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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听我怒吼imp 发布时间：2012-09-17 23:12:50

  不同的色块，同样的色调组成块状的立面。现代感十足。建筑物立足于材料，文化，历史。

• 作者： 圣迭戈-北岛 发布时间：2019-10-17 03:01:06

  改编的电影将于2020年初上映。

• 作者： 唐尸叁摆手 发布时间：2008-08-16 11:12:28

  扯 我看不下去

• 作者： 三氯蔗唐 发布时间：2017-01-08 20:40:07

  21

• 作者： M_Period 发布时间：2013-12-31 12:32:18

  很适合大学生开展定向越野之前学习。还有野外生存的小技巧。

• 作者： 黑尾 发布时间：2022-11-13 15:44:52

  金爱烂在创作初期似乎更喜欢以男性视角叙事，很多篇看到一半才发现主人公是男孩，于是倒回去确认。尽管是以男性视角叙述，叙述者的口吻却像女人，因此真实感打了折扣，角色在读者心里就不容易成立。反之，当金爱烂以女性视角讲故事的时候，是那么得心应手、细致入微，这也是《我去便利店》和《不敲门的家》成功的原因之一。

• 书摘 不全

  作者：喜弟 发布时间：2011-02-13 19:41:46

   一只美洲豹能改变它的斑点吗？一只老虎能抹去他脆弱的斑纹吗？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拥有个人的历史、各自的倾向。如果人们可以放弃想要使自己成为“正常的”野心，他们就能更加从容地与自己相处。研究大猩猩的科学家持续观察一个大猩猩社群，发现其中每一只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个性，动物尚且如此。this is you are born to be.

  　　 怎样从容与自己相处？虽然一个人得内在深层结构不可能改变，但深层结构的表达方式却可以被转化。转化和超越非常不一样，超越是否定自己，是企图用升华来逃脱自己。在转化时，自己内在基本的深层结构是被接纳、认知和学习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产生日益深化的自我认知。深化到一定程度（不要刻意），甚至可以在这些模式外显之前就能有所预料，这样一来个人就获得了一份相对从容与自由。以一个外表防卫、难以接近，内心却温和体贴的人为例，若它觉察出并转移了这两种深层结构的重心，结果有可能成为一个自我界定清楚又温暖热情的人。这就是创造，你创造性地发挥了你的生命。

  　　 焦虑 恐惧

  　　 焦虑是生命的基本现象，没有了焦虑，我们就不会那么有活力与人性化。焦虑分本体焦虑与精神官能性焦虑，本体焦虑可能使人在生命中作出正面的调试，精神官能性焦虑则引发出使人衰弱的综合症状。人类总是处在一种深度不安的状态中，因为，人们觉察到自己是脆弱与有限的，因此本体焦虑自然产生。通常个人不愿意去体验太多的本体焦虑，不是加以防卫，就是将之转变为精神官能性焦虑，因为人们发现，转换为精神官能性的防卫模式是比较容易掌握的。这包括强迫思考，社交恐惧，广场恐惧等。基本上大多数人情愿得精神官能症也不要直接跟存在的恐惧打交道。

  　　 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能成功地应付本体焦虑（所谓的给你安全感），亲密关系包括爱情，亲情，友情。第二种方式则是因为恐惧而相互依赖，这样本体焦虑也会被掩盖与忽略，你知道掩盖忽略下面问题依然存在。通常，保守的宗教以及社会体制严格要求人固守道德规范，目的是缓解本体焦虑，因此更加重人的依赖性。保守的方法给人更多希望也更能纾解本体焦虑，个人又可以少冒一些险。宗教，社会体制对他人的所谓正义感，批判性，固执己见，偏见，坚信非对即错的二分法、缺乏宽容与以权威控制他人行为的态度，反映出的都是对本体焦虑的道德解答，本质属于第二种逃避性焦虑解决方式。

  　　 道德

  　　 道德涉及一个对与错的体系，在这之中某些行为和态度是好的，另外一些事错的。道德的立场是去人性化并且物化的。当我们用非好即坏来看待自己时，我就是一个物体。当我说你是对或错的时候，我并没有欣赏你这个人。因为道德提供了一个规范，而人性化的人他不可能完全照这些规范生活，一旦逾越这些规范，人就所谓的犯错了，所以经常处在罪恶感之中！

  　　 罪恶感

  　　 我们把罪恶感定于为一种涵盖懊悔、自我谴责、焦虑和害怕惩罚的复杂情绪，当我们违背了某些行为规范时，这些情绪会被引发，一旦被引发，人在生理上会产生紧绷、收缩和感觉迟钝等现象，为什么你会失眠，因为你紧绷了。如果你持续处在罪恶感中，你就会持续地紧绷。

  　　 在自我定罪的罪恶感中，自我被深深隐藏并且去人性化，当人觉得罪恶时，是把中心放在自己之外，为了得到社会的接纳或者他人的接纳，比如社交恐惧，他所有的行为参考对象是其他人，人们自我定罪觉得自己不够好，所有的人都会攻击或者嘲笑你，你在罪恶感中持续紧绷。

  　　 精神管能性的解决之道

  　　 从本体焦虑退缩成精神官能性焦虑，就是精神管能性的解决之道。对生命脆弱与有限感到不安，让人觉得威胁和不适其实很正常，但空间恐惧症患者发展出一种方式，就是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来控制焦虑，或者通过上瘾和强迫症来控制，它们占去人们许多时间和注意力，让人不感受到潜在的焦虑。当这些防卫到达极限时，人们的生命会因为需要重复的仪式或行为而变得残缺不全。

  　　 就空间的观点，这种人制造了一个日益缩小而容易驾驭的世界。它们选择的余地变小了，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心智变轻松，因为不需要面对根本的问题，部分人，因为生病，还能期待他人为自己的生命承担比较多的责任。别人会为他们做决定。它们把世界变得更小，更容易控制，却很少表达出它们真实的生命。

  　　 如果人们发现外界非常危险而无法真正进入，着迷，强迫，成瘾就会变成它们主要的日常行为。它们不去发展可以解除的敏锐的界限。反而企图建造孤立，厚重与防卫的墙，它们在墙后觉得有安全感。当然如果你的罪恶感（内在道德）不断持续，你也会感到持续地僵化与自责以及更加强大的焦虑。

  　　 当然你可以没有罪恶感，你理所当然地这样过，慢慢会更远离人群和周遭险恶的环境，而躲进自己更深的内在世界，在那里它们是不被挑战的权威。由于感情上的麻木，它们不与外界接触，对日常生活无动于衷，他们可以自由地体验自己变得更有力量或是更为无助，都跟真实世界无关。当这种行为发展到极端时，它们会完全忽视现实世界，这就是精神病发作了。

  　　 有些人盲目服用医生开立的镇静剂或者尼古丁或酒精，试图治疗或者减轻焦虑的状况。非医用的药物如大麻或古柯碱常常同时用来享受快乐与减轻焦虑。我们变成了一群不能容忍挫折、不能再身体或感情上稍稍经历痛苦的人。药物帮助我们减轻症状，但并未让我们了解真正的病因。同时，药物使人队生命感觉变得迟钝，把人变得镇静与平庸。我们创造了没有进步的和平 以及毫无意义感的平静。

