五德转移的开祖）黄帝教诲（将要迎接下一个德的颛顼）”，也就是说，《序意》“黄帝之所 以诲颛顼”的颛顼暗示将以黄帝之统治术取代火德周朝的水德秦朝。在此思维中，《序意》针对学过黄帝所 教诲颛顼之统治术的未来秦王所期待的，当然并不仅是治理现有的秦国领土的人民，而应该是居在“爰有大 圜在上，大矩在下”的全部人类。

  ① 笔者将这一点由对整部《吕氏春秋》中“人”观的分析来试图证实。请参阅佐藤将之《〈吕氏春秋〉和〈荀子〉对“人类国家”构想之探析：以其 “人”观与“群”论为切入点》，《政治科学论丛》，2016年第69期，第149-182页。

  第三，与如上第二点相关，其实在《序意》开头一句话中，我们也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序意》的作者在“黄 帝之所以诲颛顼”的发言之前，放着“文信侯曰”的一句，以意图清楚地让读者理解至少“黄帝之所以诲颛顼” 的发言就是吕不韦发出的。而且也可以注意在此一句的语气：《序意》即说“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 在这里《序意》要说明，吕不韦身为“文信侯”已经有所体会（“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之内容。按照此 文信侯“尝得学”的语气来理解《十二纪》作者的理路，《十二纪》论述的整体内容可代表吕不韦所已经体会过 的内容。到此不可讳言，我们并不需要探讨吕不韦是否真正参与实际的撰写作业，或者《十二纪》的内容是 否来自吕不韦个人的主张或思想。为了理解这一句话的意义我们应该要关注的是，吕不韦借以说出“尝得 学”一句来向天下宣示：吕不韦身为已经学过“黄帝以来的五德转移”之统治术的人，为了迎接周朝火德之后 的颛顼水德实践治理天下①。

  若我们进一步解读《序意》所宣称的主张内容，并与《十二纪》中相关论述比较分析其作者们的意图，便 也能理解在此前后的秦廷和吕不韦的行动之历史意义。吕不韦在让“奇货”子楚顺利登上秦国王位后，亲自 率领秦军完全消灭东周，其实在当时周王的九鼎早已安置于秦庙。如上所述，周天子既已不在，而从实际情 势来看，在吕不韦开始掌权的当时，秦主就已开始如召集诸侯来朝见、举行祭天仪式般以“de facto”天子身份 与周边诸侯互动，这种行为反映秦国的势力与其他诸侯国相比占几乎“压倒性”优势的情形：正如反秦联军 在河外之战对秦国的“胜利”很讽刺地证明，在前240年代当时情势下，秦之外的全部国家合纵，即使魏信陵 君那样拥有卡里斯马性格的人物担任合纵军的领导人也无法攻进秦都。

  然而，当时秦国朝臣也应该相当清楚对秦国不利的情况：战国诸侯们并没有心甘情愿地服从秦国。在 此情形下，秦国即便如前继续进行攻掠他国本身的军事行动，也绝对不可能产生六国诸侯和天下人民向秦 王甘情愿地服从之心。当时的情势显示：秦国继续掠夺他国领土之举，对秦国提升为“天子”一事恐怕不会 有帮助，而吕不韦和他从齐国稷下等邀请过来的当时最高水平的学者们应该深入了解这一点。而且撰写 《吕氏春秋》的作者们也清楚地理解，秦主为了将自己提升为真正天子来治理天下诸侯和人民的话，需要以 与过去秦廷采用的“一国扩大”的政策方针完全不同层次的原理来与天下诸侯和人民互动。这就是，吕不韦 和他的“智囊团”的当时最高水平的学者们要撰写《吕氏春秋》的主要理由。首先，秦廷将此内容揭示天下， 向天下人民宣告秦廷要以不靠武力的原则来治理天下诸侯和人民之决心，而从实用意义来看，秦主借由实 践此书所提倡的政策，将自己的地位从“de fact”的天子提升为名正言顺的真正天子之地位②。

  基于如上所说明的观察来再分析《十二纪》的相关内容，我们便会发现，其内容主要针对“新天子”的秦 主如何举动、说法以及通过祭祀和朝会等机会与其朝臣和其他诸侯互动的方法提供相当具体的说明：在《十 二纪》对每一季节的首篇主张，身为“天子”的统治者（预设秦主）借以“法天地”的方式每季节轮流祭拜天上 的五帝，并且定期召集周边诸侯到他的朝廷（预设秦廷），以安抚天下人民。吕不韦和其作者们期盼，秦王经 过反复实践《十二纪》所叙述的过程，让天下人民将开始逐渐接受秦的政策，周边诸侯渐渐将秦王推尊为事实上的天子。

  总言之，《十二纪》的内容就是在嬴政即位初期为了让秦王顺利提升为“天子”的一种实践计划（action plan）。虽然这样的蓝图因吕不韦的失势和死亡并没有机会经过其本人来主导实行。尽管如此，笔者推测， 其实在吕不韦失势之后，秦廷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放弃如《十二纪》所描述的政策实践：秦廷按照原来存 在的秦廷仪礼为基础祭祀天帝（或五帝）以及接见诸侯，由此也兼用比较和平的方式努力提升为天子。其实， 秦国是在前230年之将国家政策大方向转换成攻灭周边诸侯的，然而在直到前221年之前大约十年期间攻灭 其他诸侯国的过程当中，秦王的身份和权势越接近真正天子的境界，对国内外举行的国家行事中，秦主按照 《十二纪》所规定或描述的方式实践国家仪礼的重要性应该还是不断增加①。

  ① 众所周知，《秦始皇本纪》中有记载说，“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而秦廷所采取“水德” 并非直到达成“一统”后才开始设想的；而是在《吕氏春秋》中早已构想，而且其构想不只意旨“秦朝继承周朝”，而是“秦朝（从黄帝以来的） 治理天下的权限从周朝”这一点。

  ② 在此意义上，秦廷将完成的内容“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的举动也一定有会让天下人士得悉《吕氏春秋》内容的效果。

  四、在《荀子》和《吕氏春秋》的思想之间

  是否有影响关系？

  上文探讨了《吕氏春秋》出现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对未来建立治理天下的构想。下文则讨论《吕氏春秋》的 实际撰写和成书时期的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上，笔者也关注的是，《荀子》的内容对如上所述的《吕氏春秋》 编辑动机、编辑过程以及实际内容上是否有影响，若有的话，在哪一种意义上？有多大影响？

  在讨论本题之前，根据笔者过去所进行的研究先不妨整理《荀子》的思想和文本的形成时期的问题②。众 所周知，在《荀子》中，含有荀卿和秦昭襄王、范雎（应侯）、赵孝成王、不透露名称的“齐相”等的问答，虽然这些 对话是否为历史事实已无法考证，但至少据此记载的存在我们可以推测荀卿本人的游说活动最晚也应该在 前260年代已经开始，而直到聘用他的春申君黄歇被暗杀而从兰陵令退休之前238年为止③。虽然荀卿的卒 年同样无法考证，但其书内容大概反映荀卿大约在前260年—前240年之间的思想活动。

  相形之下，关于《吕氏春秋》内容所代表的思想年代，虽然吕不韦具体从何时开始有编辑《吕氏春秋》的计 划也同样没有记载，但如上所述他亲率秦兵灭东周的事件（前249年）成为其编辑的直接契机是十分可能的。但实际能开始编辑的时期应该在河外战役结束之后的前247年后。关于《十二纪》编辑的下限，虽然《序意》 的“维秦八年”是庄襄王灭周以后的第八年（前241年）④，还是在嬴政八年（前239年）尚有论辩⑤，但由于吕不 韦因“嫪毐之乱”而失势是在前237年的事，我们可以将《十二纪》编辑时期的下限放在前239年。无论如何， 《十二纪》内容的实际撰写和编辑在前240年之前进行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① 其实，与一般的理解不同地，秦廷并非忽略国家礼仪，《史记·礼书》曰：“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 廷济济，依古以来。”