  　　 自我憎恨

  　　 每一个人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时的状态被称之为真实我，这是人得基本天性与人格特征，比如我天生就对数字特别敏感，或者对艺术，或者对语言，或者对运动，或者我在2岁的时候就有了强烈的性冲动或者暴力倾向（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真实我，我个人感觉是）。但在成长过程中个人意识到他们必须修正自己的行为举止来取悦父母，赢得社会的认可，这个可以得到接纳和认可的演进中的自我形象被称作理想我。在大多数情况中，为了被他人接受，真是我的欲望必须屈服于理想我的要求。通过某种形式的拖鞋，结果就发展出一个现实我。

  　　 不幸的是，为了每一次都能表现得更接近理想我，就得每次一背叛真是我。比如我必须压抑我从2岁就产生的性冲动而不能付诸于行动，假设我18岁才有第一次性经验，那我就压抑了16年，每一次背叛真实我，个人会体会到这样的遗弃而产生自我憎恨的反应。虽然通过这个过程许多人考进了清华北大，但是他们大部分天性却被否定掉了，紧张随之产生。

  　　 为了发展理想我，人们学会扮演社会接受的角色；这些角色是维持理想我形象的社交手段，所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真实我。为了持续对抗他们深层的本性，有成就的人在扮演角色时变得日益麻木僵化。他们限制了自己的呼吸模式，因此无法让自己充分体验存在的愉悦。他们跟自己的感受失去了联接，最后在身体，心里上出现各种症状。

  　　 否定理想我是于事无补的。设定了要有更多的真实我的目标只会增加更多的挣扎，制造出另一个理想我，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自我憎恨。理想我已经建构与养成许多年了，是要被尊重的。

  　　 罪恶感和自我憎恨

  　　 当人们创造理想我而陷入自我憎恨时，会因为达不到自己追求的完美而感到罪恶！所以我认为，自我憎恨即是自己给自己定义的道德框架下所产生的罪恶感！

  　　 要接纳自我，人必须接受所有的自己。人们必须了解理想我，承认与尊重它，然后却不必响应理想我的指令。一旦有了这样的觉察，就能体验到所有的感觉，也愿意让自己有不同的行为模式与感受了，这样一来，自我憎恨的循环会逐渐消失，成熟和过程就开始了。你的生命开始有了创造与可能性。

  　　 羞愧感

  　　 羞愧感的定义包含了困窘、暴露、痛悔和焦虑的情结，源自自己对自己并非完美的认知。羞愧感是个人内在觉察到自己可以做到而未能做到时产生的感觉。在羞愧时，他是脆弱的、暴露的，也是非常活在当下的。在感觉羞愧时，人会是温暖的、脸红的、处于当下的，是个真实的人。当人们又羞愧感时，它们就在自己心中，处于自我认知的状态。不需要以他人的眼光作为参考。

  　　 结论

  　　 转化是深入认识自我的一种持续开展的呈现。一个人越深入了解自己模式及倾向的人，就越能成为一个多样化、富创造力及自发性的人。在转化时，并没有加进任何新的东西。个人只是变得更有活力、更能觉察、更有创造力，在与他人或与整个宇宙的关系中，更能了解自己的存在。简言之，他们所能做的，只是更加成为自己。

• 【预告片】因为无能——《夜航船》整理杂忆

  作者：挟书谤王蘑菇酱 发布时间：2020-02-13 20:40:30

  一

  因为众所周知的缘故，我一直想隐瞒自己早年知道张岱《夜航船》的由头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说来也巧，尽管十年前通读了《文化苦旅》，但是多数篇什给我留下的印象却不足一年，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把这本由初中一年级时语文教师推荐的作品送人了，自此再也未看过余秋雨的文字。虽然，我一直记得其中的〈风雨天一阁〉和〈夜航船〉两篇文章。

  当时还是初中生的我，看不明白何以范钦的后人要给天一阁设下重重巨锁，其中藏书不借与外人瞧上哪怕一眼，一定要来者颇为重要而且诚恳以后，才愿意赏光开锁，放其登阁（后来读过一些清代学术史，再回看这篇文章，才发觉原来自己很早很早就见到过这些耆宿的名字了，只是当时皆半面之交一别如雨，久后始悟方悔失之交臂）。至于文中述及的近代以来天一阁藏书的种种奇劫，我当时读来虽有感叹，但后来却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所记得的只是其名“天一阁”的来源是“天一生水”，书最怕火而水克火（今天的书也怕水，彼时的书籍用纸与如今不同，其实并不怎么怕水），以及记得余秋雨访阁时的风雨如晦。仿佛记得全文的引子，而文章的主体与结尾却毫无印象了。

  而读《夜航船》一文时，我反而不留心余秋雨如何叙述他所知的、作为交通工具的“夜航船”，却关注张岱《夜航船》这本书本身，记住了张岱“天下学问唯夜航船中最难对付”的断语，记住了那个“且待小僧伸伸脚”的段子（那时我还读不出“明人不读书”这个大背景或曰明人自己也承认的刻板印象）。顺便也记住了这本书是根据宁波天一阁所藏的抄本印出的。

  而后来有段时间，在提到我何以知道《夜航船》这个话题时，我总是宁可说冉云飞（他的〈挽救江湖〉是一篇不错的张岱作品集序言，并且他把《夜航船》与《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合刊，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张岱作品入门级读本，编书的眼光还是有的），而不太肯说余秋雨。尽管在大雅方家看来，无论我说是由哪位前辈的文字知道张岱、知道《夜航船》的，在他们来说，都差不多。

  之后，在语文课本上学到了〈湖心亭看雪〉，当时我琢磨着，要不，买几本张岱的书吧。由此，我对张岱才开始由“闻名”逐渐走向“知面”。

  2013年，我买了《夜航船》，彼时买的是中华书局出版的绿皮白文整理本，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小龙教授点校。这个整理本用的是全式标点带专名线，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全式标点专名线，并对这种标点体式一见倾心，大约是因为辨认人名和地名方便，使得一些句子因而很容易准确理解。只是没有注释，故而对于年少的我来说，通读这本书的确存在困难。

  此后，又买了浙江古籍出版社刘耀林校注本，那是出版社2012年直接根据1987年初版直接影印再版的。当时我看着铅排本的影印本，觉得字迹有些模糊，而且还有些排版错误，但是校注颇详，可释吾辈读书之疑。只是彼时我并不知道刘耀林先生何以这么爱为张岱抄纂的条目“找出处”，并且为读者标出了百千本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碰的古书——至少在那时，我只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接触他在注释中引述的那些古书，至少在那时，我并不觉得自己和所谓“文献学”能有什么交集，甚至还根本不知道天底下有这门学问。

  不过，因为中华书局本用了专名线，所以我想，为了避免自己藏书的重复，不如取中华书局本，为浙古本添上专名线（人名、地名线，书名线因浙古本已有书名号，故不再划），然后就可以将书局本转手送人了。说来也巧，大约同时我买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合刊本也是浙古社“张岱著作集”出版的横排简体本，彼时封底已有具体书目了。当时，三位数的买书钱对我来说还是天价。当时，我默默希望自己今后能把这套著作集凑齐。

  于是我开始左手执尺右手持笔，把精装书局本摊平，在平装浙古本上划线，日复一日。在划线的过程中我也逐渐觉得不对，浙古本和书局本有许多地方文字不同，标点亦异，但读着总觉得，书局本“更胜”、“更有道理”，当时就想，不如顺便对照着书局本，把浙古本改一遍，如此也能起到细读一遍原书的效果，岂不美哉？