  ② 关于荀子生平事迹的仔细考察，请参见佐藤将之：《荀子生平事迹新考》，《临沂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③ 此年为秦王政第九年。其实，吕不韦在次年（前237年）由于连坐于嫪毐的叛案被免于相国一职（前235年自杀）。

  ④ 孙星衍曰：“考庄襄王灭周之后二年癸丑岁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参见孙星衍《太阴考》，孙星衍撰 《问字堂集》（册一），台北：艺文，1967年，原刻景印《百部丛书集成》（卷一），第7页。陈奇猷亦云：“此文云‘秦八年’不言‘秦始皇八年’，尤为 秦代周之八年之明证。”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收于陈奇猷释《吕氏春秋校释》，北京：学林出版社，1884年，第 1885页。

  ⑤ 何志华根据他近年的研究指出：“秦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 假设《吕》书书城之日，在维秦八年十月以前太岁仍在申位，故曰‘维秦八 年，岁在君滩’。”参见何志华《吕氏春秋管窥》，第97页。

  到此可知，在当时于秦国和楚国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年代排列之比较上，就有耐人寻味的巧合。如上所 述，在前256年周赧王向秦昭襄王投降，而在同年楚春申君也征服了鲁国，并且聘用荀卿为兰陵令来治理鲁 国故土。关于吕不韦和荀卿两人从历史舞台“退场”，荀子在前238年因黄歇被暗杀而从兰陵令退休，前237 年吕不韦则因秦廷发生“嫪毐之乱”而失势。因此，荀子和吕不韦几乎在同时消失于历史舞台。但据司马迁 记载：荀子在担任兰陵令之前已身为齐国稷下“最为老师”的身份担任过三次“祭酒”[4]，由此推测，荀子本人 的思想活动（著作和游说）时期应该比吕不韦开始专权的时期还早二十年（前270年代）开始。假设吕不韦编辑《十二纪》契机是在他灭东周的前249年的话，前250年代正如《吕不韦列传》所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①，荀卿应该受贤人的声誉。因此，吕不韦受到荀子著书的启发而开始编辑《吕氏春秋》 是相当可能的。

  我们也需要同时思考：吕不韦受启发而要决定编书的理由单纯只是荀子被誉为天下贤人的缘故而已吗？笔者认为，吕不韦应该知悉荀子所“著书布天下”的著作，也就是构想如何一统天下的内容之著作或论述。换 而言之，在当时问世的战国诸子文献当中，具体阐述统一后世界的具体蓝图的文献可能只有《荀子》（或后来 以《荀子》书名来搜集的论述篇章），而在《荀子》的内容中吕不韦强烈意识到的地方应该在于荀子所著书的论 述内容基本上都志于治理天下人民这一点。

  那么，若《吕氏春秋》是受到《荀子》内容之启发或刺激的话，《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实际有没有参考甚至抄 袭过《荀子》的内容呢？假设我们考虑如上所述荀子的思想活动应该比吕不韦开始当权还早二十年，而且也 考虑到荀子的游说言论似乎相当公开发出，并且流传于中原各国的可能，吕不韦在编辑《吕氏春秋》时，其编 辑学者们应该能够参考《荀子》所论述的相关内容。然而根据笔者的比较分析，就《荀子》和《吕氏春秋》之间 思想的影响关系而言，笔者却几乎找不到《吕氏春秋》的作者实际从《荀子》直接引述的痕迹。

  针对在《荀》《吕》之间是否受彼此思想影响这一点，笔者在过去的不少相关论述中举例证实，而今只举 “公”这一概念的例子。在《荀子》中，“至~”的复合词相当多（如“至德”“至文”“至平”“至治”“至顺”“至其 诚”……等），但唯“至公”却并不出现。相比而言，《吕氏春秋》的“公”字则几乎都单独出现，而“至公”一词却 成为影响整部《吕氏春秋》价值倾向的关键词。既然《荀》《吕》两书重视“公”概念，但在复合词层次上彼此却 没有共有的复合词，这一点暗示《荀子》和《吕氏春秋》的“公”论各自建构的可能性比较高[5]。比较《荀子》和 《吕氏春秋》中的相关论述之间的关系，大多可观察出如上所示的情况。在《荀子》和《吕氏春秋》之间的所谓 “思想影响关系”上，在彼此之间所能够发现的类似的部分而言，与其是代表从《荀子》到《吕氏春秋》的影响， 不如应该暗示《荀》《吕》分享共同思想来源的可能性。

  不过，虽然在《吕氏春秋》的相关论述中并没有直接论及《荀子》的主张，笔者并不否定吕不韦意识到《荀 子》对未来能当“天下之君”的资格开放给当今统治“百里之地”以上的所有的诸侯这一点[6]：既然吕不韦的目 标应该是借以《吕氏春秋》内容的实践让秦主提升为真正的天子，《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应该意识到《荀子》对 “如何成为天下之君”的相关论述似乎“太过”于开放给当时所有诸侯的事实。不过他们针对荀子所提出的 “如何成为天下之君”的议题的论点，尤其是以武力威胁周边诸侯和人民对秦主提升为真正天子不会有帮助 这一点应该深感同意。不过在实践方面，荀子所提出的“圣王”“后王”“帝王”的理想君王的形象太过抽象，不 但如此，秦主当时已经身为“de facto”天子的身份君临于中原世界，因此，《吕氏春秋》的作者们在叙述为了当 “天下之君”的实践方法时，需要将此理论转换成当今秦主能够实践的“内容客製化”。如此，荀子的“治理 天下”之比较抽象理论落实于秦主和秦廷朝臣能够具体实践的层次，在此意义上《吕氏春秋》的政治哲学的 内容确实推进了《荀子》对“治理天下的国家”之构想。既然《吕氏春秋》具备与《荀子》类似视野的治理天下 之理论，而且更清楚说明秦主如何实践，在其“十二纪”完成的时刻，吕不韦应该坚信其内容的巨大实践效力：秦主只要按照《吕氏春秋》所构想的内容与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互动的话，天下应该心甘情愿地朝拜秦廷。

  总之，根据目前所见相关文献的记载，吕不韦似乎没有成功邀请到荀子本人。不过他的权势和财力应该 足够邀请到荀子之外当时最高水平的思想家们，吕不韦由于借由整合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学者之才能和力 量，编出了与具有基本上与荀子所同一目标的内容（治理天下人民）之论述，而且能做成专为秦主能够实践的 “行动计划”（action plan）。吕不韦期盼借此使当时已身为“de facto”天子的秦主能提升为真正天子。

  ① 按引文中在此“如荀卿之徒”的“徒”并非系指“徒弟”或“弟子”之意；若是“徒弟”，刚入秦当吕不韦的“舍人”李斯也算成“著书布天下”的人。因此，此句的“徒”应该系指“如荀子那样的辩士”之意。

  五、结 论

  本文探讨在《吕氏春秋》的撰写动机上以及历史、思想角色上的固有意义。本文从关注前256年周朝和 鲁国均灭亡的历史事件开始，并且推测《吕氏春秋》的撰写或编辑可能反映以周鲁已经没有存在的前240年 代的天下世局为契机开始。本文所提出观察可分成如下三点：

  第一，本文梳理前256年周室灭亡之后所谓“后周鲁时代”的秦国之动态，并观察前256年发生的周王室 和鲁国的灭亡产生了华夏世界政治秩序中核心权威并不存在的“空位期”（interregnum），而笔者将之称为“后 周鲁时代”（post-Zhou-Lu Era），而由此当时秦王似乎身为“de facto”的“天子”开始与其他诸侯互动。

  第二，本文针对《吕氏春秋》的撰写目的问题提出卑见。吕不韦要将《吕氏春秋》问世的主要目的应该不单是借此满足吕不韦的权力欲望（其实，在嬴政登位时吕不韦的政治权势已达到其顶点），而是将治理超乎秦 一国而天下人民的统治理论提供给当时志于当“天下之君”的秦王。《吕氏春秋》的作者们期待秦王借由一一 实践《吕氏春秋》所规定的行动，能够由当时“de facto”的天子提升为真正的天子。