  多年以后，我和浙江古籍出版社路伟老师提到自己年少无知时候的经历时，他说，这是天分啊，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在做“校雠”了。其实，后来的种种事实都表明，我当初持两本“校雠”的工作只是玩玩而已，并没有多么细致。尤其是根据书局本给浙古本的前几卷标了专名线以后，我自以为语感大进，后来有几卷甚至胆敢抛掉书局本，直接自己上手拿尺子划拉——也是近年重检才发现，自己根本划了很多不该划的线，同时又看漏了很多该划线的人名与地名，至于划错的更是不少。

  而且，彼时的我虽然知道书本到手，应先看序跋目录，然则并非行家，看完两个整理本的前言，也只知道底本都是观术斋钞本，而且那时我的古籍阅读才刚起步，对于古籍整理的范式和细则一无所知，是故不知道“不出校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改字应该“覆核底本”，只是一味地觉得谁家文字妥当我就听谁的，而这一看就是业馀玩法。照理说，古籍整理不应该这么不严肃的才是，然而那个时候我哪里明白这些。说来也是，我要是髫龄时就明白的话，之后也就不会走上那么漫长的歧路了。

  二

  2016年6月，我考上大学。11月，参加了浙江古籍出版社《六朝文絜》的新书众筹。随之我知道了此书责编路伟老师的大名，嗣后又在查找《琅嬛文集》相关信息的时候知道，他就是沈复灿钞本《琅嬛文集》的整理者。当时为了这项众筹活动，浙古社组织了一个微信群（后来成为了该社的读者群），而群内懂行读者不少，知道早已是和张岱有关的“话题人物”之一的路伟老师也在群里后，三不五时就提到张岱。之后我也曾提到，自己读《夜航船》时，曾经根据书局本作了一些校订，如果重排再版需要的话，我可以整理一遍以供参考（彼时《张岱全集》繁体竖排本项目已然落地，《快园道古》、《琯朗乞巧录》繁体本已经出版，但那个时候我还不太爱阅读繁体竖排书——尽管自己有这个能力——仍是如伸手党一样，希望等《张岱全集》出齐了，出简体横排本了，再买再读）。现在想来，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以路老师和浙江古籍出版社诸位同人的水准，重新核校底本，并根据中华书局本校改，出一遍校勘记，岂非反掌易事，又何必我来掺和呢？

  2017年，就在这次众筹活动圆满收官之际，路老师在参与众筹的读者群里说起《全民国词》的项目，以及拟招募在京外编的事宜。当时我犹豫一会以后，决定报了名。于是，就有了那个暑假我在八月下旬返校以后、九月中旬开学以前几乎每日前往国家图书馆调阅原书的经历。

  大约路老师对我的这段“实习”表现感到满意，遂决定“录用”我了。于是2017年底，我们在北京万圣书园见面，并约定了合作整理《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的事宜。此外，他还指定我负责《张岱全集》本《夜航船》的修订工作。向以善于挖掘孤本善本闻名的路老师如是说，自《夜航船》重新为人所知以来，大家都仅知有观术斋钞本，但是其实天一阁还藏着另一个本子，虽然业界对此也有所耳闻，但是没有人真的去看过，你想不想去？

  说实在话，也是《全民国词》的外编工作门槛不算太高，尽管我有过因草书手稿石印本抓狂而一个下午连蒙带猜外加摹写字迹拍摄下来请路老师代为辨认却终究只录了约莫二十个单页的窘事，但大体来说仍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于是我满口答应。而且当时大家的想法是，根据已有的校注本进行修订，只是删去注释仅保留校记而已。当时我心里有这样的念头，整理“二梦”是附路老师的骥尾，所以有他帮忙把关，不怕；修订《夜航船》则是在刘耀林先生旧校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本来自带起点高度，而且还有书局本加持，也不怕。

  才是大学二年级的我又哪里想得到，自己高兴早了，高兴得太早了。

  2018年寒假，我终于有了“访书”的初体验（之前都是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查的书，不论怎么说也是我的“候鸟城市”之一，所以不算）。先去杭州旅游了一趟，并且访问了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部，收获大量投喂，同时获知浙古版《俞樾全集》即将出版的内幕消息。之后去了南京，在南京图书馆调阅了一份《梦忆》的抄本，同时帮路老师查阅了几本浙江籍文人作品或序跋，校录了若干资料，甚至录入了马叙伦某部文集的三分之一——馀下三分之二，一是自己只在南京逗留三日，已经没有时间了；二是马夷初写稿不仅用草书，还用篆文，我哪里招架得住？若说全书图像复制下来留待一一辨认，倒非极难之事，但要在一日之间解决这些问题，其难几如登天。

  于是我带着未完成这项工作的遗憾，以及对何以突然要我录入马叙伦作品的疑惑（当年开春知道了，是为了出版《马叙伦全集》的缘故），我离开刚经历过暴雪（也是我二十三年间见过最大最美的雪）的南京，前往宁波住了一个礼拜。

  三

  宁波天一阁也藏有一本《梦忆》，是《砚云甲编》的一个翻刻本，这点我在之前为《陶庵梦忆》写的整理漫记中提到过。但是这次我的工作重点并不在此，甚至我是直到临要离开宁波的前一日，才调阅此本，与《砚云甲编》本原本图像参校一过，发现并无二致，这才放下心来。

  在一个飘雪的周一上午（那年天一阁尚未实行周一上午闭馆制度），我揣着根据《续修四库全书》本电子版打印出的观术斋钞本《夜航船》，登上了天一阁博物馆古籍阅览室。路伟老师和天一阁博物馆李开升老师（业内尊称“阁老”）已经在了（当时阁老还管着主要由朱鼎煦旧藏构成的天一阁“朱家库房”，等我来年再访天一阁时，他已去了“善本库房”，而天一阁博物馆也早已实行了周一上午闭馆的制度），藏于朱家库房的、之前从未有人注意过的新发现抄本，也已整整齐齐地摆在案头了。那天是路老师带着我一起校书，并且跟我提了几个注意事项，包括注意避讳字，尤其是可根据避讳字对抄本进行断代的知识。

  路老师和阁老一起帮忙校书的那个周一，我校阅的进度极快，除了顺利完成第一册（全十册）通校以外，还给第二册开了个头。而在第二天，路伟老师因为有事回了杭州以后（他也说本来就是想第一天先带着我一下，后续部分还是应该由我亲自校订、全盘负责）也把第二册看完了。最初我在宁波订了十二天的旅店——我预计全书大概十天左右可以校完，之所以要住十二天，是因为天一阁只有平日白天开放，周末不开。而且我当时知道，天一阁就在月湖之畔，而月湖是个景区，我也颇想趁着周末，去月湖玩耍。工作进行的头两日，我觉得自分估计颇准确，状态好的话可能八至九日就能完稿，心下便有些期盼周末的到来了。

  中途有个小插曲，之前读中华书局本《夜航船》时，我留意到李小龙先生在出版说明中说《夜航船》卷二〈地理部〉“景致”类“海市”条之后有“诗八章”三字，无头无尾，但底本似未缺页，颇为奇怪，而浙江古籍本于其间多出了九则条文，并且上下文文从字顺，虽不知何据，但仍暂据浙古本补充。我在根据这个新见抄本覆核时，发现新见抄本此处文字，内容与浙古本完全一致，颇感怪异，甚至产生了刘先生是不是实际上见过这个抄本的揣测。