  第三，那么，如上《吕氏春秋》对治理天下相关问题的论述内容，是否受到《荀子》内容的影响呢？目前学界倾向于思考《荀子》的内容有影响及《吕氏春秋》。笔者则推测：虽然《荀》《吕》两书的论述内容分享共同思想来源（如齐国稷下思想的影响），但其具体论述是各个独自展开的。不过笔者并不否定吕不韦继承荀子的 基本问题意识（即如何治理天下人民）。《吕氏春秋》政治哲学的意义是，将像《荀子》“治理天下的国家”构想理 论性那么高的理论，改进为秦主和秦廷朝臣能够实践的一种“行动计划”（action plan）。

  总之，《吕氏春秋》所提出治理天下的理论是以前256年周室灭亡产生后的“后周鲁时代”为主要时代背景产生，而其思想意义，无论是其内容实际受到《荀子》思想的影响如何，在其意义上可以指出：《吕氏春秋》这 样一部著作之出现具有将《荀子》治理天下的理论落实于在秦主和秦国朝臣实际能够实践的层次。因此，在 其“十二纪”完成的时刻，至少吕不韦和其作者们应该均坚信，只要按照《吕氏春秋》所构想的内容与周边诸侯 和天下人民互动的话，秦国对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将一步步达成。借此秦王能让诸侯和天下人民 心甘情愿地朝拜秦廷，而秦主也将会被拥戴为名正言顺的天子。笔者推测在此目标上《吕氏春秋》的论述内 容对从前240年代到前230年秦廷对外诸侯互动的政策或许发挥了某种影响力。然而从前230年代李斯掌 管秦廷决策大柄之后，这样的互动模式由攻灭周边诸侯的政策取代。到此，《吕氏春秋》的思想对战国世局在 思想角色上也告终，而等到汉朝建立整备“大一统国家体制”的过程中，其思想又再度开始发挥其功能。

  参考文献

  [1] 佐藤将之：《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科学·经济·社会》2020年第4期。

  [2] 王启才：《吕氏春秋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

  [3] 何志华：《吕氏春秋管窥》，香港：中华书局，2015年。

  [4] 司马迁：《史记》，《四部备要》史部:卷七十四,台北:台湾中华书局, 1966年，第5页。

  [5] 佐藤将之：《〈荀子〉和〈吕氏春秋〉的“公”概念》，《政治科学论丛》2020年第74期，第1-44页。[6] 佐藤将之：《〈荀子〉和〈吕氏春秋〉的“天下”概念:“后周鲁”时代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文与哲》2020 年第 37 期，第 93- 144页。

• 关于欲望——普列沃斯与拉克洛

  作者：雅众文化 发布时间：2018-09-10 11:30:53

  

  我以前就对所谓家庭抱有疑问。也许想与所爱的人组成家庭是人的本能，但是否不管情不情愿，都必须心情压抑地至死守护这个家庭？这就是美德？为什么？我强烈地感到，这与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一样，与其说是美德，其实更近乎恶德。

  许多人的家庭是个快乐的居所，而我更觉得它像间牢房。就跟吃苦能成为一种美德一样，人们已经被迫习惯了阴郁的家庭就是美德，习惯了忍受它的阴郁，习惯了人生的一件大事就是从家庭的阴暗中找乐子。不过，我只觉得这是“被迫习惯”的。

  我喜欢曼侬·莱斯科那样的娼妇，喜欢天生的娼妇。曼侬没有家庭、贞操这种观念，没有守护它们就是美德、破坏它们就是罪恶这种观念。她只想要奢华欢乐的每一天，无法忍耐阴郁的生活。

  向男人献媚便是她的道德意识，甚至是她的辛勤劳动。她以此获取合理所得，因为她要维持每天的欢乐生活。

  也许远古时期人们就是那样欢欢乐乐度过每一天的。大概是感到没有秩序难以共同生活，所以才出现了社会生活。我觉得，许多东西为了建立秩序而牺牲了，人们在物质、精神上相互争斗、相互影响，善恶美丑、灾祸幸福的本来面目都变得混沌难辨，最终形成了这种莫名其妙的形态。人生是什么？或谓之曰：一言难解。可依我看来，是一言难断。我决不会断言家庭是丑恶的，因为我无法断言。这个问题在我有生之年大概解决不了。

  总之，人类虽然需要社会生活的秩序，但秩序必然伴随着牺牲，因此不可能找到一种能公允平衡这二者的公式，只能寻找比现有秩序“更好的形式”。所谓绝对、永远的幸福形式是不可能有的。

  我讨厌什么勤俭节约、吃苦耐劳。我认为劳动是为了玩乐，坚信对美好、便利、快乐的追求是人的天性，没有理由排斥或扭曲这种天性。不过近来我感到玩乐也非常乏味。真正能够抚慰我心灵的“玩乐”，我在现实中还没有发现，也不知道有没有。

  《曼侬·莱斯科》的作者普列沃斯的本职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他这个思考上帝、绝对和人类幸福的神职人员去描写天生的娼妇，将那种恶德描绘成人间的最佳美果，我觉得也许是再合理不过了。曼侬的天性也是一般女人隐藏着的天性，在考虑天堂的幸福之前先追求地上的幸福很合理。然而，人几乎生来就是在为上天堂而不断牺牲着地上的自己，一个神职人员对这种训练、习惯和秩序的反叛和质疑，是思想正常发展的阶段，丝毫没有不合理。不质疑、不反叛反倒不可思议。

  人的动物性不可能靠社会秩序这张网拯救得了，它无论如何都会从这张网里钻出来。我们因为无法靠这张网拯救这种动物性，所以将它称为恶德。然而，社会生活得以拓宽、文化得以进步，与其说是秩序使然，倒不如说更得益于恶德。

  日本军部说欧洲文明是堕落也并非毫无根据。假如人类把重心放在人的社会性上，想要靠秩序将人完全绑住，那就会变成丧失个性、以制服来取代个性的武士道那样，变得像武士那样的统一制服中非人性的生物；或者像小笠原派礼仪中的武士女儿、妻子那样，变得既不是女人也不是人。人的欲望会被禁止，吃苦耐劳会变成美德，自我被强迫放弃，不得不对别人忠诚。这是蚂蚁的生活——战争中的确有军人命令部下要以蚂蚁为榜样，像蚂蚁那样去干活。

  假如人开始思考自我，自然就会先思考自我欲望与社会规范束缚间的摩擦和矛盾。所有人都会思考，日本人也不可能例外。但人们一般都会觉得，是自己错误地怀疑了古老的习惯道德，他们会考虑“成熟的”做法，让自我欲望屈服，与古老的习惯、道德同化。他们觉得自己死心后的这种安宁兼具了真善美，是对人真正的最后安慰。

  不幸的是我生来就无法这样思考。还没结婚，我就对家庭、老婆的阴暗感到绝望，心里琢磨着（像曼侬那样的）娼妓的魅力，非要搞清楚为什么娼妓是恶德。这种思考有失老成，傻乎乎地越来越偏离到秩序之外。但上述问题我并未搞清楚，至今仍然一头雾水。

  普列沃斯发现的这种近代型娼妇至今仍在许多作家的作品中繁衍生长，连于洛男爵那样不惜自我毁灭地冲向这种娼妇的人物也出现了，作家们也主动对那种反动的淑德开始了新的探索。不过，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家，他虽然喋喋不休地舞弄传统观念，对所有背德行为横加指责，却由于“脾性”上的原因，无法更多地接触这种娼妇。所以他作品里的娼妇大都与日本一般常识中的一样，也是些由于贫穷而不得不卖身沦落于污泥浊水之中的苦命女子，也是些饱受摧残蹂躏的人。他笔下也会难得出现《赌徒》中的女大学生和勃朗西小姐那样的人物，但他对那种天生的娼妇性格并未从人自身的本质出发进行过真诚的探讨。他在脾性上很疏远这种女人，因而观念中有许多不严谨的地方。不过，当时的俄国到处是与现在日本一样的穷乡僻壤，大概现实生活中也还没有这种出自文化侧室的天生娼妇吧。然而，观念也不应该被这种现实限制。