  我将此事报告给路老师，路老师说，天一阁古籍阅览室的电脑可以在线查阅馆藏大部分善本古籍的图像，观术斋钞本正在其中，让我仔细翻翻看。我一翻检，发现浙江古籍本“多出”的那段文字，其实在观术斋钞本里原原本本分明都有，实际上是《续四库》本硬生生漏印了两个筒子页，这才对书局本的整理者李小龙先生产生了严重的误导。当时我如揭开疑案一样，很是欢喜。也因为话多嘴快，我在某个群里说了此事，才被报告给李小龙先生，由是有幸攀交，这是后话。

  然则那年寒假，在杭州的时候已经因为初到遇雨，而且当时还不习惯在长江流域的“南方”（毕竟闽南相对江南来说还是“太南了”），不懂得要开暖空调，是以那个淋了雨的晚上冻了个哆嗦，半夜才想到有暖空调这回事，其时已有着凉迹象，临到离开杭州前去江宁的那天，咽喉乾涩发痒已是难当。而旅次南京时，又由于暴雪的缘故，尽管昼时校书疲惫尚未尽消，入夜后却怎么也抑制不住自己跑出来踏雪赏景的冲动，这一出门，没有一小时是决计不会回来的。现在想来，大抵自己这种典型的南方人特征，也加重了受寒的病情吧。

  是故哪怕到着南京当晚我便去药房开了药，但是在抵达宁波的第三天，吃完疗程的同时也宣告了药石罔效。那个时候我的状态已经非常糟糕，校书时止不住地咳嗽。加以上呼吸道感染的特性，每到白日方甦和夜间将寝的时候，更是咳得几欲呕逆，是故在宁波校书的最初两天夜晚，每每因此夺眠。但每到白日，都要赶在天一阁开馆时入馆校书，不敢懈怠，所以那时都是到馆填完提书申请单后，便伏在桌案上假寐，等阁老拿出《夜航船》抄本出来以后，再爬起来校书。

  天一阁博物馆的老馆员楼国梁老师心疼我抱病工作，每天都带一次性口罩来让我戴上（这个习惯甚至保持到了次年寒假我再访天一阁时，不过好在次年已是暖冬，我的身体情况比较理想，没有给他添麻烦）。甚至有天下班以后，他直接带我去附近的诊所问药。我之后每天按时服药，但是一如在南京一样效果甚微。

  我实在是忍不住咽喉的疼痛，最后在宁波住了九天，其中在天一阁校书总共是七天时间，紧赶慢赶把全书校完，在第二周的周三回了家。至于中间的周末，我自然是窝在旅舍里歇息，没有如先前设想的去月湖。那时，我学会了点外卖。

  离开宁波时，真是带了一种有类临阵逃兵或是败军之将的感受。而待到回家去本地诊所就诊时，医师暗示我的病情已接近自然好转，所以他给我开的方子，虽然用药确实挺猛，但是疗程不长，大抵与此有关。而我那时多少也有些后悔，后悔自己没能更坚强一点，如果“轻伤不下火线”，没准就能校得更仔细些了。

  四

  过了年节之后，我的精力基本都投在《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上，直到大二的暑假，我才又想起《夜航船》的事情来。于是在离开学校回家之前，我先写了一篇关于某个颇为畅销的《夜航船》坊本的书评。回家以后，又把寒假通校全书的成果做成一个校勘表，并补入我根据中华书局本订正浙古本的内容，拟了一篇整理前言，交给了出版社。

  在我把整理前言拟好之前，路老师给我看了贺宏亮先生的大作〈从避讳字看《夜航船》钞本的成书年代〉（这里的“钞本”显系指观术斋钞本）。其中他根据避讳字判定观术斋钞本应成书于道光即位以后，因其“对康雍乾三朝的避讳字，都严格遵循”、“嘉道两朝讳字，有避讳写法，也有正写，比较混乱”（特别提到嘉庆帝讳“顒琰”的“顒”字此书无），以及咸同光宣四朝帝讳此书或未见或均不避，故有此推断。

  而根据我翻检全书的结果，“顒”字《夜航船》有三处，两处均缺末二笔，显係避讳。而道光帝讳“旻寧”，“寧”字作“寕”，恐怕并不能作为避讳的确证（当时已经着手进行张岱《和陶集》的整理，周作人于其旧藏朱景超抄本的题跋中写道：“所署‘戊子’，当是乾隆之三十三年。……又‘寧’字皆写作‘寕’，则或是帖体，而非避写也。”是一佐证），又“旻”字全书不止一处而皆不避写，是故当并不避道光讳，所以认定为嘉庆年间抄本。

  至于新见抄本，则是康雍乾三朝帝讳偶避偶不避，可见其避讳极其不严格，但起码是避讳了的。嘉道以降帝讳完全不避，是故可见其是乾隆年间抄本。而且这个新见抄本的文本质量非常高。刘耀林先生整理观术斋钞本时，对其中的误字已经多所订正，而翻检这个新见乾隆抄本，许多观术斋钞本误字，此本并不误。加之它年代更早，也就愈发显得有价值了。

  是故，这个整理前言写得很像新见抄本过眼录式的版本价值表章文字，当时有个小小的野望，就是想因由自己的努力，让这个抄本的价值被更多人认识到，尤其是希望天一阁博物馆官方能将其也立为善本。因而后来听路伟老师说，有人打算编印一套张岱作品的古籍影印丛刊，而《夜航船》仍用观术斋钞本时，我便和他说，如果不改为印行这个新见抄本，那就无足观了。路老师说，本来他对于这个丛刊的编印选目就不太以为然，而今我们亲自整理过一些张岱作品，都知道具体的“文献情报”，就更不必以为然了。

  草拟完整理前言之后不久，我离开闽南去了沪上，参观上海书展。那是我的上海书展参观初体验，也是自己大学以来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但是我对自己2018年寒假的工作放心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于是2019年寒假，我决定再去一趟天一阁，将此书再行通校一遍的想法。

  我重新打印了一份《续四库》影印观术斋钞本，将去年的校勘成果全部移录到这个影印件上，并且把之前从中华书局本看出底本有误的部分全都圈了出来。根据我去年的校勘经验来看，虽然《夜航船》抄本有十册，但即使是首次校勘，只要工作状态良好，满打满算八天就能校完。之前之所以七天校完都有一生悬命的感觉，无非因为自己身体状态不佳，影响了效率和准确度。

  是故最开始时本拟五天校完，随后去南京游玩一圈再回家。一来是2018年前往南京校书的时候，由于工作缠身，未能欣赏金陵胜美，这次很希望能够弥补这个遗憾；二来是2019年寒假完成了北京图书订货会初体验的同时，也认识了凤凰出版社的林日波老师，说来也“不是冤家不聚头”，他居然是凤凰社《张岱全集》的编辑。我很希望能在《夜航船》工作结束以后登门拜谒，并且向他汇报《夜航船》的状况，亦就与《张岱全集》整理有关的事项和经验向他请益。