  在日本，美丽的是风景，是向庭园倾注爱情。而人的正常欲望被扭曲，清心寡欲取代人性成了日本人的第二本性，所以他们自然也就更愿意把爱情寄托于风景而不是人本身。然而，对人来说，不可能有比人更美的东西。

  曼侬虽然热烈地爱着她那个年轻情夫，但她本来就没把妩媚地蛊惑别的男人并出卖贞操看作对贞节的背叛。为了过上奢华欢乐的生活，妩媚就是最佳商品。曼侬有着最好的商业道德和良心——这良心就是出色的媚态，与贞操没有关系。贞操只存在于精神，作为物质则分文不值。娼妇的思维建立在彻底的物质主义基础上，对丧失贞操之事不会有罪恶感。它只是对“让男人无比高兴”这件事合理地要求高昂的报酬。曼侬·莱斯科直至其薄命一生的最后关头都始终有一个不变的情人，这其实是普列沃斯神父对常识性道德的小小贿赂，因为世间的真实情况大都不会这样。曼侬的不贞不能用对一个情人始终不变的热情来将其道义化。假如能够道义化，也只能通过其自身的本质来体现。

  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为这种天生的娼妇赋予了高贵身份（侯爵夫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对曼侬来说盲目的事情，被赋予了强烈的意识性，也就是说，这本小说描写的男女交往有爱情游戏这一明确的人生目的。在侯爵夫人看来，爱情游戏获得的满足不仅是肉欲的满足本身，它存在于漫长的游戏过程中使用的勾引手段、离间技巧和各种知识里，因此，她观察、研究了这所有一切。这本小说昭和初年曾被翻译引进作为限定发行量的淫书出版，对爱欲的追求越诚实，自然就越接近淫书的范畴，所以这部作品时至今日还无法预计何时会在日本公开发行。即使以前所有书都被我处理掉的时候，这本原版书我也保存得很好，可是小田原发的洪水却把它冲到太平洋里去了。

  这种对人性的追求永远无法与“家庭”相容。虽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不道德的，但“家庭”究竟是什么呢？人们为了家庭就应该抛弃对这种游戏的欲望吗？想来，我们阴郁的家庭大概绝没有必须如此永远守护下去的价值吧。我们的家庭无论外表还是内涵都有不少应该改变的缺陷，不可能一发生有碍家庭稳定的事就意味着不道德。

  通行的道德未必是美德。我们不得不认识到，有悖常理的“不道德”未必是不道德。与那种通行的道德义务相比，人性的真实里蕴含着永恒的生命，它是任何利器都无法杀死的。

  为了秩序，欲望不得不做出牺牲，但有欲望并不是恶德。我们的秩序向满足欲望的方向靠近绝不是堕落。我反而觉得，在秩序向满足欲望靠近的地方，文化和生活会真实地成长，它或许意味着“追求人性”的文学目的也是一种有益于这种生活成长的反思手段。

  人们厌恶肉欲、情欲的露骨展示。然而，既然它真的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就没有应该厌恶的理由。

  我们必须先认真想一想，玩乐不是不健全，也不是不正经。就我自己来说，我虽然无法断言玩乐是人生的目的，但要我说出其他什么人生的目的，我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玩乐”本来就是“无所事事”的同义词，人靠玩乐无法获得真正的幸福。然而，我只能说，“想玩”表现出了人的欲望，这也是事实，只是这种欲望的实现未必会带来人真正的幸福。人想要的未必总是能满足，事与愿违的情况很多，曼侬和侯爵夫人也绝不是幸福的人。与无所事事的安稳幸福相比，满足欲望的事大概反而会带来比幸福更多的苦恼。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人也许是追求苦恼的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