  凤凰、浙古两家由于“张岱全集”、“俞樾全集”项目撞车，因而互相引为敌手的事，先前早有耳闻。而我在听说凤凰社《俞樾全集》整理团队阵容以后，觉得这次浙古社定然不是对手，是以后来，当我得知我的朋友太史露参与浙古版《俞樾全集》外编，又认识凤凰社《俞樾全集》编辑的事情，便私下里跟他说，要多帮衬着点凤凰社，这个阵地浙古必然赢不了，既如此，一定要让凤凰也做得足够好才行。而我固然因就《张岱全集》一事已经在浙古社“上了贼船”的事，必然希望处处压倒对方一头，但是整个2018年，自己朋友圈的“民调”显示，大家依然对凤凰社《张岱全集》翘首期盼（尽管我在2017年暑假初次参与北京书展时，从时任凤凰社社长的姜小青老师口中得知《张岱全集》面临因主编过世而难产的情形）——哪怕这些朋友不少是经由浙古社读者群认识的。所以也希望凤凰社至少能不输阵仗，心下有些自私地想，做到不如“鹧鸪家”这么好，但也能形成各擅胜场和互补的态势，那是最好的。

  但是才校了两天，便觉得自己的决定有些托大，我的工作状态仿佛没有先前预想的那么好，而且去年的工作情况也比我想象的要差。是以校书才到第二日，便退了前往南京的车票和旅店，续订了在宁波旅店的居住期限，告知林日波老师我无法赴约了。于是未能去南京旅游，再度成为自己的又一大憾事。

  然则校到周四，发现自己逐渐轻车熟路、得心应手了起来，截至周末，也即四天半的时间，已把大部分工作量完成，剩下的工作一天就能看完了。而在下个周一，尽管只有半天的开放时间，大约由于自己觉得胜利在望，所以欢喜之馀，无意间也加快了速度，完成了覆校。相隔一年时间，我觉得自己总是有所进步的，原先校书时有疑的部分，这次覆校解决了，原先校书不疑的部分，这次有疑了，并且添加了不少理校校记。最后，我交了一份比初稿篇幅增加了一半左右的分卷校勘表第二稿给了编辑，同时修订了整理前言。

  可尽管只比预想的工作时间多了一天（其实早先虽说是预想五天完成，但是实际一周工作时间只有四天半，毕竟打了折扣），却由于周末空档的缘故，导致时间上有些尴尬。是以哪怕提前完成了预期，但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南京了。

  多出来的一天时间，我去了梁圣君庙——我从《夜航船》中读到的，梁山伯是宁波人。作为景区，梁祝庙门票要价50元钱，属实让我觉得有些讶异。而在登临梁圣君庙大殿的时候，我虽然内心中有种强烈的想拜庙的情绪，却因为拜庙上香要收费这点细事而打消了念头。伫足于梁圣君墓的碑侧，我不由产生了莫名的忧愁情绪，好像有些悲观的想法不住地涌上心间。

  五

  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春季学期，也就是2019年的上半年，我开始了漫长的与《夜航船》校样厮斗搏杀的历程。

  因为整理思路是基于旧校注本删去注释进行修订，所以排版员的工作方式是录入原先是简体横排本的《夜航船》校注本，再转为繁体，交编辑审订。而那时负责此书的编辑繁务缠身，对于这部书稿只能做到兼顾，是以审订工作属实不够精密，加之编辑是以旧校注本为底本进行核对的，所以有些“正字”与底本用字难免存在出入，而我是不太支持把古籍原书通行用字一律改为国朝“正字”的，这在无形中就加重了工作负担；加以刘先生当初的校注本就有些与底本对不上，而且这些地方恰是校注本的错讹之处，这固然有限于当时的古籍整理条件（只能靠手动抄录）所以整理工作未能尽善的原因，而当年旧版的编辑可能也未能覆核底本，若是允许以今律古吹毛求疵的话，可以说旧校注本的责编也是有责任的。所以我在核对观术斋钞本时的心情，用“临渊履冰”加以形容并不夸张。彼时，我有段时间甚至不在平日子夜熄灯的寝室过夜，而是到通宵自习室熬夜看稿。

  顺带一提，审读《夜航船》校样之前，我为浙古社的另一个“全集”项目到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的善本阅览室调阅原书核对底本。前两卷好像点校质量不错（后来才知道，前两卷因为是抄袭钱谦益的文章，所以整理方的操作方式是先找钱仲联先生的整理本录入相关文字，然后据这个底本改一遍，改一处写一条校记的取巧方法做的，所以明明是“钱仲联标点，×××校订”），而后续几卷实在令人无语凝噎，以简体录入而转繁体且不加核对已经无法使我出离愤怒，他们的情况是根本连认字都认不会，标点更是一塌糊涂。问了编辑才知道，浙古虽然被有些同行赞为“庙小神仙大”，毕竟平台偏低是事实，作为小出版社身不由己处实在不少，多有大社因为初审质量不合格而退还的稿子，整理方不加修改就丢给小社“接盘”，而小社有时也只好硬接下来，只好强行克制不行使退稿权，只好帮着整理者把烂摊子收拾好——按说编辑的工作是“锦上添花”，但我们不是，我们是“雪中送炭”啊！先前的《全民国词》，不就如此么？而我彼时审订这份外编稿的心情有多差，也就可想而见。是故，在对于《夜航船》能让我觉得轻松愉快的期待落空以后，我的心绪显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又及，本来我的设想是，因为《张岱全集》体例而删去的旧校注，主要删掉解释字句的注释，而提示条目内容出处的注释和校改文字的校语一应保留。但是当时编辑只保留了校语，而提示内容出处的注释没有保留。后来在我的坚持下，之后的一次校样便补充了这些注释。

  自然，我还得再审一遍注释文字，保持用字与正文用字的对应。加之，此时我也意识到自己当年取书局本与浙古本对校的工作到底有多粗疏，所以这次通读之馀，我另拿书局本彻头彻尾对校一过，又增补了好几条校勘记。

  这两次通读工作，分别大约在国际劳动节和夏至日完成，我也因而两次修订自己的整理前言，并将其由“校订前言”改名“重版前言”，而刘耀林先生当初撰写的前言，则改名“初版前言”。

  那段时间的艰辛自不待言，我也屡次产生退缩的想法。但是一直咬着牙蹒跚前进的缘故，除了自己忝任校订（并且起初便说好要在本书上署名），就应当为此书尽责以外，还有一点心曲，就是希望把这个凝聚着自己心血苦劳的校订本，与彼时的“我所思兮”者为寿，正因为投注了最多的心血，所以自然会认为这是给自己所珍视的人的最好的礼物。

  2019年7月上旬，我带着遗留错误已经不多的《夜航船》新校样，再次前往宁波天一阁，这次是将全书的改字再与校本核对一过——我在春季整理校样时，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所有的校改都用“（ ）”和“〔 〕”标示了出来。往后这个体式为我的审订和覆校提供了莫大方便，此不赘言。核对完毕以后，我感觉此书这样就能定稿了。

  也在这个时候，因为和路伟老师合作重新整理《快园道古》，我在新发现的《快园道古》部分卷次抄本中找到了可能为《夜航船》“前身”的《博物志补》的又一记载，比《和陶集》提及《博物志补》的部分更详细，只是明确记载此书“失于兵火”的文字，终究让人觉得有些失落。而路老师为了考察《快园道古》流传史，翻阅了其前任藏家董金鉴的日记，在其中找到记载“《夜航船》十本”的书账，我们觉得既然此本有十册之多，应当就是张岱《夜航船》无疑，虽然说没有更详细的信息了，但至少确定了董金鉴与《夜航船》必有联系。此外路老师还翻了《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找到了许多张岱著作的著录条目，这些信息也都被我加入了最终改订于是年季夏的“重版前言”中，仿佛万事俱备，而这次征途也即将凯旋。

  当时我亲谒浙江古籍出版社编辑部交稿，并且得知原先的编辑因为职务升迁的缘故，拟不再任此书编辑，而将这一工作交给一位年轻编辑，我也与这位编辑见了面，交流了此书的情况。在这书稿交接过渡的期间，我和路老师计议已定，把这个初步校定的校样，寄给他的好朋友苏州图书馆卿朝晖老师审订，当时这部整理稿的署名方式是“刘耀林整理，郑凌峰校订”，我们的想法是为卿朝晖老师署名特约编辑；如其审订意见较多且大都被采纳，必要的话与我合署校订。

  六

  但是就在责任编辑工作交接以后不久，我得知的信息是，本来满怀信心要与刘耀林先生家属沟通取得授权的承诺不克实现，虽然这在此书的原任编辑来说，非战之罪，但这就导致要对已然经历一次次“改头换面”的原稿，进行一次近乎“推倒重来”的翻修，换句话说就是“另起炉灶”。原先希望躲在刘先生的名号身后的我，不管再怎么弱小，再怎么不情愿，这次必须出来“独当一面”了。

  而在季夏交稿时，我的计算是，如果经过不出半个月左右的审订，就能允许此书以小修小补的面貌付梓，大抵在依然酷暑的孟秋就能拿到样书，也就能以此为寿。但若是要“另起炉灶”，即使我是大神仙，也决计不能于初秋便克蒇事。不过，也没有必要了。

  季夏之杪，失爱于人。

  孟秋之初，我因为调查《石匮书》版本一事，旅居上海一月。最先的十日，每天赶早前去上海图书馆翻阅《石匮书》，记录异文，并向路伟老师提供见闻和情报，我们都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之后暂时搁置了《石匮书》的问题（其时路老师希望我将已经校理出的异文一一落实到电子文档上，但彼时我已经因情绪问题觉得意兴索然，一直搁置着没有做），路老师又指派我调阅一份文献，这份文献是苏州图书馆卿朝晖老师负责整理的项目中的一个稿抄本。我把这份稿本的誊清部分校过后，发现剩馀部分都是草稿，自己是无能为也已了。

  八月初抽出两天时间前往苏州，从卿朝晖老师手中接回经由他校订的稿子。卿老师说他对刘耀林先生的校改是有些不以为然的，尤其是其中有一些校改观念明显过时了，与如今的学术理念并不相符云云。大约因为刘先生出身报界，是故尽管他敏感地知道《夜航船》原书问题所在，并为所有未标明出处的掌故尽可能查对了出处，也对已有出处的条目部分核对原书作了校正，却也有失察处，也有过度校改处。

  我和卿老师说，社里已经决定不用他的校注，另起炉灶了。

  说这话时，根本没有任何“终于轮到我大显身手了”这样的情绪，虽然说也尽可能克制了自己因为骤然失去依托而有些不安的念想。

  “挺好啊，确实，真的不如你自己做一份。”卿老师对我还挺有指望。

  从苏州回上海之前，我这样问道：“对了，这本书是不是应该我们合署？”

  “不必了，我现在也不需要拿这个评职称什么的。你还年轻，你更需要有些事功。”卿老师不经思索便道，“而且这部稿子主要凝结的也是你的心血嘛。”

  其实按理说这次另起炉灶，端赖卿老师的审订才能完成。或者说，实际上是卿老师指出需要校订的文字，我只是听其指挥部署完成查检校改的体力活而已。

  于是，我回到上海，结束了《石匮书》的版本调查工作，并将自己所见情况汇报给路老师。入冬以后因为此事，应社里要求写了一篇简短的考察报告，这是后话。上海书展期间遇到路老师，又和他说了《石匮书》和《夜航船》的情况，主要就《夜航船》的署名方式交换了意见。

  之后我给新任责编发了信息，一是将原有的刘先生校注尽数删除（好在早先已经可以将自己的校订成果与刘先生原有的校注刻意区分，没给责编添太多麻烦——不过责编后来将所有刘先生原有校语而我加了补校的校注部分保留了下来，这是方便我参酌修改的高明举措），二是改变原书的署名，改为“郑凌峰点校，卿朝晖审订”。

  只是在《石匮书》调查工作和上海书展都结束以后，我不知为何，突然心情低沉忧郁。这才知道，起初失爱于人时，虽然已有以泪排解，但终究是自己彼时仍以既定的校稿工作和将至的上海书展作为重心，而勉力维持住了情绪。只不过那段时间，我沉溺于反复翻阅钱稻孙翻译的《源氏物语》第一帖〈桐壶〉，反复玩味着两句歌。

  “临到歧途悲欲绝，不胜薄命恋残生。”

  “铃蛩声竭无边恸，泣尽长宵泪有馀。”

  当这一维持情绪的手段消失后，我也自然再没有克制的理由了。

  七

  在翻了卿老师审定过的整理稿，发现卿老师已经将可能的遗留问题——尽管比我想象的还多，可见刘先生改订和失察不过是五五开——基本全数列出，其实我只需“按图索骥”就行；尽管我在一种不知能否算作“哀兵必胜”的诡异氛围中稀里糊涂地顺利推研，少了后顾之忧；尽管大学四年级秋季学期课业负担相较之前显然更轻，尤其是与大学三年级春季学期相比。但我还是无法走出难以消解的悲哀情绪，始终提不起改订校样的笔。

  原来自己一直没有过所谓的“独立”，心理仍是太需要依赖，仿佛没有因寄所托之人与事的话，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就被消解了，不存在了。又或者说，我的意义和价值太需要通过被认可才能完成实现——并不具备自我实现的能力——是以所谓“失爱于人”，更多地给我带来一种自己被彻底否定的强烈暗示。而在这样的全盘否定之下，我一时方寸全失了。

  十月下旬，我才如梦初醒一般，感觉走出了这段低落情绪。十一月初，结束令我惴惴的期中考试后，我开始审读《夜航船》校样，“另起炉灶”重写校勘记。其实谈不上是“另起炉灶”，毕竟自己之前的校订工作已经提供了相当的基础，这部分工作被继承下来以后，按说最为“体力活”的部分已经完成了。

  彼时并翻阅台湾学者徐世珍的〈张岱《夜航船》研究〉（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初编第三九册），中有专章论述《夜航船》的题材来源。我略微看了一眼，便知道和佘德余先生的文章思出一路，实在没有太大的价值。

  那段时间我是一个典型的“古籍库学者”，检索疑其有误的相关文字，尽量确定原始出处，而在种种内容与措辞都接近《夜航船》条目面貌的诸种类书中，根据相似度或列入、或排除。

  那个时候我在想，也许我一直在通向自己理想反面的大道上一路下坡，而且还是任性地走在这条路上。

  从一开始当我还是“校订”而非“点校”的时候，我就希望无论是否确实有校勘价值，要将刘耀林先生关于条目内容出处的注释尽量保留，哪怕会因此平添不小的篇幅；等到我亲任其事的时候，虽然只在有校勘价值之处会出相关校记，但是其实自己并未接受过史源学教育，甚至也不曾翻阅过陈援庵先生的《日知录校注》，就这样率尔操觚，会不会太轻佻了？而且有时候不管再怎么比对排除，不管再怎么想确定具体条目致误缘由是沿袭哪本书的结果，到头来可能因为无法确定排除而列出一长串书名，也可能因为尽管确定了大体来源，但好像并非原封不动地照搬而不得不在未能小心求证的前提下便作出大胆猜测。

  其实上海书展期间就与一些友人碰面讨论过，尤其与自己所在的一个名为“编委会”的小群的主要群员见面且谈笑风生。在那个时候已隐然便有了“另起炉灶”的思路——整理《快园道古》时，有些有疑问的条目我都用古籍库进行了检索核对，但是核对的结果是查出许多与《快园道古》文字雷同，且年代明显要早于《快园道古》的典籍，其中尤以焦竑和冯梦龙的书为多，这就与佘德余先生〈从张岱《快园道古》的编撰看其辑佚〉一文的结论不符——这篇文章枚举诸多张岱《快园道古》记载史事的原始出处，认为张岱是参酌这些书籍进行摘编的。但是从古籍库的抽样检索结果来看，张岱此书明明是大量倚赖“二手文献”编纂而成的。《夜航船》想必亦是如此，而且既非《快园道古》那般多录明季之事，又加以篇幅更大、涉及领域更广，自然错漏也要更甚。

  也是那年夏天在沪上，我们“编委会”还曾一同批评某个新刊古籍整理本，尽管努力有馀，但是我们实在不能给出很好的评价，因为此书的整理体式，说得好听些是“自出机杼”，但要直白地说恐怕便是“自嗨”，有通行法而甚善，却是不愿去做，反倒是弄出一堆“外人”难以索解其意义的自造体例来，其实很不便使用。我是觉得哪怕持守“民科”的自我认同（目前我也是以此自居的），只要对通行的规范愿意接纳，本着便于学界利用的态度（也即能融入“话语体系”），做出的整理本想必自有其闪光点；若是排斥体系，拒绝对话，自足于某种“别出心裁”的自造系统，其不期然而然的缺陷反而会掩盖原或有之的优长。

  在之后，“编委会”的成员也讨论起一些别的问题，从徐陵集、庾信集谈到六朝别集文献的整理。照例是批评那个撇开吴兆宜笺注而另起炉灶做校笺的人，尔后涉及到这位校笺者的行为及目下集部文献校注的不良风气。

  以致后来当太史露在“编委会”群里谈到，某些以别集校注为题的学位论文如何如何质量低下时，便用“有×××（校笺者）之风”，我们也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对数据库滥用也就罢了，关键是有了数据库以后，自己却没有甄选剪裁之力，反而成了数据库的搬运工，经常把似是而非甚至谬以千里的检索所得写入校注当中。

  如今自己回看，却不禁哑然。是啊，去岁上海书展时，我也曾如此反对自满自嗨，如此反对不加拣择地滥用数据库，甚至就以这两位整理者的名姓分别作为两种不良风气的代言。但而今自己就《夜航船》整理的所作所为，会不会在很大程度上，是背离了所谓“初志”呢？

  八

  今年初，当瘟疫仍是暗流涌动，而表面依然歌舞升平之际，我暂别雾霾笼罩的帝京，南下冬阳暖照的宁波，又去了一次天一阁。取校本核对改字，发现之前查核资料覃思所改的校勘记，有好几条都可以改成简单的“底本误据校本改”。省下一些字数，宛如这样的话书的定价也可以降低一点点似的。

  有时候我也觉得奇怪，按说明明定价高对作者有利，尤其浙古社不以我卑鄙，愿因《张岱全集》凝结大量艰辛，以及张岱本身作为一个大IP所能带来的常销价值两方面要素，给我开具自己先前也未敢妄想的版税，但我却总是希望可以让定价便宜个几块钱，嗯，哪怕是几块钱。

  路老师说，准备的书影插图似不够，毕竟凑足整数印张页数最方便，目前是单数张彩图，显然不行的。据说，最好是四的倍数。手头已经有七张，再多复制一张就是八张，但我有一些别的考虑，所以可能会凑到十二张。只是，自己核对校本的操作过于极限，直到闭馆时才堪堪对完，已经没时间申请书影复制了。

  中午和阁老吃饭的时候，阁老说起最近几日在忙着去财务报销的事情，提及因为自己涉及的学术项目与出版业务，在博物馆里实在罕见，不如高校那般熟练（“高校已经是流水线操作了，这是一般文博单位难以企及的。”阁老如是说），经常遇到诸如不知道应该走何种程序、到何处报销的问题。而且馆里的一些相关规定又很烦琐，分几笔报账诸如此类。

  “看来天下学问，最难对付的地方还不是夜航船，而是财务办公室。”我们一同笑称道。

  晚上仍和阁老一同吃饭，提及自己毕业论文就打算写《夜航船》，特别说到我曾经有过一种妄想，就论文正文可能才两万把字，附录两个古籍整理本。阁老开玩笑说，那你直接把古籍整理本给交了嘛，就说整理前言可以充当论述部分。

  阁老研究明代古籍版本学，近期因研究题目的缘故，较关注明代藩府刻本。他说到目前在看一本由博士论文出版的书籍，这人是以引用古籍原文代替行文，实则没有多少自己的观点。这样就算了，引用的古籍没有点校本，作者自己引述的时候就自己标点，破句多得不堪言。他说，去豆瓣打分的话这书最多两颗星，不能再多了。所以阁老也说，现今论文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问题（问题意识）。

  我说到自己只沉迷小的学问，对于大问题没有兴趣，换句话说大约对于学术已经没有热情了，喜欢整理古籍无非就是玩物丧志。阁老说，本科和硕士期间是这样的话，倒也没什么要紧，但是博士论文最好还是在一个所见多广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有宏观面向的研究。就比如说古籍整理，以大量的古籍整理作为实例，从中指出惯焉不察的问题，并且提出新的反思和范式，那才是真正的嘉惠学林。如果没有这点面向，只是做某个生僻的专书整理与研究，功力又不足的话，难免流于自嗨。

  这么说，我还挺庆幸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尽管不免于“以某书的整理为例”这样的小题目为标的，但起码有一种范式的关怀在那里。

  遥想去年季秋，就在我确定《夜航船》重写校勘记的思路，而正式开始工作之前，还经历了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当时我的想法是重点攻《快园道古》及张岱其他的明史史学杂著。但到了学期末，是联系导师改题目，以《夜航船》为主，《快园道古》兼顾，其他著作恐怕是顾不上了，而且就“史源学”来说，也没有这两本书那么典型。当然还有一个理由是，从《快园道古》卷二十《博物部》，我看到这两本书在撰述精神上的承继。

  记得在开题报告开始前，我已和在场的一位老教授说起自己做毕业论文采取的思路。当时我说道：“其实是我在做张岱作品的古籍整理，论文之所以选这个题目，主要是为提高整理质量服务，说起来有些假公济私的意思。”言下还有些惭愧。老教授闻言笑了：“哪有什么假公济私？这就是学术。”

  这句谬奖的话，我记了很久。

  九

  从开始接手校样，到如今把基本校定的校样交还社里，一年以来，我的心境与心态，都有些不一样了。

  我放弃的念头越来越多，放弃了对学术的追求，放弃了对恋爱的期待。

  早先说着自己想当编辑的时候，屈尊枉交我的编辑（其中不乏学者型编辑）大都好言相劝，说是年轻人入这行不值，有些编辑前辈不惜错爱，说我干这行是“屈才”了。只是之后，我在一次复一次的练习和实践中，觉得自己不论就天分还是心性，都不適合从事学术工作。是啊，本来于颖悟就匮乏了，加之我又喜欢赖在自己的舒適区里不走，不愿意因此下扎实的苦功，同时更对“要做第一流的学问，非如此不可”的激情越来越不感兴趣，知道自己喜欢粗浅浮薄之学，尽管对于“沉潜考索”和“高明独断”依然崇敬，却觉得是可望而不可及了。

  至于“所思在远道”，除却纠结与痛苦之外，实在未能带来什么显著效应。“不被人接纳的温柔都是没有意义的”，在季夏既望写下这句话的我，未曾刻意预见但也已经预见了这种一语成谶。去年季春时好不容易有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以及初夏时说好的要在初秋日做完手头的书作为寿礼的事，都在季夏之杪如碎片一般全部破裂。而我也会觉得，自己这样的心血投注和情感寄托，只是别人希望甩掉并且远离的包袱，而被我这样的人喜欢，其实或许一开始就是对人的困扰了。我数度希望从这样的泥淖中挣扎出来，这泥淖却是沼泽——我越是希望自我肯定，越是有形形色色的人的言行在证实我这自我肯定的可笑，结果是强化了这种否定，只让我越陷越深。

  往后我每每不惜用最夸饰的语句，来表达已然竭尽全力的，失败者的情绪。

  但在最后仍然强迫着自己去面对需要另起炉灶的《夜航船》时，我却逐渐，仿佛从中重新找回了曾经迷失的自己。既然注定了要失败的话，那就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也不怕会不会被否定，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就是了。而手头的《夜航船》也是，尽管越做越怀疑，自己的做法到底何种程度上可以实现自己的学术关怀，不负初志，但既然已经这样做了，希望在接下来有限的时间里能一以贯之，做完就好。我也知道，自己注定会为过度校勘而饱受非议，就像我的温柔从来未曾被任何人接纳过，是故只是徒然且遭受否定一样。但是，这是为了我自己。

  还记得去年岁冬，和前辈学姐提起过人生意义与价值的问题。那次讨论于我而言真是一次启迪，我想到以前总觉得自己把人生意义寄托、依附于外物，仿佛没有外物，我的人生也就没有意义可言了一样；但是现在倒不妨这么想，自己对“外物”的寄情与这种寄情必然带来的“内化”，可能正是我的价值与意义。

  在即将开赴今年初前往天一阁的行程之前，我偶然与同住时间不久的前室友在宿舍晤面，寒暄以后竟久违地开始了长谈。我说，我现在就是不喜欢做研究，就想着校点几部古籍，“了却几卷残书”，不管这是不是“玩物丧志”也好。对于哲学和人类学颇有体悟的前室友说，“玩物丧志”也是一种处世态度，没有什么不合法、不合理的地方，主体性得到自足也就是了。

  陆小姐写过一篇书评，提到范景中先生对“为什么要读书”的答案之一是，“可以了却生死”。

  烨伊小姐姐说，“很多事情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不是所有的呐喊都没有声音，也不是每一次多情都会错付。”

  よいさん也说，“可能还是要喜欢自己和自己的人生，即使有些事和坚持于世界无补，对己不是如此，总是这样想，也可以聊以自慰的继续坚持下去。”

  十

  去年初，路老师与我合作整理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合刊本出版后，我带着社里给的样书，与北京的橙子和柿子两位老师见面。当时栾保群先生大文〈浙古本《陶庵梦忆》读后〉发表未久，虽然知道自己尽心尽力而且学力有限，加之自古校书总不免有错（《陶庵梦忆》因版本繁多而多次回炉返工，《夜航船》则因情况复杂而反复推倒重来，这两本书的整理过程，形象地教会了我“校书如扫落叶”这句话怎么写），要想自我开脱总是有藉口，但还是觉得受到了打击，自认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故，和橙子与柿子两位老师交谈时，我说到虽然相信自己的工作有意义，但是以自己作为本科生的水准（又或者说以我的水准，放在我的大学能不能算是具有“合格”学术水平的本科生，本身也值得怀疑），去做开拓性的工作，总是不免犯下许多错误，可能用“草创艰难”都不能洗刷，所以对于自己能否胜任和是否应该去做这些事情，我是有深深的自我怀疑的。

  橙子老师说，本来做开拓性的工作，总是不免要出错的，若不是严重的错误则应当被容忍；固然可以选择原样步武前人，放弃开拓，四平八稳，不出差错，可是如果这样的话，恐怕自己也不会甘心吧？

  去年阳春，到北师大听讲座时，有幸与书局本《夜航船》整理者李小龙老师见面。他见到我时，还是不忘提起我赴天一阁调阅原书后得到的情报，我也因而过蒙他的提携和谬赞。

  在白文整理本和文白对照本都出版以后，闻说出版方动议为《夜航船》出版译注本，李老师本想邀我为其佐助，我以自己俗务缠身和水平不足为由推辞了，实在当时自己的《夜航船》点校本尚未完工，不敢率尔操觚。然则如今我却有些感谢当时的懦弱，因为对于《夜航船》进行深耕式校勘，确实是那之后的事了。我希望李老师能成为作者、审订者和编辑以外，此书付梓后的第一位读者，毕竟尽管自己的低能实在有负李老师美意提携，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尽到辅弼之助的。

  尽管因为自己效率低下而担心有人捷足先登，同时也为保守“商业机密”，关于新发现的乾隆年间抄本《夜航船》及其优长价值的事，我一直没有公开说。只是去年寒假在天一阁时，已希望帮林日波老师问问如何全本复制需要的古籍，但是博物馆领导并没有把乳臭未乾的我当回事。这点来说，至今自己仍怀着有负嘱托的歉仄。

  现如今我的稿子已经交了，而朋辈私下过分的相传与揄扬，也为我的整理本吸引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关注，是以尽管因为书影的复制尚未解决，而每改订一遍校勘记就应当再覆核一遍底本和校本的工序，如今也还暂时欠着，可说是非得等疫情消退了、管制解除了以后此书才能付梓，但是这项秘密如今也可以公开了。毕竟原先以旧校注本为基础的思路，已经决定了我的整理本势必不能抽换底本，加之与路老师商量以后，认为《续四库》本毕竟流传较广，不抽换底本也能方便对照。只是总觉得不抽换底本还挺遗憾的，所以私心希望这项遗憾，能由凤凰社的《张岱全集》替广大读者弥补。

  在我将整理前言定稿以后，正是春月既望。我和阁老说起，其实自己一直有一个野望，总想把这篇自诩“无一字不在弥补学术空白”的整理前言，投给某个集刊文丛，只是总觉得自己不论资历或水平都远远不够呢。

  阁老说，不妨一试，他们正缺稿子呢，而且《夜航船》与天一阁关系密切，很符合集刊文丛的定位。说着，阁老把他们的投稿邮箱发给了我。

  陆放翁曾经感慨，“予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唱，犹不能止。”念及自己对于书卷，对于红颜，怀有的一片痴心，半生妄想，却又何尝不是如此？